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周，南阳郡杜衍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潦河镇）人。义纵在南阳郡担任太守时，将杜周收为爪牙，非常信任，后来又将杜周推荐给廷尉张汤。在廷尉署，杜周担任廷尉史，受命调查边郡人口损失，以及伤亡情况，按照法律，惩治了很多罪犯，上奏武帝，得到武帝肯定，杜周受到武帝信任，与减宣一样，此后被提拔为御史中丞，任职达十几年时间。

杜周寡言少语，行动迟缓，但内心却是阴狠歹毒。后来，减宣担任左内史，杜周担任廷尉，他们治理监狱的方式与张汤大致相同，善于迎合皇上的意图，皇帝想惩治的犯人，杜周即采取严厉措施，加以惩治；皇帝想宽免的犯人，杜周即在狱中羁押，等到皇帝诏问时，就说还有冤情。有客人对杜周说：“君作为廷尉，按照法律条文审刑判案，不按照已经制定的法律，却只是按照皇帝的好恶来判决案犯，监狱是为此而设置的吗？”杜周说：“法律是什么？前代皇帝制定的是法律，后世皇帝修订的，也就是法令，具体时间具体对待，那里有万古不变的法律！”

杜周担任廷尉期间，武帝钦定的案件日益增多。二千石官吏被逮捕入狱的接踵而至，前后达一百余人。郡一级的官员，以及丞相三公级别犯罪的官员，均交予廷尉署惩治，一年之内案件达千余件。大的案件要逮捕数百人，小的要逮捕数十人；发生案件的地点，距离长安远的有几千里，近的有几百里。审案对证时，官员强迫犯人按照拟定好的起诉书认罪或举告，如果不服，就严刑拷打，强迫定案。于是犯罪者，一旦听到要逮捕的诏命下达，纷纷逃亡。在监狱中被关押时间长的，经过数次大赦，仍然得不到释放，有些长达十余年，还在举证，不能最终结案。多数以“大逆罪”定案，上奏天子。廷尉署监狱和京师的中都官、诏狱关押的犯人，多达六七万，地方监狱羁押的罪犯，也有十几万。

杜周在任职期间遭到免职，后来又担任执金吾，在此期间逮捕桑弘羊、卫皇后的侄儿（卫青的儿子），手段阴狠毒辣，武帝认为杜周办事不遗余力，又将杜周提拔为御史大夫。

杜周刚开始担任廷尉史时，只带来一匹马，长时间在官场中任职，等到位列三公，他的两个儿子也相继担任了河南郡、河内郡太守，家产累计达亿万。两个儿子也像杜周一样，阴狠毒辣，只有小儿子杜延年较为宽厚。

杜延年，字幼公，也通晓法律。昭帝刚继位，大将军霍光在朝中执掌朝政，因为杜延年是杜周的三儿子，做事干练，霍光将杜延年补任为大将军幕府司空。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益州的蛮夷造反，杜延年以校尉身份，率领南阳汉军前往益州镇压反叛，返回后，升任为谏议大夫。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盖长公主、燕王阴谋叛乱，代稻田使者燕仓发觉他们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报告。杨敞闻报后惊慌失措，假托有病，回到家中回避。于是燕仓又向杜延年报告，杜延年闻报后，即刻向霍光报告，最后将上官桀等人逮捕处死。杜延年因为告发反叛有功，受封为建平侯。

杜延年作为大将军霍光将军幕府司空，在此次平叛中，告发有功，被认为是忠心可嘉，受提拔为太仆右曹兼任给事中。霍光持法苛刻严酷，杜延年在审案时，尽可能以宽厚态度辅佐霍光。在惩治燕王刘旦谋反案时，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儿子桑迁逃跑，逃往父亲原属下侯史吴那里。桑迁后来被捕，并被处死。再后来遇到大赦，侯史吴在此前自首，关押在监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联合审理此案，认为桑迁因为父亲的谋反案而受到牵连，侯史吴只是藏匿，藏匿的还不是谋反者本人，只能算是藏匿从犯。于是在大赦时，赦免了侯史吴。侍御史再审此案时，认为桑迁通哓经术，知道父亲谋反而不加以劝阻，与谋反无异；侯史吴原为三百石官吏，带头藏匿罪犯，不能当作庶民藏匿从犯来对待，侯史吴不能赦免，奏请重新审理此案，并且弹劾廷尉、少府纵容谋反。少府徐仁是丞相车千秋的女婿，车千秋为侯史吴的案件多次说情，又担心霍光不听，车千秋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博士在公车门讨论，确定侯史吴是否应该定罪。参加讨论的人都知道大将军霍光的意思，认为侯史吴应该定罪。第二天，车千秋将大家的意见密封，交予朝廷，霍光认为车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开会，致使外朝、内朝意见产生分歧，遂将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逮捕入狱。朝廷官员担心丞相也会受到牵连，杜延年为此事上书与霍光争辩，认为：“官吏纵容罪犯，有国法惩治，如果判侯史吴为大逆罪，恐怕判刑太重。丞相平素并无私心，为下级说好话，也是丞相的一贯作法。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开会，做法有欠妥当。延年愚以为，丞相是老臣，在位很久，先帝朝已经受到重用，不是大问题，不该定罪。而且民间最近有议论，刑罚太重，官吏治狱过于严酷，此次丞相召集讨论的，也是关于刑狱的事情，如果因为此事而受到牵连，要治丞相的罪，恐怕不合众心，下边也会议论纷纷，百姓私下里议论，谣言四起，延年担心将军会因为此而失去民心！”霍光以廷尉、少府胆敢议论法律轻重，判处杀头示众罪，此事不牵连丞相，与丞相最终没有闹翻，始终在朝中共事。杜延年坚持议论公平，维护朝廷和睦，这类事情还有很多。

看到国家在武帝朝，由于奢侈和连年征战，耗费巨大，国家政策急需调整，杜延年向大将军霍光谏言：“粮食连年歉收，在外的流民还未返回，应该像文帝朝那样，以宽省节俭治理国家，这样可以顺应民心，契合民意，农业生产也会很快得到恢复。”霍光采纳了杜延年的建议，开始在全国举荐贤良。还有讨论取消酒类专卖、盐铁专营，也是杜延年首先提出建议，而后开始施行的。官吏、百姓上书，议论时政，有不敬的地方，霍光即交予杜延年审理，然后上奏。言论有可取之处，由官府考试，推荐给县令，或者由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任用，试用一年，按照情况上报，可以抵免不敬罪，杜延年在太仆寺与丞相、御史大夫两府以及廷尉署共同审理奏章。

昭帝末年，有病，征召天下名医看病，杜延年负责皇帝的用药。昭帝驾崩（公元前74年）后，昌邑王继位，很快遭到废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们商议再拥立新的皇位继承人。当时宣帝正在掖廷，受到皇室抚养，号称皇曾孙，与杜延年的二儿子杜佗关系很好，杜延年认为皇曾孙品行优秀，劝霍光、张安世立皇曾孙为皇位继承人。宣帝继位后褒赏大臣，杜延年以定策确立皇位继承人有功，增加封邑二千三百户，加上原来的食邑共有四千三百户。皇帝诏命有关部门，确定拥立皇位继承有功的人员，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功劳超过太尉绛侯周勃，车骑将军张安世、丞相杨敞功劳和丞相陈平一样，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功劳和颖阴侯灌婴一样，太仆杜延年功劳和朱虚侯刘章一样，后将军赵充国、大司农田延年、少府史乐成功劳和典客刘揭一样，均得到了封侯，或者是增加食邑的奖赏。

杜延年为人随和，善于处理复杂问题，又长期在朝中任职，受到宣帝信任，宣帝出巡，常常随侍在左右，在宫中则协助处理政务，担任九卿职务十几年，皇帝的赏赐和其它馈赠，累计达数千万。

霍光去世后，霍光的儿子霍禹和霍氏家族谋反，被灭族。宣帝认为杜延年是霍氏旧属，因而想疏远杜延年，丞相魏相上奏皇帝，说杜延年一向贵宠，在朝中任职，做了很多奸邪事情，于是宣帝派出官吏调查，只是发现杜延年所负责的苑马死亡很多，官府的奴婢缺少衣食，杜延年因为此而被免官，被削去二千户食邑。又过了几个月，杜延年被外放，担任北地郡太守。杜延年以朝中九卿外放为边郡官吏，治理边郡的政绩一般，宣帝以玺书形式责备杜延年。杜延年于是选用得力官吏，逮捕当地豪强，郡中的治理很快见到成效。一年过后，宣帝派谒者再次赐予杜延年玺书，予以表彰，赏赐黄金二十斤，杜延年又转任为西河郡太守，在职期间，也做出了成绩。宣帝五凤年间（公元前57－前54年），宣帝征调杜延年担任御史大夫。杜延年住在父亲当年任职的府衙，不敢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坐卧要回避父亲曾经用过的地方。当时天下安定，四夷臣服，海内祥和，杜延年在御史大夫任上三年，以年老有病请求退休，天子予以优待，让光禄大夫持苻节，赐予杜延年黄金一百斤、牛、酒，还有医药。杜延年此时已经病危。宣帝又赐予安车驷马，杜延年退休回家。几个月后去世，谥号为敬侯，儿子杜缓继承爵位。

杜缓少年时，已经是郎官，宣帝本始年间（公元前73－前70年），杜缓以校尉身份跟随蒲类将军赵充国抗击匈奴，撤军返回后在朝中担任谏议大夫，又转任为上谷郡都尉，雁门郡太守。父亲杜延年去世后，宣帝召杜缓回家料理丧事，然后拜杜缓为太常，负责治理各皇陵县，每年冬天判案裁定后，杜缓封上案卷，而后撤去酒食，属下官吏都说杜缓有恩。元帝刚继位，当时粮食昂贵，百姓流离失所，元帝永光年间（公元前43－前39年），西部羌人发生叛乱，杜缓向朝廷上书，请求捐助钱、粮，以助军用，前后达数百万。

杜缓有六个弟弟，五人当过大官，小弟弟杜熊在五个郡先后担任二千石官员，三个弟弟担任过州部刺史，均有政绩，只有中间的弟弟杜钦没有当过官，但是名气最大。

杜钦，字子夏，从小钻研经书，家庭富有，杜钦有一只眼睛失明，因此杜钦不愿意做官。茂陵（武帝的陵寝）县人杜邺与杜钦是同姓、同字，均是以才能在京师闻名，有些读书人称杜钦为“盲杜子夏”。杜钦讨厌他们取笑自己的残疾，于是戴上小帽，高宽皆为二寸，京师里的读书人又改称杜钦为“小冠杜子夏”，称杜邺为“大冠杜子夏”。

当时成帝的舅舅大将军王凤以外戚身份辅政，求贤若渴，希望招纳贤士，协助自己处理政事。王凤的父亲顷侯王禁与杜钦的哥哥杜缓关系很好，王凤也了解杜钦的才能，奏请皇帝，任命杜钦为大将军幕府武库令。职务清闲，这正是杜钦所喜欢的职务。

杜钦为人深沉博学而有见解。成帝还是太子时，喜欢女色，继位之后，皇太后诏令，在良家女子中为皇帝挑选嫔妃。杜钦向大将军王凤谏言：

“礼制规定，天子可以娶九位女子，是最高的阳数，为的是多生育子女。在民间一定能够挑选到窈窕淑女，但不必强求姿色，这有助于皇帝的圣德，有助于后宫治理。嫔妃少了，不必续补，有助于皇帝养寿，也避免后宫争宠。后宫中的嫔妃要有淑德贞行，继承皇位的太子才能够成为圣君，后宫要订立严格的制度，这样皇帝才能够养寿，保持身体健康，享受天年。后宫舍弃制度不用，皇帝则会沉溺于女色，沉溺于女色，皇帝的寿命即会受到影响。《尚书》中讲‘纵欲过度，或三四年’，强调了帝王在后宫中纵欲过度的危害。男子五十岁，仍然好色；妇人四十岁，容貌已经大不如前。以衰老前的姿色侍奉仍有色欲的男子，不用礼仪制度加以限制，那些不能挽回容貌的嫔妃，即会产生妒忌心理；有了妒忌心理，后宫嫔妃间则会产生猜忌，因此而产生隔阂。在春秋时，晋献公被后宫谗言所迷惑，申生无辜受到伤害。现在皇帝正是年轻气旺，还没有生下儿子，正在努力学习，增长知识，后宫也没有确立亲近后妃的制度。大将军辅政，应该着手做这件事情，按照古时的礼制，为皇帝迎娶九位女子，选择有德的家庭，选求淑女，不一定非要美貌，或者能歌善舞的美女，以此作为皇帝挑选嫔妃的万世大法。年轻人，戒之在色，《诗经·小弁》中对此有所提醒，须时时留意。愿大将军重视。”

王凤将此事奏报太后，太后认为上古时的事情未必当真。杜钦又再次谏言：

“《诗经》中说：‘殷鉴不远，在夏代末世。’这其中有着强烈的讽谏意义，不重视古训的人常会忽略这些，不能不慎重！上次讲到皇帝迎娶九位女子，只是大致谈了皇帝娶亲，事关帝王祸福的重要性，应该警惕，我担心将军没有听进我的话。皇后、嫔妃制度，是皇帝能否享有天年，国家是否遭受祸乱的关键。考察三代在末世时，纵观殷代的高宗，周代的周宣王，他们都是中兴的帝王，近代汉朝的经历，所产生的祸乱也同样与女德有关。因此在古时，周康王因为贪恋女色，早晨晏起，夫人不鸣玉璜，《关雎》为此做诗，感叹女德的重要，古人都知道好色之人，好色短寿，脱离礼仪制度的约束，帝王即会好色而不加节制，社会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这样还会败坏社会风气。因此在《诗经》中，歌颂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强调忠孝的作用，仁德的重要性。人们都希望皇帝有仁德，享寿天年，国家太平祥和，这是做臣子的最大愿望，要时时谨记。《易经》中讲：‘正其本，事情才能通顺。’但凡对事情产生疑问就难以确立，向古人寻求智慧，典籍中没有记载，与今天相比，却吉凶相同，对待此事仍然犹疑不决，民众即会产生猜疑，僵持下去，制度就难以确立。现在皇帝迎娶九女的制度，合乎上古时的遗训，于今天也无害，也不逆于民意，应该尽早实施，它会为天下带来福祉。大将军现在辅政，如果不尽早确立制度，恐怕会令天下人失望。恳请大将军相信臣子的忠心，顾念《关雎》暗示的含义，不辜负先帝的嘱托，担负起辅弼朝政的重任，从天子继位开始，就要保证后宫制度清明，为汉家天下夯实基础，此事不能疏忽，不能再迟疑。”

王凤不能制定制度，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事。恰好皇太后的妹妹司马君力与杜钦哥哥的儿子通奸，有人将此事报告皇太后，杜钦顿时感到惭愧，惶恐，请求免去官职，退休在家。

再后来发生了日蚀、地震，朝廷在全国举荐贤良方正，以及敢于直言的士人，合阳侯梁放举荐杜钦，杜钦上奏：

“陛下畏惧天命，对发生的灾异感到恐惧，召见公卿，在全国举荐敢于直言的士人，希望通过他们，能够了解上天的旨意，检讨治国理政的缺失。臣杜钦愚蠢、笨拙，学术浅陋，不足以回答皇上的策问。臣听说发生日蚀、地震，是由于阴盛阳衰。臣子，是君的阴面；儿子，是父亲的阴面；妻子是丈夫的阴面；夷狄，是中国的阴面。《春秋》中记载，在二百四十余年间，日蚀发生过三十六次，地震发生过五次，每次发生，或者是夷狄侵犯中国，或者是朝政被臣下掌握，或者是妇人欺凌丈夫，或者是臣子背叛君主，事情虽然不同，但道理却是相通的。臣暗中观察当朝人事的变化，考查与灾异有关联的事情，本朝大臣没有不安分的人，外戚中没有背叛乖戾的人，崤山以东的诸侯国，没有强大到不可遏制，三面边疆的蛮夷，没有悖逆叛乱的行为，剩下来的只有后宫。根据什么呢？太阳在戊申时出现日蚀，一直持续到未时。戊时未时，是土。土的位置，位于中宫。夜晚在未央宫的殿中可以感觉到地震，这一定是皇后嫔妃间在争宠，以至于相互间诋毁伤害，希望陛下能够有所警惕。一切变故均有着天人感应，人世间的事情出现缺失，灾异就会发生。在此时以德来应对，灾异就会消退；以善来应对，祸乱就不会再延续。商代的高宗武丁看到野雉飞到鼎耳上，向武丁发出警示，随后武丁自我检讨，修正错误，此后享寿百年，殷商因此而中兴，关键是要有措施。要有应对的方法，还要有诚意，非诚不立，非信不行。在春秋时，宋景公是一位小国诸侯，不愿意将灾祸嫁祸予他人，再三表示人君的诚意，荧惑星因此而隐退。以陛下的英明，对后宫以至诚相待，检讨灾异出现的原因，一定会有所感应，即使有灾祸出现，也难以撼动朝廷。孔子说：‘仁很远吗，求仁得仁！’希望陛下能够摆正皇后、嫔妃间的关系，抑制后宫嫔妃的权利，戒除奢侈，减少游乐，躬身节俭，亲自处理朝政，出行时要乘坐御车，在辇道上行驶，关心二位后宫太后的起居，按时作息。如此行事，即使尧、舜也能够与他们比较圣德，就是有一些灾异，也会被消除！如果不留心民间的议论，不能按照德才授予官员职务，用天下财富，享受着奢侈淫逸的生活，举天下百姓的辛劳，来满足耳目娱乐，接近谄谀小人，远离正直大臣，相信贼臣，使得忠良受到伤害，贤者远离朝堂，忠臣得不到信任，即使没有灾异，社稷也会遭遇危害。天下如此浩大，万事如此繁多，祖业如此珍重，陛下切不可淫逸度日，奢侈无度。希望陛下能够抛弃那些没有益处的享受，为天下百姓着想。臣杜钦愚蠢，说话不知高低，所言不足以采纳。”

这年夏天，成帝召集敢于直言的士人，来到白虎殿对策，成帝策问：“天地间的道理为何宝贵？先王制定的法规如何执行？《六经》中的义理为何能够垂范后世？圣人做事首先应该选择什么？选取贤者有什么方法？当今要做的事情，那些最为重要？各位按照经学，对这些问题给予对策。”

杜钦回答策问：

“臣听说天道以诚信为贵，地道以正直为贵；不能诚信正直，万物不能生长。生命，是天地间所珍视的。君王接受天命，对于天地赋予的生命，按照道义，进行抚育，昆虫草木，均能够享受到帝王的恩惠。君王效法天地，不具备仁，就不能广施恩德，不具备义，就不能正身克己。克己为义，宽恕待人，是《六经》中所推崇的。不具备仁孝的人，事君也不会忠诚，担任官职也不会敬业，奔赴战场也不会勇敢，结交朋友也不会诚信。孔子说：‘没有孝行的人，不遭遇灾祸，是不可能的。’孝行，是人在做事情以前，首先要考虑的。也是乡邻观察一个人品行的依据，考查一个人担任官职，是否能够称职的依据，人有了成就，要看他举荐谁，人获得富贵，要看他施予谁，人虽然贫穷，要看他能不做什么事，人一旦困窘，要看他能拒绝什么事，亲近者，要观察他的品行，疏远者，要观察他的主张。孔子说：‘观察人的结交，观察人的行为，观察一个人对于人生的态度，就可以全面地了解一个人。’这是了解一个人的方法。殷代的风俗继承夏代，崇尚质朴，周代的风俗继承殷代，崇尚文雅，现在汉朝继承衰周、暴秦的弊端，应该抑制文，而崇尚质，抛弃奢靡，而提倡节俭，求真务实，去除虚伪。孔子说：‘讨厌邪恶的紫色压制朱红的正色。’这是当今治国理政中的要务。臣内心忧虑，讲的都是一些逆耳之言，不讲出来，怕日积月累，对朝政有所伤害，臣不敢违背道义，屈从于世俗，背离忠诚，而一味地阿谀逢迎。臣听说好色无度，就一定会产生好恶；好恶之心产生，就会将宠爱集于一人；宠爱集于一人，后宫繁育后代则会受到影响，妒嫉也会随之产生。如此一来，后宫妇人的怨言就会逐渐增多，问题会逐渐地积累起来。希望陛下能够普施恩惠，不要把宠爱集于一人，这样万民才会喜悦，皇位继承人也才能够有所保证，海内长治久安。即使有一些议论，又何足挂虑！”

杜钦因为此前的事情而生病休息，皇帝赐予丝帛，免去官职，后来又担任议郎，因为有病再次辞官回家。

杜钦后来奉召，来到王凤的大将军幕府，国家有什么大事，王凤经常会与杜钦商量。杜钦多次称赞名士王骏、韦安世、王延世等人，袒护冯野王、王尊、胡常。汉朝建国初期的功臣，有很多人的后代已经失去爵位，杜钦建议，应该让他们的爵位有后世人来继承，还要安抚四夷，成帝一朝的善政，很多来自于杜钦的建议。杜钦看到王凤的权位太重，于是告诫王凤，杜钦说：“在上古时，周公有至圣之德，还是成王的叔父，成王聪明，有独立见解，不相信谗言，但是管叔、蔡叔的流言，还是让周公感到恐惧。秦国的穰侯，是秦昭王的舅舅，在秦国权力很大，威胁到其他政敌，虽然在昭王年幼时，穰侯就有辅佐朝政的恩义，也没有担心过会与君王间产生隔阂，但是范雎一到秦国，一介布衣，一个异国人，还没有受到信任，仅一次游说，穰侯就被贬回到自己的封国。再看近代的武安侯被武帝斥退，这三件事情，相隔数百年，道理却是相通的，不能不引起警惕。希望将军有周公的谦虚谨慎，避免穰侯的强势，戒除武安侯的奢侈，不要让范雎之类的小人有可乘之机。”

不久，天上发生日蚀，京兆尹王章密封上书求见皇帝，果然奏告王凤专权，蒙蔽皇帝，奏请成帝罢免王凤的职务，回应上天的告诫。成帝有所感悟，召见王章，与王章讨论罢免的事情，打算斥退王凤。王凤深感恐惧，杜钦建议王凤上书谢罪，请求退休，奏书写的非常感人，太后读罢，哭着不肯吃饭。成帝在年幼时，就与舅舅王凤的关系很亲密，也不忍心斥退王凤，于是让王凤继续担任要职。王凤深感惭愧，说自己病重，还是请求退休。杜钦又建议：“将军忠心耿耿，辅政十年，因为有灾异，将军才请求退休，将责任全部揽在身上，虚心自责，真诚感动众人，无论贤愚，莫不为之感动。至于王章，只是一位没有根基的官员，对于官员的进退，仅有建议的权利，掌握去就的尺度，还是要靠皇帝和将军来把握，皇帝倚重于将军，将军现在辅佐皇帝，报答皇帝的恩德。在上古时，周公虽然年老，仍然住在京城，以表示不会离开成周，表明自己不会忘却王室。仲山父是异姓大臣，与周宣王无亲无故，封在齐国，叹息不已，昼夜徘徊，不敢离去，何况将军与皇帝的关系，皇帝需要将军的辅佐！要想使得天下太平无事，也只有将军才能辅佐皇上，这些皇上都知道，所以此事才迟迟未做出决定。《尚书》中讲‘周公不要让我为难！’希望将军不要因为谣言，而让皇帝为难，将军应该自始至终地对皇帝报以忠心。”王凤又重新处理政事。成帝诏令尚书弹劾京兆尹王章，王章最终死在诏狱（详情记载在《元后传》中）。

王章被囚禁而死，百姓都认为王章死的冤枉，因为此事而讥讽朝廷。杜钦想补救处理中的过失，又对王凤说：“京兆尹王章犯罪的事情很隐秘，官吏百姓以为王章平素喜欢提出谏言，大家不会认为王章是提出谏言而失去官职，可能会怀疑王章是因为日蚀的事情，提出谏言而获罪。对于王章所犯下的罪行，如果不予以揭露，王章的犯罪伏法，不向民众交待清楚，京师的百姓不会知道，远方的百姓更不可能清楚。这样一来，天下的百姓不知道王章有罪，还以为王章是向朝廷提出谏言，而因此获罪。如果是这样，那就堵塞了谏言的道路，有损朝廷虚心纳谏的诚意。杜钦愚以为，应该就王章的事情，让朝臣们直言极谏，并且在郎官面前详细解释王章获罪的原因，还有此前日蚀的事情，昭告四方，让天下人知道主上圣明，不会因为谏言而获罪。这样做了，流言自然会消释，疑惑也会随之解开。”王凤按照杜钦的建议行事，果然见效。杜钦为王凤补过，就是这样做的。

杜钦只充当将军幕府的幕僚，不担任官职，最后得以享受天年，寿终正寝。杜钦的儿子和昆弟、亲属做到二千石官吏的有十人。杜钦的哥哥杜缓在此前被免去太常职务，以列侯身份上朝，在成帝朝去世，儿子杜业继承爵位。

杜业有才能，以列侯身份选官，担任太常。数次谏言得失，不喜欢逢迎权贵，与丞相翟方进、卫尉定陵侯淳于长不和。后来杜业因为获罪而被免官，继而担任函谷关都尉。碰上定陵侯淳于长有罪，被责令贬回封国，淳于长的舅舅红阳侯王立给杜业写信：“可怜老姐姐头发花白，还要跟着不肖的儿子出函谷关，请不要因为此前的事情为难他们。”定陵侯淳于长出关后，此前犯罪的事情被人再次揭发，随后被逮捕，关在洛阳监狱。丞相府官吏搜出了红阳侯王立写的书信副本，上奏朝廷，杜业受人请托，犯不敬罪，被免职贬回封邑。

当年春天，丞相翟方进去世，杜业上书说：“翟方进与淳于长关系很好，相互引荐，淳于长犯下大逆罪，丞相却没有受到牵连，假若要隐瞒翟方进此前的过错，这会显示出陛下持法不公，臣下也会失去敬畏之心，奸邪乘机肆虐，因为小事情而睚眦必报。按照旧例，犯大逆罪的，罪人的朋友均要免官，不能仅以贬回原籍了事，现在因为受到淳于长的牵连，被免去官职，贬回原籍的官员，是罪加一等；红阳侯王立因为儿子收受淳于长的贿赂，被贬回封邑，这还不是大逆罪，而翟方进却上奏弹劾王立的朋友，后将军朱博、钜鹿郡太守孙宏、原少府陈咸也因为此遭到免官，陈咸甚至被贬回原籍，惩罚有失公允。在翟方进的笔下，众人均感到困惑，说孙宏与红阳侯王立没有关系。孙宏此前曾经担任过御史中丞，翟方进是御史大夫，举荐府中掾史隆担任侍御史，孙宏上奏揭发隆此前奉命出使外邦，办事不老实，不宜在宫内担任近侍，翟方进因为此事而怨恨孙宏。还有翟方进在担任京兆尹时，陈咸担任少府，位列九卿，这一点陛下也知道。翟方进一向与司直师丹的关系很好，等到朝中的御史大夫职务空缺，师丹上疏诬告陈咸为人奸邪、好利，要求调查，最终查无实据，而翟方进却因此得到了御史大夫的职务，后来又担任丞相，翟方进不失时机地诋毁他人，上奏免去陈咸，因为红阳侯王立的事情，又将陈咸贬回原籍，众人都说国家赋予翟方进的权力太大。师丹此人没有什么本领，光禄勋许商是一位有病的残疾人，只要顺从了翟方进，即能够获得高官。师丹上次举荐丞相的下属官吏，说此人请神弄鬼，可以为国家乞福，为此而获得利益。幸亏陛下英明，派使者毛莫如对此人进行调查，证实此人奸伪，此后将其处死。如果师丹此前知道此人，还推荐此人，那是欺君之罪；如果不知道而推荐，则是背离经术，相信旁门左道，这两样罪都是杀头的重罪，比起朱博、孙宏、陈咸犯下的罪要重的多。翟方进却始终包庇，拉拢党羽，排挤英俊，假公济私，横行霸道，无所畏惧，权势熏天。天下人受到翟方进的权势压迫，无不望风披靡，从尚书以下的近臣，没有人敢在朝堂上讲真话，皇上的亲戚骨肉，更是战战兢兢。翟方进的权势太大，对朝廷不忠不信，不是治理国家的忠良大臣。现在听说翟方进因病去世（翟方进自杀），皇上不在此时将翟方进的罪恶昭示于天下，还要给予厚赏，让其厚葬，请陛下深思，翟方进此前所做的事情，还要警惕有后来者。”

成帝在此时突然驾崩，哀帝继位，杜业又再次上书，说：“王氏把持朝政日久，朝中没有骨鲠大臣，刘氏宗室的势力微弱，就像关押在牢笼里的囚犯一样，从佐史往上的官员，均为权奸们的党羽。曲阳侯王根此前以三公身份辅政，知道赵昭仪杀害皇子，没有上奏皇帝，反而与赵氏相互勾结，恣意妄为，谮毁去世的许皇后，妄加罪行，诛杀许氏家族，谮毁元帝的外戚亲属。在朝内妒嫉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红阳侯王立和淳于氏，他们均是在老年时遭到贬斥。这次又喋血京师，其权威令人恐惧。高阳侯薛宣不能奉养母亲，安昌侯张禹更是奸人之凶，他们惑乱朝廷，让先帝在海内遭受恶名，令人痛心。陛下刚刚继位，在朝廷仍然孤立，没有可以倚仗的大臣，现在无暇谦让，权臣们正在交接，他们也正在窥伺方向。陛下此时应该尽早以义割恩，安抚天下百姓。朱博为人忠诚、有信义、勇敢，才能非同一般，可谓是国家的栋梁英才，应该将朱博召来，安置在左右，以镇抚天下。在朝中使用此人，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当初吕氏家族危害刘氏天下，幸亏有高祖留下来的大臣周勃、陈平，否则，就被奸臣钻了空子。”

杜业又提议为哀帝的生父，定陶恭王在京师设立祭庙，以彰显皇帝的孝道。当时高昌侯董宏也有此建议，还有尊哀帝的母亲定陶王后丁氏为帝太后。大司空（御史大夫）师丹等人弹劾董宏误导皇帝，不道德，被贬为庶人，杜业又再次上书为董宏辩解。前后上书，都符合哀帝的心意，朱博果然得到重用。杜业也因为此而被哀帝征召，重新担任太常。过了一年多，杜业被贬为上党郡都尉。司隶校尉上奏，说杜业在太常任上举荐不实，杜业此后被免官，被贬回封邑。

哀帝驾崩，王莽在朝中执掌朝政，此前所立的庙号、尊号一律取消，参与的官员被流放至合浦。杜业此前已经受到贬黜，因此躲过此次劫难，在家中日夜恐惧，得病去世。杜业在成帝刚继位时，娶了成帝的妹妹颍邑公主，没有生过孩子，已经去世，杜业家族上书请求将杜业的遗骸运回京师，与公主合葬，没有得到允许，受赐谥号为荒侯，杜周的爵位传到儿子至孙子断绝。当初，杜周在武帝朝时将家眷迁至茂陵（武帝的陵寝）县居住，到了杜延年，又迁至杜陵（宣帝的陵寝）县居住。

赞辞如下：张汤、杜周均为文墨小吏出身，最终位至三公，被人们称为酷吏。但是他们的子孙却很优秀，德能超过先人，爵位显赫，历经几朝帝王，两个家族的情况相类似。到了（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7年），杜氏家族的爵位才断绝。从他们的家族享受朝廷的恩泽来看，那些开国元勋的后裔也难以企及。他们自称是唐杜后裔，果真如此吗？杜钦在那个年代沉浮，多谋善断，成帝建始初年（公元前32－前29年），以女戒向朝廷提出谏言，其结果与杜钦所说的一样，几乎就是《关睢》中所描述的，已经看出衰世的徵兆。这些不是浮华，夸夸其谈之徒，所能预见的。杜业因势而发难，在朝中指斥权奸，称颂朱博，诋毁师丹，爱憎分明，所讲的话让人不能不产生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