匡衡，字稚圭，东海郡承县人。匡衡的父辈以上世代务农，直到匡衡这一代。匡衡喜欢读书，但家中贫困，还需要为人做工，以补贴家用。在学习之余，匡衡还要做工，也显示出匡衡精力过人。在当时，儒生们常感叹说：“不必解《诗》，匡衡要来，匡衡解《诗》，听者开怀。”

匡衡参加射策甲科考试，因为考试不符合要求，只被任命为太常掌故，后来又调任为平原郡文学。有很多学者上书，推荐匡衡，说匡衡精通经学，当世无双，应该到京师来做文学官；因为有许多读书人，愿意跟随匡衡在平原郡学习，匡衡任职的地方，距离京师不应该太远。宣帝看了上书，将奏书发下去，让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考查匡衡，匡衡面对着朝廷大臣，讲解《诗经》，阐明大义，回答得很好。萧望之上奏，认为匡衡精通经学，对儒学的理解，有着名师传承，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可以委以重用。在当时，宣帝并不重视儒学，让匡衡留在平原郡，继续担任文学。皇太子刘奭读了匡衡的答问，很欣赏匡衡。

宣帝去世后，太子刘奭继位，这是元帝，乐陵侯史高以外戚身份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兼领内朝尚书事务，前将军萧望之为副手。萧望之是一代名儒，做过元帝的师傅，有旧恩，元帝对萧望之委以重任，萧望之向元帝推荐很多有才学的士人。史高在朝中反而显得无足轻重，史高与萧望之间有了隔阂。长安县令杨兴提醒史高：“将军以先帝外戚身份辅政，在朝中的地位尊贵无比，然而，朝廷内外，对将军却并无赞誉之声，声望不高，这是为什么？因为还有些流言蜚语。这些流言说：将军幕府，为海内所仰望，但将军只举荐一些私属、门客，或者是乳母的子弟，将军对这些流言不以为然，讲得人多了，听的人也就会很多，流言将会传遍海内。富贵在身，没有众人赞誉，如同穿着白色狐皮衣，却皮面朝内。古人常担心这些，因此而煞费苦心，招揽名士。《左传》中讲：‘贤士难得，不能坐在家中等候，珍馐可口，不能坐等烹调享受。’这一类道理还有很多。平原郡文学匡衡是一位饱学士人，人们都赞誉匡衡，可惜匡衡还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现在匡衡在郡里做一位小官。假若将军能够推诚相待，将匡衡召至将军幕府，匡衡一定会很高兴，让匡衡参与政事，再观察一下他的能力，然后举荐给朝廷，我相信，匡衡不会辜负将军的举荐。因为举荐匡衡，天下人也会看到将军爱才，将军的声望，即会得到提高。”史高认为长安县令杨兴讲得有道理，于是任命匡衡为将军幕府议曹史，继而推荐给元帝，元帝任命匡衡为郎中，此后做了博士，在宫内兼任给事。

在当时，多次发生日蚀和地震，元帝向匡衡询问灾异与施政间的关系，匡衡上疏说：

臣听说在五帝时，礼乐不同，在三王时，教化各异，时代在变化，民风民俗也会有着相应改变，人们看待问题，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差异。陛下即位以来，崇尚圣德，开启太平，同情因为愚蠢而犯下罪行的官吏与百姓，这些罪犯被判刑之后，朝廷连年实施大赦，给予犯罪者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皇帝的圣德。但臣看到大赦之后，犯罪并没有得到制止，今天大赦，明天还会有人重新犯罪，结果又重新入狱，这样做，起不到引领官吏、百姓向善的目的。一般来讲，劝导百姓，要“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才能够达到教化目的。当今世俗，世人皆贪财贱义，喜欢声色，崇尚奢侈，寡廉鲜耻，放纵恣肆，纲纪失序，还有些外戚干预朝政，皇室的宗亲受到疏远，大臣们以姻亲结成死党，常心存侥幸，为牟取利益，不惜铤而走险。这种情况如果再不改变，即使连年大赦，也难以达到刑罚弃之不用的目的。

臣认为，要想改变社会风俗，应该鉴古知今。孔子说：“用礼让治理国家，治理国家还会有困难吗！”朝堂上的大臣，均为国家栋梁。公卿大夫之间，如果相互之间，能够循礼相让，百姓就不会为了利益而争执；公卿们如果能够乐善好施，百姓就不会以暴力相向；朝廷如果能够崇尚礼义，百姓也会同样效仿；朝廷中的大臣待人宽恕，百姓也会相忍相爱。做到了这四点，圣王不用严刑峻法，教化也能够收到效果。反过来，假若朝中大臣，说话疾言厉色，百姓自然会争斗不息；上有专横之士，下必有不让之民；上有逞强之心，下定有伤害之意；上有好利之臣，下即会有盗窃之民：上行下效，这也是必然的。当今俗吏治理百姓，不能够以谦让来实施教化，而是滥用刑罚，罗织罪网，陷人于有罪，这样做势必会导致贪财慕势，犯法者日众，奸邪得不到制止，即使有严刑峻法，也难以教化好百姓。这不是犯法者有犯法的天性，实在是风气使然。

臣研究《诗经》、《国风》，其中《周南》、《召南》对教化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按照教义去做，努力实践，懂得廉耻的人就会多起来。郑伯好勇，国人则喜欢搏虎；秦穆公崇信，士人则愿意赴死；陈夫人好巫，民众则喜欢淫祀；晋侯好俭，民众则喜欢储蓄；太王躬让，邠国人则学会宽恕。由此看来，治理天下首先要看提倡什么。现在奸邪肆虐，暴徒横行，可谓是登峰造极。我听说要实施教化，并不是要到百姓家中去，面对着百姓指导。只要是能够做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朝廷崇尚礼让，百官谦逊谨慎。推行教化，从朝内到朝外，由近及远，民众自然就学会了遵纪守法，不知不觉地悉心向善。百姓理解了和谐的道理，阴阳也就会和谐，百神随之响应，祥瑞嘉兆即会相继出现。《诗经》中讲：“商都繁华，四方循礼；寿考安宁，保我后人。”这是成汤的治理已经获得成效，保全了成汤的子孙，通过实施教化，移风易俗，最终又怀柔了鬼方。如今，长安是天子国都，百姓亲临圣德教化，可是习俗与远方相比，却并没有好在什么地方，郡国中来的人无从效法，看到的只是些奢侈淫靡，竞相攀比的风气。京畿本来是是教化的首善之地，是风俗转化的枢机，应该领风气之先，首先要纠正奢侈淫靡的风气。

臣听说天人之间，阴阳之气相互浸润，善恶都会有所反映，下面做的事情，上天也会有景象显现，阴阳也会有所感应，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灾害则会相继出现。现在崤山以东连年饥馑，百姓贫困，竟然还有人相食的情况发生，这些均是由于赋敛过重，民众赋税过多，官吏办事不力，而造成的结果。陛下敬畏天威，哀怜百姓生活艰难，首先减损皇宫中的费用，减少甘泉宫、建章宫的宿卫，撤销珠崖郡，偃武修文，希望能够像唐尧、虞舜一样治理，避免像殷纣王、周王室的衰亡。凡是看到撤销珠崖郡诏书的人，莫不感到欢欣鼓舞，大家都认为，还能看到太平盛世的到来。皇帝减省宫中的用度，减少奢靡的装饰，修订制度，整修朝廷内外，亲近忠正大臣，远离谗佞小人，避开郑、卫淫声，专注《雅》、《颂》德音，举荐卓越士人，鼓励直言谏诤，重用善良的官员，斥退狠毒的酷吏，彰显高士的情操，倡导奉公的责任，熟读《六经》要义，汲取先帝的经验，尊崇自然之道，强调教化和谐，以仁治国，匡正风俗，端正视听，海内外昭然领悟，本朝重视施政的效果，道德在京师内外均能得到弘扬，淑闻在域外也能够得以传诵，教化一定能够获取成功，礼让的风气也一定能够实现。

元帝听了这些谏言，很高兴，提拔匡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元帝喜欢儒学，对宣帝朝的政策有很多改动，上书言事的人，有很多人得到皇帝召见，人人希望自己的谏言能够符合元帝的想法。在当时，傅昭仪还有她生的儿子定陶王刘康，正在受到元帝宠爱，超过皇后和太子。匡衡再次上疏，说：

臣听说要治乱，要安定国家，首先要考虑到做事情的用意。创业的帝王受命于天，考虑的是将基业一代代传承下去，传至无穷。后世继位的帝王，考虑的是要继承先帝的遗德，继续发扬光大。当年周成王继承王位，考虑如何发扬文王、武王的圣德，将国家治理的成果归功于文王、武王，在治理中，取得了成效，其中也有鬼神相助的结果。《诗经》中说：“念我皇祖，陟降廷止。”意思是说成王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继位之后，做出成绩，即将功劳归功于鬼神（祖宗）的帮助。

陛下圣德天覆，向海内遍施仁德，可是阴阳仍然未能和谐，奸邪仍然猖獗，这是因为上书议政的大臣，还没有弘扬先帝的盛德，却争相议论先帝的制度，说这些制度已经不适合当今国家治理，要予以改变，更改后效果不好，又重新改回来，这样改来改去，大臣们议论纷纷，下面的吏民也无所适从。臣认为，国家不应该轻易改动已卓有成效的制度，徒劳地加以改变，这样做会使得民众无所措手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思考，留意祖宗的制度，稳定官员百姓的信念。《大雅》中讲：“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写的《孝经》首章中，讲的也是德的重要性。人们常说：“审好恶，理情性，王道即能实现。”能够尽其性，才能够尽人物之性。能够尽人物之性，才能够领会天地间的教化。治性之道，必须审有余，而补不足。聪明睿智的人，要警惕过于苛刻，孤陋寡闻的人，要警惕闭目塞听，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惕粗暴刚烈，温良仁爱的人，要警惕优柔寡断，沉静舒缓的人，要警惕错失良机，心胸疏阔的人，要警惕粗心大意。人只有了解这些，才知道如何弥补不足，再加上义理的修养，不断地提高认识，花言巧语，谄佞之徒，就不能乘虚而入。希望陛下保持警惕，以圣德来认识这些。

臣听说君王能够处理好家庭，才能够治理好天下，《经诗》从《国风》开始，《礼纪》从《冠婚》开始。从《国风》开始，是因为人情世故的需要，从中可以学习到人伦相互间的关系；从《冠婚》开始，是要端正好君王对于家庭的态度，防患于未然。福的来源首先来自于家庭，道的衰亡，也与夫妇的寝室有关。圣王在选择嫔妃时，须慎之又慎，要确立嫡妻的位置。家中尊卑有序，尊崇礼仪，妾才不会僭越正妻的地位，新娶的妾不能僭越原来妻妾的地位，家庭内部关系才能够和谐，不会出现错乱。尊宠嫡妻，庶妾要安于卑微，嫡子作为继承人，在举行加冠礼时，要饮用醴酒，其他庶子，不能享受同样的待遇，为的是突出嫡子的尊贵，不能僭越。这不是虚礼，不是虚应故事，是从家庭稳定，强调尊卑来考虑，礼发乎于情，这是表现在外的形式。圣人的一举一动，包括游戏玩赏，喜怒哀乐均有其规范；君王有了规范，天下人才会有所效仿，百姓模仿着去做，教化才能够获得成功。假若应该亲近的，却表现得疏远，应该尊贵的，却表现得卑微，奸邪之徒即会乘虚而入，最终会危害到国家利益。圣人强调，从一开始就要慎之又慎，防患于未然，不能以个人好恶，损害到国家利益。陛下圣德齐备，行为端正，天下可以无为而治。《诗经》中讲：“要治理四方，首先要治理好家室。”这是人们常讲的道理：“治理好家室，自然就可以治理好天下。”

匡衡担任太子少傅数年，多次上疏谏言，朝廷中廷议的时候，匡衡也会结合经书，陈述自己的观点，言辞中常带有经书义礼。元帝认为匡衡可以担任公卿，任命匡衡为光禄勋，继而任命匡衡为御史大夫。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匡衡代替韦玄成担任丞相，受封为乐安侯，享受食邑六百户。

元帝驾崩，成帝继位，匡衡上书，劝诫成帝在选择嫔妃时需要谨慎，还劝诫成帝要重视经学，注重仪表，以及做人的一些道理，匡衡说：

“陛下性情至孝，对先帝的哀伤思慕，常挂在脸上，没有时间游乐、射箭，重视慎终追远，常怀有哀伤之情。希望陛下不仅圣性使然，还要圣心安康。《诗经》中讲：‘茕茕在疚。’说得是周成王在举行丧礼后，思慕先帝，心绪常久不能平静，而后继承文王、武王的圣业，因而周代的教化得以成功。

匡衡说：“臣听老师讲过，‘选择配偶，是人生的另一个开端，是家庭幸福的开始。’婚姻大礼完毕后，君王才会有完整的品行，才能够完整地接受天命。孔子谈论《诗经》，为什么先从《关雎》开始，这是说受到尊崇的皇帝，作为百姓的父母，皇后的品行，也要与天地相匹配，否则不能够奉祀神灵，统领万民。《诗经》中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意思是说皇后一定要贞德淑行，品行端正，在表达情欲时，要合乎礼仪，宴饮游戏，要有所节制，只有这样，皇后才能够成为至尊的国母，奉祀宗庙。皇后是纲纪的楷模，实施教化，首先要从皇后开始，从远古至今，夏商周三代的兴废，均有着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希望陛下能够从中得到启示，而后再做出决定，选择有德的妇人，远离声色，亲近肃静的妇人，切勿为轻歌曼舞所迷惑。

“要想圣德至纯至茂，就要学习《诗经》和《尚书》，而且乐此不疲。臣匡衡学问疏浅，不能对皇帝有很好地辅佐，指导礼仪，宣扬德音。臣听说《六经》，是圣人统一天地人心，记录善恶，指明吉凶的经典，引导人们走向正道，使人们不悖逆善良的本性。了解《六经》的内涵，即能够领会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包括草木昆虫的生长繁育，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论语》与《孝经》，是圣人必读的经典，要探明其中的道理。

“臣还听说圣王的一举一动，均要符合奉天承运的道理，无论是尊亲孝亲，还是临朝与大臣们议事，处理政事，都要符合礼仪，以彰显君臣、人伦间的关系。皇上严肃恭敬，态度端庄，仪态肃穆，才能够符合奉天承运的礼仪；温良谦恭，是侍奉孝敬亲人的礼仪；端庄肃静，是面对臣下的礼仪；和蔼可亲，施惠于众人，是面对下人的礼仪。皇上的一举一动，均有着礼仪规范，每当皇上出现的时候，就要表现出礼仪，皇上的决定，即是臣下必须执行的诏命。孔子说：‘品德礼义值得尊敬，举止容貌可供观赏，进退有度，俯视下民，民众因为敬畏而拥戴，继而效法，成为规范。’《大雅》中说：‘恭敬谨慎，威仪临众，民众敬畏。’诸侯王要在正月朝觐天子，天子按照礼仪，要以庄重肃穆的态度来迎接他们，以礼乐来招待他们，以丰盛的酒筵来宴请他们，而后才让他们回去。万国的诸侯接受这些礼仪教化，享受着皇上的赐福，再将这些礼仪带回封国，约定而俗成，今年正月皇上在正殿，将要接受百官朝贺，还要设置酒筵来招待他们，古人讲：‘君子慎始。’奏请陛下届时留意，注意皇上的仪表，一举一动，让百官得以瞻仰皇上的威仪、美德，慎重初始，开端良好，天下幸甚！”

成帝接受了匡衡的谏言。过了一段时间，匡衡就南北郊祭祀的事情上奏成帝，建议不要过于铺张（详情记载在《郊祀志》中）。

此前在元帝朝，中书令石显在朝中掌控内朝大权，由于原丞相韦玄成和匡衡惧怕石显，不敢违逆石显。等到成帝继位后，匡衡与御史大夫甄谭一起弹劾石显，逐条列举石显的罪状，包括石显的党徒。为此司隶校尉王尊弹劾匡衡，王尊说：“匡衡、甄谭身为朝中大臣，知道石显等人专权误国，作威作福，成为海内祸害，不在当时奏明皇上，加以惩治，反而阿谀逢迎，欺上罔下，毫无人臣辅佐君王的正义感。既然弹劾石显等人，为什么不同时检讨自己，反而张扬先帝任用奸邪佞臣，这种行为，其实不道德。”成帝有诏，不要弹劾匡衡。匡衡顿时感到惭愧，上书谢罪，称病请求退休，交上丞相和乐安侯印绶。成帝劝慰道：“君的道德修明，位居三公，先帝将丞相的重任托付于君，现在又在辅佐朕，君遵守法度，勤劳公家的事务，朕希望与君同心同德，共同治理好国家。司隶校尉狂妄无知，弹劾君，朕已经很震惊。将司隶校尉交予有关部门处理，君何必再上书交还侯印，请求退休呢，是认为朕不能妥善地处理此事吗。《左传》中不是说吗？‘礼义没有亏欠，何必担心他人说三道四！’君要冷静地对待此事。养好精神，注意身体，注意膳食，多加保重。”成帝还赐予匡衡好酒、牛肉。匡衡这才开始工作。成帝由于刚继位，要褒扬鼓励大臣，可是朝中许多大臣是王尊一派的人。匡衡常心中忐忑不安。每当发生水旱灾害，风雨不调，即又提出要退休，想回家休息。成帝于是又以诏书劝勉一番，还是没有批准。

过了很久，匡衡的儿子匡昌担任越骑校尉，喝醉酒杀人，被关押在诏狱。越骑下面的官属和匡昌的弟弟匡且阴谋劫持匡昌。事情被发觉，匡衡脱下鞋帽袜子，光着脚站在朝堂上待罪，天子派谒者让匡衡戴上帽子，穿好鞋袜。而有关部门此时又揭发了匡衡擅自兼并土地，匡衡终于被免官。

最初，匡衡的食邑在僮县的乐安乡，匡衡的食邑共有封田三千一百顷，南边以闽陌为界。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临淮郡的地图上误以闽陌为平陵陌。又过了十几年，匡衡的封邑改在临淮郡，于是将封地定在平陵陌，以平陵陌为地界，多出四百顷土地。到了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临淮郡重新勘定郡界，向朝廷上交计簿，更定地图，报告丞相府。匡衡对亲信赵殷说：“主薄陆赐过去担任过奏曹，熟悉划定郡界的事情，现在担任集曹掾。”第二年进行统计时，匡衡向赵殷询问关于划定郡界的事情：“负责此事的官员想怎么办？”赵殷说：“陆赐交上来的计簿，让郡里改定以平陵陌为实界。恐怕郡里不肯这么做，可以让家丞就此事上书朝廷。”匡衡说：“主要是应不应该有这块土地，何必再上书呢？”也没有告诉负责的官员，听任他们处理此事。再后来陆赐与名字叫明的官员上报计簿时，说：“按照原来的地图，乐安乡南边应该以平陵陌为地界，不按照原来的地图，则以闽陌为地界，怎么办？”临淮郡于是将这四百顷土地重新划归乐安国。而匡衡派出手下人到僮县，继续收取該土地上的田租，多收了一千多石谷子。司隶校尉王骏、少府张忠代理廷尉职务，上奏成帝：“匡衡监守自盗临淮郡的财物，价值达十金以上。按照《春秋》大义，诸侯不能兼并土地，法律应该一视同仁。匡衡位居三公，辅弼朝廷，负责国家计簿，了解各郡的实际情况，划定边界，计簿中已经很明确，匡衡还要明知故犯，兼并土地，以公肥私，还有陆赐、明阿谀奉承匡衡，按照匡衡的旨意曲解临淮郡的计薄，改动县界，欺下罔上，擅自将土地划归己有，这种行为不道德。”成帝批准奏议，要求法外从宽，遂免去匡衡的丞相职务，贬为庶人，匡衡最后死在家里。

匡衡的儿子匡咸也精通经学，后来官至九卿。家中有多人后来成为博士。

张禹，字子文，河内郡轵县人，在张禹父亲一代，全家迁至莲勺县居住。张禹还是个孩子时，多次跟随家人到市场上，喜欢看人算卦、相面。时间久了，也知道一些蓍草分布的卦意，有时在旁边插话。占卜的人很喜欢张禹，又看到张禹相貌不凡，对张禹的父亲讲：“你这位儿子很聪明，又好学，可以让他学习经书。”等到张禹长大成人后，到长安来求学，跟随沛郡人施雠学习《易经》，跟随琅琊郡人王阳、胶东郡人庸生学习《论语》，达到一定程度，开始授徒讲学，再后来被举荐为郡中文学。宣帝甘露年间（公元前53－前50年），一些儒生举荐张禹，宣帝诏命太子太傅萧望之考试张禹。张禹针对《易经》和《论语》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萧望之很满意，上奏宣帝，说张禹的经学很好，有名师传承，可以安排一些职务。奏书递上后，没有获得批准，张禹又回到郡里，继续担任文学。时间过了很久，张禹受到试用，做了博士。元帝初元年间（公元前48－前44年），元帝立皇太子，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教授太子刘骜，同时举荐张禹讲授《论语》。元帝诏令张禹教授太子刘骜《论语》，此后张禹担任光禄大夫。几年之后，担任东平国内史。

元帝驾崩，成帝继位，征张禹、郑宽中，以他们曾经做过老师的经历，赐他们关内侯爵，郑宽中享受食邑八百户，张禹享受食邑六百户。成帝拜张禹为诸吏光禄大夫，俸禄为中二千石，兼任宫中给事，负责内朝尚书事务。在当时，成帝的舅舅阳平侯王凤担任大将军，在朝中辅弼朝政，成帝正年富力强，态度谦逊，喜欢经学，敬重师傅。而张禹与王凤一起负责尚书事务，心中常感觉不安，多次上书称病，请求退休，回家休息，希望回避矛盾。成帝回信说：“朕年轻执政，担心有很多事情会处理不当，君以道德曾经担任过朕的老师，所以委以重任。君为什么会有疑心，多次请求退休，难道忘记我们师生间的情谊，想回避流言蜚语吗？朕没有听说什么呀。君安心工作，负责好交予你的政务，要勤恳守则，不要辜负朕的期望。”又加赐张禹黄金百斤、牛肉、好酒，诏令宫中太官为张禹供应膳食，召太医为张禹看病问药，使者多次往返。张禹不胜惶恐，只好重新工作，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张禹代替王商担任丞相，受封为安昌侯。

张禹担任丞相六年，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张禹以年老有病，请求退休，成帝一再挽留，最后同意了张禹的请求。赐予张禹安车驷马，黄金百斤，张禹回到家中，以列侯身份，每月初一、十五朝觐皇帝，享受特进待遇，见皇帝的礼仪比照丞相，成帝为张禹配置五名从事官吏，加封张禹食邑四百户。天子多次赏赐，前后达数千万钱。

张禹为人谨慎厚道，家中还经营着商业，作为另外的收入来源，再加上封邑上的田租收益，家境富有，又买了些田地，达到四百顷，都是泾河、渭河浇灌的上等良田，膏腴之地。其它的财物也有很多。张禹喜欢音乐，也懂得乐理，喜欢享受奢华的生活，住着很大的宅院；常在后边的房屋中拨弄丝竹管弦以自娱。

张禹的弟子中，比较有成就的，有淮阳郡人彭宣，官至大司空（御史大夫），沛郡人戴崇，官至少府，位列九卿。彭宣为人恭敬、节俭有法度，而戴崇则友善、聪明，二人性格迥异。张禹内心更喜欢戴崇，对彭宣则敬而远之。戴崇每次来看望张禹，常要求老师置酒设乐，张禹与弟子一起弹唱娱乐。而后将戴崇引入后堂吃饭，与妇女相对而坐，令优人管弦齐奏，铿锵作乐，常玩到深夜才离去。而彭宣来，张禹则与彭宣相对而坐，谈论经义，天晚了在一起吃饭，也不过是一个肉菜，一壶酒而已。彭宣也从未到过后堂。两位学生均知道对方在老师那里得到的待遇，但是也自得其乐。

张禹年纪老了，为自己预先设置墓冢，建造祠堂。张禹看中了平陵（昭帝的陵寝）县肥牛亭旁的一块土地，靠近延陵（成帝的陵寝），于是向成帝奏请，请求赐予这块土地，成帝答应了，诏令平陵县将亭址迁往它处。曲阳侯王根听说了此事，提出谏言：“这块地离昭帝的平陵寝庙不远，衣冠每月要在路上巡游，张禹身为皇帝的老师，不知道谦让，还要强求衣冠巡游的必经之路，同时还要拆毁原来的旧亭，这件事情做的有些过分。孔子说：‘子贡爱其羊，我爱子贡的礼。’最好将其它地方赐予张禹。”王根虽然是成帝的舅舅，成帝对王根的态度却仍然不如张禹，王根的谏言尽管恳切，成帝还是没有采纳，后来还是将肥牛亭这块土地赐予了张禹。王根因为此事，对张禹有很坏的看法，多次诋毁张禹。成帝还是很敬重张禹。每次张禹生病。成帝都会询问病情起居，甚至亲自前往探视。成帝坐在张禹的病床前，张禹惶恐地在床上叩头谢恩，并借此机会，向皇帝袒露肺腑，张禹说：“老臣有四男一女，爱女儿甚于爱男孩儿，这个女儿远嫁，是张掖郡太守萧咸的妻子，臣常思念父子亲情，希望能够靠得近一些，经常可以看到女儿。”成帝随即将萧咸改任为弘农郡太守。张禹的小儿子还没有担任官职，成帝来看望张禹，张禹不停地在成帝面前看这个小儿子，成帝明白张禹的意思，即在张禹床前任命这位小儿子为黄门侍郎，兼任给事中。

张禹虽然住在家里，仍然享受着特进待遇，因为做过成帝的老师，国家有大事，还要经常参与意见。成帝永始、元延年间（公元前16－前9年），多次出现日食、地震，官吏、百姓多次上书谈论灾异的发生与朝政的关系，对外戚王氏把持着朝政，有很多批评意见。成帝对灾异的发生感到惶恐，对臣下提出的看法，也表示赞同，只是没有公开，于是坐车来到张禹家里，没有让左右人跟随，单独向张禹征求意见，把官吏百姓对外戚王氏专权的谏言告诉张禹。张禹看到自己年纪越来越老，子孙们在朝中的位置，又处于弱势，自己与曲阳侯王根曾经有过冲突，也怕王氏日后报复，张禹对成帝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发生三十次，地震发生过五次，每次发生，诸侯间都会有相互残杀的事情发生，或者夷狄入侵中国的事情发生。灾变发生的原因很玄妙，难以解释得清楚，因此圣人每当谈起这些，均很谨慎，不把它们与命运、与神怪联系起来。人的本性与天地的灾异，自从子贡谈过后，很少有人再发表意见，对于那些知识有限，认识浅薄的俗儒，他们的看法不足为凭！陛下在处理政事时，以善举为上，与臣下百姓祸福同享，这些是经义所强调的。那些刚接触经学的后起学者，喜欢危言耸听，其实没有根据，用经术很容易驳斥他们的言论。”成帝相信张禹，从此对针对王氏的流言蜚语不再相信，再后来曲阳侯王根和其他王氏子弟听说张禹有过这样的一番谈论，也很高兴，马上改变了对张禹的看法，表现出敬重的态度。张禹看到时事总是在发生变化，如果成帝身体一旦出现问题，一定会择日斋戒沐浴、用蓍草占卜，穿戴整齐，立筮卜卦，得到吉卦就奏报皇上，如果卦像不吉，张禹即会面露忧色。

成帝驾崩，张禹继续侍奉哀帝，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张禹去世，谥号为节侯。张禹有四个儿子，长子张宏继承爵位，官位至太常，列于九卿。张宏的三个弟弟都担任了校尉、散骑或者诸曹。

当初，张禹担任皇帝老师，因为皇上多次向张禹请教经学上的问题，张禹写下了《论语章句》献予成帝。当时鲁国人扶卿和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也在解说《论语》，所著述的内容有些地方不同。张禹最早向王阳学习《论语》，后来又跟随庸生学习，博采众长，最后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学习《论语》的儒生谈论起来，都说：“要想学好《论语》，还是要想到张禹的贡献。”因此学者大多以张禹对《论语》的解释作为依据，其余对《论语》的解释，逐渐式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的第十四代孙。孔子的儿子叫孔鲤，字伯鱼；孔鲤的儿子叫孔伋，字子思；孔伋的儿子叫孔帛，字子上；孔帛的儿子叫孔求，字子家；孔求的儿子叫孔簯，字子真；孔簯的儿子叫孔穿，字子高；孔穿的儿子叫孔顺，曾经担任过魏国丞相；孔顺的儿子叫孔鲋，秦朝末年农民起义，孔鲋做了起义军领袖陈涉的博士，陈涉兵败后，孔鲋在陈县死在乱军中。孔鲋的弟弟孔襄，汉朝建国初，做过惠帝的博士，后来又担任长沙王太傅；孔襄的儿子叫孔忠；孔忠有两个儿子，孔武和孔安国。孔武的儿子叫孔延年；孔延年的儿子叫孔霸，字次儒；孔霸的儿子就是孔光。孔安国和孔延年都研究《尚书》，后来在武帝朝，先后做了博士。孔安国后来担任过临淮郡太守。孔霸也研究《尚书》，曾经是太傅夏侯胜的属下，昭帝朝末年，孔霸做了博士，在宣帝朝，孔霸担任太中大夫，经过选拔，担任太子老师，教授经书。后来又改任为詹事，（掌管太子家事）孔霸还担任过高密王刘章的国相。在当时，诸侯国的国相，职务高于郡太守。

元帝继位后，征孔霸到朝廷来，以孔霸曾经做过自己的老师，赐予孔霸关内侯爵，享受食邑八百户，并赐孔霸为褒成君，兼任宫中给事，赏赐黄金二百斤。于是，孔霸将户籍迁到长安来，居住在第一区。孔霸为人谦逊，不喜欢以权势压人，常说自己的爵位太高，有何德何能居此高位。元帝曾经有让孔霸担任丞相的想法，自从御史大夫贡禹病故，薛广德被罢免，元帝就有此想法，可是孔霸谦让，再三说自己不堪重任，元帝看到孔霸的态度很坚决，辞让的言辞也很诚恳，就不再勉强。更加敬重孔霸，赐予孔霸的赏赐，也极为丰厚。孔霸去世后，元帝多次素服前往家中吊唁，还赐予孔霸东园制作的棺木、丝绸、钱物。安排以列侯葬礼安葬孔霸，谥号为“烈君”。

孔霸有四个儿子，长子孔福继承关内侯爵，次子孔捷，三子孔喜担任校尉，兼任诸曹。孔光的年纪最小，专心于经学，不到二十岁，通过举荐，孔光担任议郎。光禄勋匡衡举荐孔光为人方正，元帝提拔孔光为谏议大夫。在朝堂上，由于说话不慎重，孔光被贬为虹县令，孔光遂辞官回家，教书授徒。成帝继位后，孔光又被举荐为博士，多次受诏处理监狱中的冤案，整理风俗，赈济灾民，几件事情做得均很好，因此而受到注意。在当时，从博士中选拔官吏，分为三等，上等担任尚书，次等担任刺史，不善处理政务，又长久担任博士的，安排为诸侯王太傅。孔光以上等选拔为尚书，就任以后，孔光努力了解汉朝前朝的典章制度，以及处理政务的方式，几年间，已经熟悉了汉朝的制度及法律条令。成帝对孔光很信任，改任孔光为仆射兼任尚书令。皇帝诏令，褒奖孔光办事缜密，谨慎，没有犯过大错，加任孔光为诸吏，安排孔光的儿子孔放担任侍郎兼任黄门给事。几年后，孔光改任诸吏光禄大夫，俸禄为两千石，在宫中兼任给事，成帝赐予孔光黄金百斤，任命孔光负责宫中的尚书事务。再后来孔光担任光禄勋，继续负责宫中的尚书事务，在宫中兼任诸吏给事。掌握中枢机要十几年，严守制度，遵章办事。成帝有事情垂询，孔光按照制度、规定，采取适当的方式，提出奏议，并不一味迎合。提出的奏议假若与成帝的想法不同，孔光也不争辩。因此，孔光与成帝的关系，一直相处得很融洽。每当孔光向成帝提出谏言，一定要反复斟酌，删削谏稿，唯恐言辞过于激烈，刺激皇帝，孔光认为，肆意指责皇帝的过失，以此来表示忠心，其实是人臣不应有的行为。如果孔光向成帝举荐某大臣，孔光始终不会向被举荐人透露，受到过孔光举荐的人，孔光唯恐被人知晓。休假日回家，兄弟、妻子间闲话家常，孔光绝不涉及朝中的政务。有人闲谈中问孔光：“温室殿栽种什么花木？”孔光报以嘿嘿一笑，随即转移话题。不谈论宫中的事情，孔光为人处世谨慎。孔光是先帝（汉元帝）老师的儿子，年轻时即以经学闻名，从少年起即已步入仕途。但是从来不结交私党，不滥交夸夸其谈之人，也不有求于人，惟恐授人以柄。孔光平时注意操行、自律，也是性情使然。后来孔光从光禄勋升任为御史大夫。

成帝绥和年间（公元前8－前7年），汉成帝在位已经二十五年，还没有继嗣的儿子，最近的亲属有同父异母弟中山孝王刘兴和同父异母弟定陶恭王刘康的儿子定陶王刘欣，定陶王刘欣好学多才，成帝视为自己的儿子。定陶王祖母傅太后暗地里结交赵皇后（飞燕），赵昭仪（合德）以及成帝的舅舅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希望成帝立定陶王刘欣为皇位继承人，这些人也为了私利，极力地劝说成帝立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于是召见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来到宫中征询意见。诏令他们在中山王与定陶王之间，选择一位合适的皇位继承人。翟方进、王根认为，应该选定陶恭王刘康的儿子定陶王刘欣，并引用《礼记》中，“兄弟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兄弟的后代可以作为自己的后代。”奏请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廉褒、朱博也持有同样意见。只有孔光认为，按照礼法，立嗣应该注重血亲，中山王刘兴是元帝的儿子，是成帝唯一在世的弟弟，还举出《尚书·盘庚》殷商作为例子，兄终弟继。奏请成帝立中山王刘兴为继承人。成帝认为，按照《礼记》，兄弟作为继承人，去逝后不可以进入庙堂排出昭穆，加上赵皇后、赵昭仪也在劝说成帝，最终成帝立了定陶王刘欣为太子。孔光因为与成帝的意见不一致，被贬为廷尉。

孔光长期掌管尚书事务，熟悉法令，处事稳健，当时定陵侯淳于长犯下大逆罪，淳于长有一位妻妾，名字叫做迺始，迺始与定陵侯的其她六位妾在大逆罪未发觉前，已经与淳于长离异，有的还改嫁了他人，等到淳于长的叛逆罪被发觉，丞相翟方进、大司空（御史大夫）何武认为；“按照汉朝法律，犯法者应该以犯法时的法律来定罪，这有明文规定，淳于长犯下大逆罪，迺始当时是淳于长的妻子，法律规定，应该以同案犯来定罪，二人虽然后来离异，法律中并没有说可以豁免，请廷尉裁决。”孔光认为，大逆罪，父母妻子和儿女，无论长幼，均应该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淳于长当时犯下大逆罪时，淳于长的妻子迺始等人，已经与淳于长脱离了夫妻关系，有些还改嫁他人，恩断义绝，现在将迺始以淳于长的前妻，作为同案犯来定罪，不合道理，不应该这样定罪。朝廷肯定了孔光的意见。

同一年，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由于与定陵侯淳于长、红阳侯王立来往密切，受到牵连被贬为庶人。孔光受命担任左将军，负右将军责任，执金吾王成担任右将军，负后将军责任，撤销后将军。几个月后，丞相翟方进去世，成帝召见左将军孔光，准备任命孔光担任丞相，已经刻好侯印，准备好任命的诏书，所有一切准备停当，成帝猝然去世，当天晚上在大行（灵柩）前，朝廷任命孔光为丞相，授予孔光博山侯印绶。

哀帝刘欣刚继位，躬行节俭，减省宫中内外的诸项费用，政事亲自决断，朝廷上下，一片欢欣，期望朝政会有一个新的气象。哀帝褒赏大臣，加封孔光食邑一千户。当时，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王政君）住在长乐宫，哀帝的祖母傅太后住在定陶国驻长安的官邸，哀帝征询大臣们的意见，问丞相，大司空：“应该安排定陶恭王太后（傅太后）住在那里？”孔光早就听说过傅太后为人暴虐，又喜欢玩弄权谋，哀帝从襁褓起，就由傅太后扶养，一直教导哀帝长大成人，哀帝的继位，也得力于傅太后，孔光担心傅太后会干预朝政，不希望傅太后和哀帝住得太近，朝夕相处，就建议在别处为傅太后再建造宫殿。大司空（御史大夫）何武上奏：“可以安排傅太后住在北宫。”哀帝采纳了何武的谏言。北宫有复道（架空通道）通向未央宫，傅太后果然早晚从复道来到未央宫，请哀帝为自己上尊号，还要封赏自己的亲属，哀帝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不久，傅太后弟弟的儿子傅迁在哀帝身边肆意妄为，哀帝将其免官，贬回故里。傅太后为此事大怒，哀帝不得已，又将傅迁召回。孔光与大司空师丹就此事上奏朝廷：“上次皇帝下诏，侍中驸马都尉傅迁奸邪无义，泄漏宫中机密。不忠，是一位国贼，皇上将傅迁免官，贬回故乡。现在又将傅迁召回。天下人均感到困惑，这样做不能取信于民，皇帝的圣德也会受到损害，这不是小事。陛下继位以来，灾异频繁出现，为此，陛下避开正殿，接见群臣，查找原因，现在灾异还没有过去。臣等请求，免去傅迁的官职，将傅迁贬回故乡，摒除奸党，回应上天发出的警告。”傅迁最终没有被罢免，重新做了宫中侍从。哀帝受到傅太后的牵制，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另外，傅太后想与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王政君）一样，享受同样的尊号，下边大臣也迎合傅太后，说母以子贵，应该立尊号，说这样做是在重视孝道。只有师丹、孔光持反对意见，哀帝对大臣们的意见不能不重视，又受到傅太后的胁迫，几年时间内，意见相互冲突，师丹为此事获罪而遭到免官，由朱博代替，担任大司空。孔光在成帝朝，因为讨论皇位继承人时，提出过反对意见，已经得罪了哀帝，现在又多次触犯傅太后，傅氏在位者与朱博于是相互勾结，共同谮毁孔光。几个月后，哀帝竟然颁发诏书，斥退孔光，说：“丞相，是朕的股肱大臣，与朕一起共保宗庙，统理海内，辅佐朕治理天下。朕不聪明，现在灾异频繁出现，日月无光，山崩河决，五星失序。这些都显示出朕的德能不够，辅弼朕的大臣也不称职。丞相此前是御史大夫，辅佐先帝，先后有八年时间，没有提出过忠言嘉谋，现在是朕的丞相，已经过去三年，为国家政事忧虑的想法，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阴阳错谬，庄稼连年歉收，国库空虚，百姓饥馑，父子离散，饥民流离失所，在路上无家可归的贫民，多达数十万。而官员渎职，奸宄横行，盗贼肆虐，甚至攻打官府，杀害官吏的事情屡有发生。数次询问君，君却没有怵惕忧惧的表示，应对不得要领，措施不力。朝中的群臣大夫也在推诿塞责，不知所以然，丞相要对这些事情负责。丞相是社稷的重臣，百官的首领，对上不能辅弼朕的不足，对下不能抚恤百姓。《尚书》中讲：‘勿用庸官，替天抚民的官员要称职。’唉，君还是交还丞相、博山侯印绶，回家休息去吧。”

孔光被罢官在家，闭门自省。哀帝任命朱博代替孔光为丞相。几个月后，朱博由于按照傅太后的旨意，妄奏政事，获罪自杀。平当接任丞相，上任几个月后即因病去世。王嘉继任丞相，王嘉数次向哀帝谏言，均与哀帝发生冲突，最终获罪自杀。不到一年时间，三易丞相，大臣们都认为这三位丞相不如孔光。哀帝也常常在思念孔光。

恰好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正月十五日，发生日食，此后十几天傅太后去世。当月哀帝召孔光至公车府，询问关于日食的事情。孔光回答说：“臣听说太阳，是众阳的本宗，也象征着人君，是至尊的象征。君德衰微，阴就会强盛，这样就遮蔽了阳明，日食就会出现。《尚书》中讲：慎用五事，（貌、听、言、视、思）建用皇极。如果五事有失，那么中正之道就不能成立，祸患之象就会频繁地出现，六极屡降。（凶、恶、疾、贫、弱、忧），皇极不能成立，不能实施中正之道。《易经》中讲：这时候日月运行就会出现错谬妄行，或隐、或现，再严重者就会出现日食。又讲：“六沴之作”，（沴lì：灾害）一年中有三个时间，其感应最强。正月初一日发生日食，这是三个时间的交汇点。上天聪明，没有事情，不会降临灾异。《尚书》中讲：‘借灾异告诫君王，补正君王的过失。’意思是灾异的到来，都是因为错误的发生。臣听老师教导过：上天假若对帝王不满，一定会显示灾异，借此警告帝王，促使帝王反省，有所改正。如果帝王还不能警惕，敷衍塞责，轻慢懈怠，那么惩罚就还会进一步加重，而且期日可待。《诗经》中讲：‘敬之敬之，天惟显示，命不易哉！’又讲：‘畏天之威，于时保之。’都是这个意思，不畏惧天命者凶，畏惧天命者吉。陛下圣德聪明，兢兢业业，只要陛下畏惧上天的警示，敬畏灾变，虚心克己，接见群臣，寻找原因，躬检自省，继而端正政务，斥退谄谀之党，重用骨绠之臣，贬斥贪婪之徒，进用贤良之吏。平冤狱，薄赋敛，向百姓施以恩德，在施政中认真思考过失，认真对待灾变。只要认真，就会有效，天下幸甚。《尚书》中讲：天既然将天命授予帝王，就要求帝王能够端正道德。在端正道德时，要顺应天意。《尚书》中讲：‘天棐谌辞’（棐fěi：辅助，谌chén：诚实），意思是人在做事时，一定要有诚意，天才能够辅助。要顺应天道就要尊崇道义，广施恩德，态度诚恳，还要孜孜以求。就像百姓们祈福禳灾，其实不如顺应天意，只有顺应天意，才能够修福禳灾，免除灾祸，这些道理是相通的，不能犹疑不决。”

奏书递上后，哀帝看了很高兴，赐予孔光丝帛，拜孔光为光禄大夫，俸禄为两千石，兼任宫中给事，位置仅次于丞相。哀帝下诏让孔光推荐尚书令人选。孔光拜谢道：“臣其实是一位朽才，此前经历几朝，担任重要职务，没有尺寸功劳，侥幸没有获罪被诛，保全性命，现在又得到皇帝提拔，作为朝臣，参与政事。臣智谋短浅，年岁徒增，担心一旦患病不起，不能报答皇上。臣谨慎地认为，汉朝旧例，尚书职务，是一级级提拔上来的，没有卓越的才能，不能够逾越，尚书仆射敞，勤恳守职，为人公正，通晓政事，臣推荐敞担任尚书令，谨封上。”敞得到了孔光的推荐，敞此前曾经担任过东平郡太守，敞姓成公，东海郡人（注：原书此处标点有误，应为“敞以举，故为东平太守。”）。

孔光担任光禄大夫一个月后，丞相王嘉获罪下狱，死在狱中。御史大夫贾延遭到免官，孔光再次担任御史大夫，两个月后，改任为丞相，恢复博山侯爵位。哀帝心中清楚，孔光上次遭到罢免，并不是因为有罪，而是由于皇帝身边的小人谮毁的结果。于是罢免傅嘉，斥责傅嘉道：“此前你作为宫中侍从，谮毁贤者，诬陷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你颠覆朝廷，挟奸以罔上，结党以蔽朝，肆意伤害朝中贤良。《诗经》中不是讲吗？‘谗人罔极，祸乱四方。’将傅嘉贬黜为庶人，贬回原籍。”

第二年，确定三公，孔光由丞相职务更名为大师徒。同一年，哀帝去世。太皇太后（王政君）诏命新都侯王莽担任大司马，朝廷征中山王刘衎为哀帝继承人，这是汉平帝。平帝刘衎继位时（公元1年）年仅九岁，年纪很小。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称制，将朝中的政务交予王莽掌控。在哀帝朝，哀帝贬黜外戚王氏，因此，太皇太后和王莽在掌握朝政后，特别怨恨哀帝的外戚傅氏、丁氏以及哀帝的嬖臣董贤，遂施以报复。王莽认为孔光是三朝元老，是天下有名的大儒，很有威望，太后也很敬重孔光，因此以厚礼拉拢孔光。王莽想要打击的朝臣，即交由孔光草拟出奏稿，暗示这是太皇太后的旨意，由孔光上奏朝廷。凡是此前得罪过王莽的，王莽均要报复。王莽在朝中的权势熏天，孔光越来越恐惧，不知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于是上书请求乞骸骨，退休回家。王莽和太皇太后商议后认为，“皇帝的年龄幼小，需要为皇帝找一位师傅。”于是改任孔光为平帝的太傅，位列四傅（注：四傅排序，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太师、太傅位在三公之上。三公：大师徒，哀帝元寿二年，由丞相名改；大司马，元寿二年，由太尉名改；大司空，元寿二年，由御史大夫名改。），兼任宫中给事，负责宫中起居、供应，护卫宫中的门户，还有皇室需要的吃穿住行等一应事务。第二年孔光改任为太师。王莽自任太傅。孔光常常以有病请假，不敢与王莽同朝并列。朝廷下诏，孔光享受每月初一、十五上朝的优待，负责长安城门的守卫。王莽又暗示群臣，上奏褒奖王莽的功绩，将王莽的称号更改为宰衡，位置排列在诸侯王上面，统率百官。孔光更加恐惧，说自己身体有病，坚决要求退休。太皇太后下诏：“太师孔光，是圣人的后裔，先帝（元帝）老师的儿子，德行纯淑，经学通明，位居四傅要职，现在辅导幼帝。如今年老有病。作为国家的俊艾大臣，是国家的栋梁，不可或缺。《尚书》中讲，‘不要怠慢老人。’国家将兴，尊师重教。老太师不必上朝，每十日在宫中享受赐宴一次。赐给老太师灵寿杖，黄门令为太师在宫中设置专座，太师入宫可以扶杖助行。赐宴十七道菜。太师在家中养老，任职的官署仍然照常办公。”

孔光两次担任御史大夫和丞相，一次担任大师徒，太傅，太师，历经三朝皇帝，位居三公、四傅高位前后十七年。从做尚书时起，不再授徒，后来因为免官回家，遇到门下的学生有疑难来询问，还是会为学生讲解举例，阐述大义。孔光的学生，很多人做到了博士、大夫。学生看到老师在朝中位居三公、四傅高位，很想得到老师的提携，孔光自始至终没有举荐过一个学生，以至于有些学生埋怨老师。但孔光就是这样做人。

孔光享年七十岁，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去世。王莽与太皇太后商议，由九卿上奏，赐给孔光太师、博山侯印绶，赏赐丧葬用的乘舆、棺椁，金钱、丝帛。由少府安排葬礼，谏议大夫持符节，与两位谒者护丧，由博士接待来宾，行礼。太皇太后也派了中宫的谒者持符节行礼。百官公卿都来为孔光吊唁送葬。用一辆辒椋葬车和一辆副车，共两辆丧车载运棺椁，羽林军和孔光的学生四百多人挽送，随行车辆达一万余辆，路上哀乐齐鸣。匠作大臣指导掘土建坟（注：匠作，官名。职掌宫室、宗庙、路、寝、陵园的土木营建。），用士兵五百人修筑坟茔，起坟高度与大将军王凤一样，谥号为简烈侯。

孔光最初以丞相职务受封为列侯，后来又增加了食邑，享受食邑一万一千户。病危时，孔光上书退还七千户食邑，退还朝廷所赐的一座宅邸。

孔光的儿子孔放继承爵位，王莽篡汉后，任命孔光哥哥的儿子孔永为大司马（太尉），授予列侯爵位。同族子弟中做到卿大夫官位的有四、五人。最初，孔光的父亲孔霸在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受赐为关内侯爵。孔霸上书请求祭祀孔子，元帝下诏：“老师褒成君关内侯孔霸可以将食邑中的八百户，用来祭祀孔子。”孔霸把长子孔福的户籍迁回到鲁国，住在孔府，负责祭祀孔子。孔霸去世后，孔福继承爵位。孔福去世后，儿子孔房继承爵位。孔房去世后，儿子孔莽继承爵位。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朝廷将周公、孔子的后裔封为列侯，食邑都是两千户。孔莽加封为褒成侯，后来因为避王莽的讳，孔莽将名字改称为孔均。

马宫，字游卿，东海郡戚县人。研究严氏《春秋》，通过射策甲科考试，选为郎官，后来担任楚国长史，因为某事免官。再后来担任丞相府掾史司直。师丹举荐马宫，认为马宫行为高洁，马宫转任为廷尉平，青州刺史，再后来马宫担任汝南郡、九江郡太守，在任上有很好的政声。朝廷征召马宫担任詹事，继而担任光禄勋，右将军，马宫代替孔光担任大司徒（丞相），受封为扶德侯。孔光担任太师，死在任上。马宫继任孔光担任太师，兼任大司徒。

当初，马宫在哀帝朝与丞相、御史大夫一起讨论过哀帝祖母傅太后的谥号，到了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王莽挖了傅太后的陵寝，迁到定陶国下葬，以民礼埋葬，对此前讨论过为傅太后上尊号的大臣，王莽都要加以惩罚。王莽敬重马宫，马宫因此没有受到牵连，马宫心中惭愧，上书谢罪请求退休回家。王莽奏请太皇太后颁下诏书，赐予马宫册书，册书中说：“太师大司徒扶德侯马宫上书，说‘此前以光禄勋身份，讨论定陶恭王母亲的谥号，认为妇人应该以丈夫的尊位定尊号，因此諡号应该定为孝元傅皇后，称为渭陵东园。臣知道妾不能与君主身份相同，卑贱地位的人不能与尊贵身份的人相同，因为要寻找证据，寻章摘句，以邪说迷惑了皇上。这是为臣不忠，本来应该判处死刑，但是臣及时认识到错误，洗心革面，又获得赦免。因此更加小心谨慎，现在又担任了四辅，作为朝廷的三公大臣，受封为列侯，真地无颜面对朝廷，无心再居住在官府，也不好意思再享受国家的封邑。希望交上太师大司徒扶德侯的印绶，为贤者让路。’朝廷将上书发给有关部门讨论，认为四辅是维护国家纲纪的要职，三公重任如同鼎足一样，负载着国君，不具有高尚品德，不能担任这样的要职。君的表白，诚实可信，但君犯下的错误，是在此之前，没有文过饰非，朕很赞赏君有这样的态度，不必削去君的封邑，为的是彰显‘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君已经表现出这样的信义。由使者送回太师大司徒印绶，继续住在列侯的宅邸。”王莽篡汉以后，马宫担任太子老师，在任上去世。

马宫本姓复姓马矢，读书以后，认为“矢”与屎同意，为此而难堪，改为马姓。

赞辞如下：自从孝武帝大力提倡儒学，公孙弘以儒生担任丞相，再后来有蔡义、韦贤、韦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以及平当的儿子平晏，他们均是以儒生担任宰相职务，穿着儒生的衣冠，谈论着先贤的言论，博学多识，儒雅含蓄，但他们只是一些安享尊贵，食禄保位的官僚，被世人讥讽为逢迎拍马的士人。这些人以古人的治国理念，去应对朝廷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怎么可能胜任治理国家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