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在颛顼帝统治时期，颛顼帝任命南正重负责天文，火正黎负责地理。唐尧、虞舜时期，继续重用重氏、黎氏的后裔，让他们负责天文、地理，一直延续至夏代、商代，因此重氏、黎氏的后裔均为掌管天文、地理的官员。到了周代，程国的伯爵休甫是他们的后裔。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时，他们失去了原来的职务，担负的工作转移至司马氏手中。此后司马氏家族世代掌管着周王室的史册典籍。在周惠王和周襄王时（公元前676－前619年），司马氏来到晋国，再后来，晋国的中军将领随会逃亡至魏国，司马氏也跟随着随会来到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王室的都城来到晋国，家族中的人即分散开来，有的人在卫国，有的人在赵国，有的人在秦国。在卫国的，后来做了中山国的丞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而闻名，蒯聩即是其后人。在秦国的有司马错，司马错曾经与张仪辩论，认为秦国应该首先征伐蜀国，秦惠王（公元前676－前652年）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而后司马错率领秦军征伐蜀国，蜀国平定后，秦廷将蜀国故地改设为蜀郡，司马错担任蜀郡首任太守。司马错的孙子是司马蕲，在秦将武安君白起手下任职。少梁后来更名为夏阳。司马蕲与武安君在长平坑杀赵军四十万，率领秦军返回后，与白起一起在杜邮被秦王赐死，葬在华池。司马蕲的孙子司马昌，是秦王的铁官。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蒯聩的玄孙司马卬，在秦末投奔农民义军领袖武信君武臣，司马卬率领义军攻占朝歌。秦朝灭亡后，在秦的首都咸阳，义军在分封诸侯王时，项羽封司马卬为殷王。汉军讨伐楚军，司马卬投降汉军，司马卬的殷国故地改设为汉的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毋怿，司马毋怿担任过长安四市的一位市长。司马毋怿生司马喜，司马喜受封为五大夫爵，去世之后，司马喜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在武帝朝担任太史令。

太史令司马谈向唐都学习天文学，向杨何学习《易经》，向黄子学习道家学说。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公元前140－前105年），司马谈在朝廷担任太史令，司马谈叹息，学者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领会中有歧义，以讹传讹，在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说时，司马谈有自己的看法：

《易经·系辞》中说：“天下学说纷纭，目的终归统一，殊途而同归。”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它们谈论的要旨，最终归纳起来，仍然是如何治理国家，只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论述，有些讲的明白，有些讲的含蓄。我（司马谈）仔细研究了阴阳家学说，阴阳家极力夸大祥瑞、灾异，有很多忌讳，使人做事情拘谨，常有敬畏之感，但在四季运行的阐释上，有其独到之处，不可忽视。儒家学说，论述面广泛，但缺乏要点，费力大而收效少，儒学倡导的义理难以施行，但儒家学说强调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序，这些是不变的道理。墨家倡导节俭，人很难做到，墨家所提倡的，不能照搬照用，但墨家强调务实，提倡节俭，不能忽视。法家严酷，缺少恩德，但是法家提倡君臣上下有别，这是不变的原则。名家过于拘泥于形式，失去对事物的全面认识，但名家强调名与实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值得重视。道家令人精神专一，动静符合自然规律，充分利用物资条件，这是道家学说的特点。道家强调阴阳，博采儒家、墨家学说的长处，吸取名家、法家的优点，与时俱变，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立足于世俗，开展活动包罗万象，要点简约，易于操作，费力少而收效多。儒家的作法则不然，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唱臣和，主先臣后。如此一来，君主劳顿而臣下安逸。道的精神，是去除刚毅，制止贪欲，舍弃聪明，以这些来实施道术。儒家学说，则过度耗费精力，会使得身体劳累，过于疲惫不堪；身体过度劳累、精神倦怠，而想长生，与天地长寿，没有听说过。

阴阳学说，在谈到四季更替、八卦方位、十二度星位、二十四节气时，强调各有其法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其实也未必，因此说阴阳家学说“使人拘谨，令人生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重视天道运行的规律，应该加以肯定，不遵循天道运行的规律，还有什么法则可以遵循，因此说：“四季的变化不能改变，这是自然法则。”

儒家学说，以《诗经》、《尚书》、《易经》、《礼经》、《乐经》、《春秋》六艺为标准，六艺的学说典籍成千上万，几代人也难以全部看得懂，一个人穷其毕生精力，难以通晓礼仪的精髓，因此说“儒家学说驳杂，缺少要领，费力大而收效少”。但是儒家学说强调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序，这是其它各家学说无法否定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称颂尧舜的圣德，墨家说：“堂高三尺，土阶三层，茅屋不翦，椽檩不斫；土碗吃饭，瓦盆饮水，糙米充饥，藜藿为羹；夏穿葛衣，冬披鹿裘。”人死送葬，桐木为棺，厚仅三寸，举乐致哀，悲伤有度。率先垂范，教导人民，举行殡葬仪式，尧、舜可谓是万民表率。天下均按照这样去做，即没有了尊卑区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也会有所变化，因此说“勤俭难以持久”。但墨家强调务实，节省用度，也阐明了勤俭持家，节省开支，才能富家的道理。这是墨家的长处，其它诸家学说无法否定这一点。

法家六亲不认，无论贵贱，一切以法的标准来衡量，使得亲人之间、尊卑之间的恩义荡然无存，可以在非常时期使用，但不能长久应用，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如果强调要尊主卑臣，分清职责，不能僭越权位，那么其它诸家学说，也无法否认法家的合理成分。

名家过于烦琐，对于细节强调过分，结果让人难以抓住名家的要旨，只是专注于名词的概念解释，失去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所以说名家“让人受到约束，失去对事物的认识”。对于事物要求名实相符，对比细节要求严谨细致，认真考证，这一点是名家的长处。

道家提倡无为，但又说无不为，提出的主张容易实施，表述的含义却难以领会。其核心思想是以虚无为根本，还强调顺应自然。没有不变的势，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形，用来解释世间万物的变化。不在乎事物的先后，因此能够把握住事物变化的主动。所谓法则，要看具体时间，具体情况；所谓尺度标准，要根据事物的变化与发展。因此说“圣人不投机取巧，重要的是要顺应时事变化。”以虚守道是道家的常理，以因果关系，发展辨正来看待问题，是道家的原则。群臣一起上朝，让他们各自阐述思想。名实相符的为正，名实不符的为空。不听空话，就不会产生奸邪，贤与不肖自然能分辩出来，黑与白，一清二楚。君主对待问题，能够做到这些，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既合乎大道，又解释混沌。天下光明，返朴归真。人活着要靠着一股精神，形体仅仅是存在的形式。精神耗尽则会枯竭，形体过度劳累即会疲惫，形神分离就是死亡。死者不可以复生，分离将难以复合，圣人对于这一点很重视。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只是外在形式。不先确定形、神之间的关系，而说“我可以治理天下”，根据在那里？

太史公的工作只是负责天文，不治理百姓。太史公有一位儿子，名字叫做司马迁。

司马迁在龙门（今陕西韩城市）出生，曾经在黄河以西、龙门山以南读书耕田。从十几岁起，即开始诵读古文。二十几岁时，开始南游长江、淮河流域，登临会稽山，探访大禹穴，遍游九疑山，在沅江、湘水间游览。司马迁向北抵达汶河、泗水地区，在齐鲁大地上受业、游学，详细考察了解孔子儒学的遗风，在邹县、峄山学习射礼；司马迁曾经在蕃县、薛县、彭城受困，而后从梁国、楚国返回。在朝中担任侍郎，奉皇帝诏命，司马迁向西出使巴郡，向南出使蜀郡，考察邛地、筰地、昆明，返回后向武帝复命。

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天子开始举行汉家的封禅典礼，太史公司马谈因为有病滞留在周南，没有跟随皇帝前去封禅，心中非常难过。儿子司马迁恰好返回，到了黄河、洛河间，到父亲养病的地方来看望父亲。太史令司马谈紧握着儿子的手，泣不成声地说：“我们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令。再往上曾经在虞舜帝、夏代名声显赫，负责天文工作。到了后世才逐渐衰落，难道要在我的手中，让家族事业最终结束吗？你要重新担任太史令，要继承先祖的事业！现在天子继承千年前周成王的壮举，封禅泰山，而我却没有跟着一起去，这是我的命吗？是我的命啊！我死之后，你一定会再做太史令；做了太史令后，不要忘记完成我的著作。要谨记孝顺，在家中侍奉双亲，在朝廷忠于国君，人生只有以忠孝立身，才能够扬名于后世，为父母亲争光，这是最大的孝。天下人称颂周公，说周公制作诗歌，歌颂文王、武王的圣德，人们宣扬周公、召公的德政，颂扬太王、王季的深谋远虑，一直追述至周代的先祖公刘，周王室是后稷的后裔。周幽王、周厉王之后，王道缺失，礼乐衰微，孔子编撰、整理周代的文献典籍，修订《诗经》、《尚书》，编撰《春秋》，学者至今将这些文献、思想作为行为准则。从鲁哀公获取麒麟起，至今已经有四百余年，自从那以后诸侯兼并，对于历史的记述已经变得残缺不全。现在汉朝复兴，海内一统，明君贤臣，有无数的忠臣义士，我作为太史令，却没有能够将这些完整地记述下来，给予评价，作为重要文献，留存于后世，我心中感觉惭愧啊！你一定要把我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司马迁跪在父亲面前，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不聪明，但一定会牢记住父亲的教诲，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加以编辑，把父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懈怠。”司马谈去世后第三年，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详细阅读收藏在皇家书库中的藏书。五年后，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十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武帝诏命，开始使用太初历，在明堂上正式颁布，祭拜诸神。

太史公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去世后五百年后而有孔子，孔子距今已经有五百年，到了继承孔子的事业，昭显先贤思想的时候了，整理《易经》，续作《春秋》，根据《诗经》、《尚书》、《礼记》、《乐礼》的修订原则，对历史加以修撰。‘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晚辈司马迁，我要当仁不让！”

上大夫壶遂问：“当初孔子为什么要撰写《春秋》？”太史公司马迁回答：“我听董仲舒先生讲：‘周的王道遭到毁弃，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国君害怕他，士大夫排挤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当时已经很难实行，王道难以推行，于是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进行评论，编撰在《春秋》中，认为天下的读书人，可以从中得到启示，通过褒贬诸侯，申斥大夫，以达到宣扬王道的目的。’孔子说：‘我与其空洞地说教，去劝说这些人，还不如付诸以行动，将史实载于典籍，典籍发挥的作用将会更大。’《春秋》中阐述了夏禹、商汤、文王、武王的王道，记载了纲常伦理，还有应该遵循的法则，辨明疑问，甄别是非，确定原则，崇善抑恶，尊贤斥不肖，存亡国，继绝世，抱残守缺，振兴颓废，这些均为王道要做的事情。《易经》中记述的是天地、阴阳、四季、五行，在变化中通过辩证而求得发展；《礼记》中阐述的是纲纪人伦，注重于行；《尚书》中记述的是先王经历的事情，着重于政；《诗经》中谈论的是山川、溪谷、鸟兽、草木、牝牡、雌雄，着重于风俗人情；《乐礼》可以作为一门经学，注重于社会和谐；《春秋》着重辩明是非，对治理国家有借鉴作用。因此说，《礼记》强调人的欲望需要节制，《乐礼》强调社会生活需要和谐，《尚书》阐述先王治国理政的经验，《诗经》中描述了人们情感的抒发，《易经》以事物的变化道理来引导人，《春秋》中阐述礼义的重要性。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能说服人的。《春秋》中记述的文字，有数万之多，列举出来的事例有几千件。各种情况在《春秋》中交汇出现。在《春秋》的记述中，弑君的事件有三十六起，亡国的事件有五十二起，诸侯国君逃离封国，社稷得不到维护的事件，更是难以计数。考察这些事件发生的起因，均是因为摒弃礼义。因此《易经》中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发生‘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作为国君，不能不读《春秋》，否则会对谗言视而不见，身边有贼臣，也茫然不知。作为人臣，不能不读《春秋》，否则会对每天发生的事情，不知那些应该做，那些不应该做，遇到突发事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作为君父，不能不了解《春秋》大义，否则会承担恶人的罪名。作为人臣、儿子，也不能不了解《春秋》大义，否则会犯下篡弑，大逆不道的罪行。他们以为是在做善事，如果不了解礼义的重要性，也会遭受谴责，难以解释清楚。不了解礼义的主旨，就会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事情发生。君不像君的样子，自然会被臣下冒犯，臣不像臣的样子，自然会犯下篡逆的罪行，父不像父的样子，不能够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儿子没有儿子的样子，自然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均为天下最大的恶。说它们是天下最大的恶，一点也不过分。因此说《春秋》，是集礼义之大成。礼是防止罪恶的发生，法只能在罪恶发生之后产生作用，法的作用容易被人认识，而礼的作用却容易被人忽视。”

壶遂继续问：“在孔子那个时代，上无明君，下面的忠臣得不到重用，因此才会编撰《春秋》，用空泛的论述，来确定礼义的是非标准，当作统一的法则。现在你这位夫子，上有贤明的天子，下担负着重要职务，万事皆备，人尽其能，夫子要论述的，究竟是想要说明什么？”太史公回答：“啊，是这样，也并非尽然。我听先人讲：‘伏羲氏时代，人们性情淳朴，演绎《易经》八卦。尧、舜时代，人们处于盛世，《尚书》中记载，在当时开始设置礼乐。商汤、武王创立的功业，受到诗人们赞颂。《春秋》中褒贬善恶，推崇三代的德政，维护周王室的权威，这些并不完全是为了讽谏。’汉兴已来，到今天的贤明天子，祥瑞多次显现，封禅泰山，确定正朔，改变服色，受命于天，普施恩德，海外异域通过多重翻译，前来朝廷进贡朝贺，献礼祝寿，其事迹难以胜数。臣下百官，均在竭力地颂扬圣德，仍然感觉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贤士们有能力，得不到重用，是国家的耻辱；君王圣明，不能宣扬君王的圣德，是臣子的过失。我负责这项工作，不能将皇上的圣德载入史册，对功臣、大夫们所创立下的功业，不能详细地记载、评述，辜负了先人的嘱托，这是我的罪过。我记述的这些事迹，全部是按照先后顺序，还原历史；是在整理史料，不是所谓的创作，君将它与《春秋》相比较，君理解错了。”

于是太史公制定计划，着手编撰文章。在他写作的第十年遭遇李陵之祸，太史公被关押在狱中。在狱中，太史公喟然长叹，说：“我应该遭受这样的大罪吗！身体已经残缺，还能够写下去吗。”冷静之后，经过思考，太史公说：“《诗经》、《尚书》意深而言简，是作者思想的陈述，是潜心思考的结果。”于是下定决心继续发奋，将唐尧以来的事迹，直到武帝获麟时为止，详细记述，从黄帝开始。《五帝本纪》为第一篇，《夏本纪》为第二，《殷本纪》为第三，《周本纪》为第四，《秦本纪》为第五，《始皇本纪》为第六，《项羽本纪》为第七，《高祖本纪》为第八，《吕后本纪》为第九，《孝文本纪》为第十，《孝景本纪》为第十一，《今上本纪》为第十二，共十二本纪。《三代世表》为第一表，《十二诸侯年表》为第二表，《六国年表》为第三表，《秦楚之际月表》为第四表，《汉诸侯年表》为第五表，《高祖功臣年表》为第六表，《惠景间功臣年表》为第七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为第八表，《王子侯者年表》为第九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为第十表，一共十表。《礼书》为第一书，《乐书》为第二，《律书》为第三，《历书》为第四，《天官书》为第五，《封禅书》为第六，《河渠书》为第七，《平准书》为第八，一共八书。《吴太伯世家》为第一世家，《齐太公世家》为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共有三十世家。《伯夷列传》为第一列传，《管晏列传》为第二，《老子韩非列传》为第三，《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共有六十九列传。

汉代继承了五帝的伟业，接续三代中断的事业。周的王道已经衰微，秦朝抛弃古文典籍，焚烧《诗经》、《尚书》，因此汉朝建国后，在明堂石室中，在皇家书库中，将这些散失的古文典籍，重新收藏保存起来，金柜里保存的玉版典籍，有很多已经缺失散乱。汉朝建国初期，萧何修订法律条令，韩信编修军法，张苍制定天文律历，叔孙通制定汉的礼仪制度，文学事业逐渐恢复，《诗经》、《尚书》等古代典籍在民间也相继出现。自从曹参推荐盖公，重视黄老学说，贾谊、晁错提倡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公孙弘以儒家学说在朝中受到重用，一百多年时间内，天下散落的古籍、遗文佚事逐渐汇总至皇家的秘府中来。太史公父子二代人担任编撰史籍的职务，太史公为此而感叹道：“呜呼！我的先人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在唐尧帝、虞舜帝时代，即已经声名煊赫。到了周代，又继续负责这项工作。因此说，司马氏家族在朝中，世代负责天文、历史工作。到了我这一代，感念先祖的功业，仍然不敢忘怀！”太史公整理天下散逸的史料、轶闻，帝王崛起的原因、地点，追本溯源，见微知著，考查朝代兴衰的起因，根据史料，提出个人观点。推及三代，祥录秦汉，从轩辕黄帝开始，直到当今皇帝（武帝），排出顺序，太史公著作十二本纪。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纷繁历史事件，有些年代交叉，有些已经难以分辨，有些事迹变得模糊不清，根据手中资料，太史公著作十表。礼乐变化，随着世代在增减，律历也会有所变化，法律演变，山川形势，神鬼天人间的关系，经济发展，将这些志书汇总起来，太史公著作《律书》、《河渠书》、《封禅书》、《天官书》、《平准书》等八书。二十八宿环绕着北极星，三十根辐条集中于车轴毂，才能够运行，辅弼大臣环绕在帝王周围，以忠信礼义辅佐帝王，太史公著作三十世家。维护正义，扶正祛邪，倜傥潇洒的士人，要让他们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湮没在历史中，要让他们的功名事迹显现于后世，太史公著作七十人物列传。全书总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太史公将此书取名称为《太史公书》，这是编撰此书的大略。太史公认为，这部书籍可以拾遗补缺，作为一家之言，辅助《六经》，作为另一经传。总揽百家观点，正书藏于名山，副书留在京师，等待后世圣贤君子的阅览。第七十篇列传，是太史公司马迁的自传。全书有十篇内容缺失，仅保存下目录，而缺少正文。

司马迁受了腐刑后，又继续担任内朝的中书令，仍然受到武帝的信任和重用。司马迁的朋友，原益州刺史任安给司马迁写了一封书信，以古代贤臣为标准对照司马迁，有责备的意思。司马迁为此回了一封书信，即《报任安书》，内容如下：

少卿足下：此前承蒙写书信予我，教我要谨慎待人接物，向朝廷举荐贤良，辞语间可见殷勤、诚恳，似乎是在责备我，没有听从您的劝告，甘愿流于世俗。在下不敢如此，我虽然身体残缺，也曾经在长者面前聆听过教诲。只是自惭形秽，动辄得咎，欲补过常担心受辱，内心抑郁而又无从倾诉。俗话常讲：“为谁奔忙？讲了谁听？”钟子期仙逝，伯牙终身不复弹琴。为什么？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我已经身体残缺，即使身怀绝技，如同随侯珠、何氏壁那样珍贵，品行如同许由、伯夷那样高尚，也难以再获得荣誉，须臾间只会为世人再增添笑料而已。

书信迟复为歉，我跟随皇上，刚从东边返回，又因为俗事拖累，相见恨晚，时光倏忽，恨不能再抽出半点余暇，聆听足下教诲。现在少卿犯下不测重罪，旬月间，又将要临近冬季，我还要跟随皇上到雍县祭祀，恐怕足下的受刑日子也将会临近。到那时，我即使有满腹衷曲，又将向谁诉说，逝者的灵魂也将会怨恨于地下。为此我愿意略陈愤懑，不嫌鄙陋。旷延时日，时至今日才得以回信，幸勿罪过。

卑职听说，修身的人，拥有智慧，施爱的人，怀有仁义，敢于取舍的人，守义不移，勇对耻辱的人，无所畏惧，留名于后世的人，品行高尚。有此五种品德，立于世间，不会败亡，其英名应该与君子同列。人们常说：祸害没有比得上贪图利益，悲哀没有比得上尊严受辱，丑恶的行为，没有比得上辱没先人，遭受耻辱，没有比得上受到宫刑。受过宫刑的人，人数难以统计，这也不是一朝一代的事情，由来已久。在春秋时，卫灵公与阉人雍渠乘坐同一辆车，孔子顿时感到耻辱，离开卫国，前往陈国；商鞅由宦者景监引见，贤士赵良马上警觉起来；宦者赵同与文帝乘坐同一辆辇车，爰盎即刻提出异议；自古以来，世人鄙视阉人。即使普通人，只要与阉竖联系起来，也会感到沮丧，为人所不齿，更何况慷慨豪迈之士！而今朝中即便缺乏士人，又怎么可能让刀锯之下的废人，去举荐天下豪杰、贤士！我由于先人的职业关系，在朝中任职，服侍皇上，已经有二十余年。经常自我反省：对上，不能够竭尽忠信，享有献出奇计妙策的美誉，得到明主赏识；其次，也不能拾遗补缺，推贤荐能，为朝廷举荐贤良之士；在外，不能够跻身军旅，攻城野战，建立斩将搴旗的功勋；等而下之，也不能不辞劳苦，获取高官厚禄，在亲友宗族面前夸耀荣誉。此四样才能，我无一具备，现在只是每天苟延残生，搏取皇帝优容而已，没有什么长处可以显现于当世。记得在此前，我也曾经侧身于士大夫之列，在朝堂上高谈阔论，不时地引经据典，长篇宏议。现在已经是身残形秽，在朝中如同扫除仆役，混迹在卑贱人中间，那里还敢昂首挺胸，谈论是非，如果再要这样去做，岂不是在蔑视朝廷，羞辱当代俊杰吗！算了！算了吧！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讲的！又能讲些什么！

事情的始末，已经难以讲得清楚。我从小自负，自以为身怀不羁之才，长大成人，却没有在乡邻间留下美誉，皇上幸以先人的原因，在朝中为我提供一个施展薄才的机会，出入宫廷。我原以为公私不能兼顾，顶盆岂可以再望天空，因此断绝与宾朋的交往，忘却室家的拖累，殚精竭虑，奉献自己的不肖才能，一心扑在工作上，以求得皇上满意。事情偏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我与李陵同在宫中任职，平素交往并不太多，志趣也不尽相同，甚至从未在一起喝过酒，吃过饭。可是我从侧面了解到，此人是一位当代奇士，在家中孝敬父母，在外与人交往守信，面对钱财保持廉洁，取舍之间，以义为先，待人谦让，礼贤下士，常想着能够奋不顾身，为国分忧，报效朝廷，这是李陵的一贯品行。据此，我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人臣为国家赴死，不顾自身，急国家所难，堪为英雄。李陵出征征伐匈奴，因为举措失当而遭遇失败，那些在朝中只知道保全妻儿，爱惜性命，畏首畏尾的大臣，此时却群起攻讦（jié），构陷夸大李陵的罪行，我为此而深感痛心。当初李陵出征时，仅率领不满五千士卒，却能够深入进匈奴腹地，足迹抵达匈奴王庭所在，在虎口中肆虐，视强虏于无物，挑战匈奴虎狼之师，与单于大军鏖战十余日，斩杀的敌寇，已经远超过自身的损失。一时间强虏死伤枕藉，匈奴酋长惊恐万状，穷途末路，不得不求助于左右贤王，调集草原上能弯弓射箭的骑士，举一国之力围攻区区五千壮士。我五千健儿转战千里，矢尽计穷，救兵不至，士卒虽然伤亡，但仍然在危急关头，前仆后继。李陵振臂一呼，全军将士无不响应，士卒奋起，擦干眼泪，抹去血迹，再弯劲弩，甘冒霜刃，与敌寇死战，绝不后退。李陵在全军覆没之前，有前线回来的战士报告，朝廷公卿王侯们无不举杯，向皇上祝酒庆贺。接下来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皇上为此而食不甘味，朝堂上一片沉寂。大臣们惴惴不安，不知所措。在当时，我竟然不自量力，以卑微的身份，看到皇上愁肠百结，一副悲伤愤懑的样子，恨不能捧上一颗赤诚之心。我认为李陵一向与部下同甘共苦，祸福同享，才能够在此关键时刻，与部下同生共死，获得部下的衷心拥戴，奋力效命疆场，即使古时名将，也不过如此。虽然暂时陷入敌阵，观察李陵一向的作为，我相信李陵一定会再寻找机会，继续报答皇上的厚恩。即使有无可挽回的损失，此次汉军失败了，可是创立下的功绩也足以告慰世人。我多么想把心中的想法，向皇上吐露，苦于没有机会。恰巧皇上诏问，我即把对李陵的看法向皇上陈述，希望能够作为参考，堵住那些势利小人的睚眦报复。表达可能不够准确，引起明主误会，认为我是在以李陵的功劳，来贬低贰师将军的功绩，为李陵游说开脱，随后将我逮捕入狱。可怜我拳拳忠心，却难以自我辩解，最终以侮慢而获得欺君之罪，按照廷尉的定罪，将会受到严惩。由于家贫，家中的财产不足以赎罪，平时的交游也爱莫能助，皇上的左右亲近，没有人愿意为我辩护。身非木石，面对执法官吏的威严，关在幽深的大牢中，又能向谁诉说！现在少卿也身历其中，我当时的心情，不正是少卿此刻的心情吗？李陵已经投降，连累了他的家人，而我竟然被推入蚕室，遭受腐刑，终为天下人所耻笑。痛心！痛心啊！

事情不是一二句话，即可以向俗人解释得清楚。我的先人不曾立下过盖世的功勋，享受到剖符丹书的荣耀，所任职务也仅是负责文献、史籍、天文、历法，近似于负责占卜、祭祀的官吏，在皇上眼中，如同倡优一样，可以任意侮慢，也为世俗所轻视。假若我伏法被杀，好似九牛身上拔去一毛，性命与蝼蚁又有何区别？世人看待我的死，不可能与死于名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罪大恶极，对自己的罪行无法狡辩，获罪难免，才走向刑场。为什么？我的工作性质，已经决定了人们对我的看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意义有所不同。人受到惩罚，首先不能辱没先人，其次不能辱没自身，其次不能受到非礼的侮辱，其次不能受到责骂的羞辱，其次不能被绳索捆绑，其次不能穿上囚服，其次不能戴上刑具，受到箠打的凌辱，其次不能剃去毛发，戴上铁圈受辱，其次不能毁伤肌肤，割裂肢体受辱，最极端的则是接受腐刑，这是最重的侮辱。《礼记》上讲：“刑不上大夫”，指的就是要爱护士人的气节，不能随意忽视。猛虎游弋于深山，百兽恐惧，等到落入陷阱，关在兽笼里，摇尾乞食，虎威已经荡然无存。因此上古时才有画地为牢，士人拒绝进入，削木为吏，士人拒绝应对，以自杀来面对羞辱。而今，士人却要面对着：手足遭到绑缚，身上戴上刑具，暴露肌肤，忍受箠打，关在幽深的大牢里。到了那时，面对着狱吏，谁还敢不以头撞地，看到狱卒，也只能是屏息静气。为什么？已经被牢狱中的积威吓破了胆。投入监狱中的士人，说不会受辱，那只能是自欺欺人，人那里还有尊严！当年的西伯周文王，是身为伯爵的诸侯，被拘押在羑里；李斯，是秦国的丞相，最终受到五刑的处死；淮阴侯韩信，曾经是楚王，在陈县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南面为王，也曾经被关押在牢狱，受尽折磨；绛侯周勃诛杀吕氏家族，权倾朝野，也曾经被关在请室；魏其侯，身为将军，也曾经穿上赭衣，戴上三种刑具；季布曾经做过朱家的钳奴；灌夫曾经在居室中受辱。这些人均为当时的王侯将相，声名远扬，等到身陷囹圄，没有含愤自杀，也只能是与平民百姓一样，古今相同，怎么会不受到侮辱！因此说来，人的勇敢和胆怯，是形势造成的；人的强与弱，是环境逼迫的。这其中的道理，明白以后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人不能在定罪前就自杀，稍显犹疑，等到鞭子落在身上，再想着去为名节而死，岂不是太晚！古人对于士大夫用刑非常慎重，就是因为这些道理。人没有不贪生怕死的，思念父母，顾念妻儿。也有激于义理的人，不屑于此，但那也是迫不得已。我不幸很早即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姊妹，孤身一人，少卿想我当时会怎样地思念妻子、儿女？勇敢不一定非要为名节去死，怯懦也可以向往道义，何时何地不能激励自己！我虽然怯懦，为活命而苟延残喘，也懂得生命的意义，以至于含垢忍辱在狱中受刑！奴婢侍女尚能够不甘受辱而自杀，我却面对着死亡，竟然这样身不由己！之所以隐忍苟活下来，陷入粪土而不愿意离世，是我心中还有着未了的愿望，耻于一旦死去，所著作的文章不能流传于后世。

自古以来，有多少富贵者声名湮没，人数难以统计，只有那些卓越的人，才会留名于后世。西伯受拘，演绎《周易》；仲尼受困，撰写《春秋》；屈原流放，楚辞《离骚》；左丘失明，著有《国语》；孙子髌刑，整理《兵法》；不韦迁蜀，传世《吕览》；韩非被囚于秦国，才有《说难》、《孤愤》的问世。《诗经》三百篇，大抵是圣贤遭难受困，发愤努力而完成的。这是因为他们心中郁结，壮志难酬，不能够尽抒胸臆，才不得不用笔来表述，辑录下来，昭示于后人。比如左丘明双目失明，孙子被施以刖刑，均已经成为废人，不能再与常人一样，只好退而写书，以抒发愤懑，希望通过文章，阐释自己的志向。我不揣冒昧，也以身残为籍口，收集整理天下的轶闻趣事，考察成败得失的起因，总结国家兴衰的教训，写成一百三十篇文章。希望能够找出天人之间的联系，理清古今演绎的规律，提出独家的看法。初稿还未完成，即遭受李陵之祸，痛惜著作不能写完，因此在身受腐刑时，仍然心存意念，面无愧容。现在全书已经完成，希望能够将其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后人，在通衢大都，人们都能够读到它，以此来弥补我此生所经受的屈辱，即使再忍受千刀万剐，又有何惭愧！然而这只能与智者交谈，又怎能向俗人流露。

我已经遭受这样的酷刑，卑贱之人岂难在社会上重新立足，常受到世俗的诽谤、议论。我以口舌之灾遭此横祸，被乡邻们所耻笑，让先人蒙受羞辱，还有何面目再到父母坟前去祭扫？即使再经历千秋万代，也难以洗刷我经历的屈辱！言及此，我已经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在家中常感觉忽忽若有所失，出门则茫然不知所往。一想到遭受的羞辱，即会汗流浃背，难以名状。我现在身为宦者，如闺阁之臣，难道因为羞辱而躲藏于深山洞穴之中！也只能是随着世俗而沉浮，因循时事而俯仰，以麻痹自己，免得疯狂。而今少卿教我在朝中举荐贤良，这更是显得荒诞不经。即使我有此想法，自我修饰一番，花言巧语，聊解忧愁。也只怕到那时不但无益，还会被世俗所猜疑，最终只能是再取其辱。等到我去世之后，或许能够看到我的功过是非。书不尽意，略陈鄙陋。

司马迁去世后，他的史书开始面世。在宣帝朝，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首先评论司马迁的著作，《史记》遂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到了王莽在朝中执政，有人请求朝廷封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迁的后人被封为史通子。

赞辞如下：从上古以来，有了文字即开始有史官职务，由史官记录下史料，载入典籍。到了孔子编撰《春秋》，记述的内容，上至唐尧，下至秦缪公（公元前659－前621年）。唐尧、虞舜之前虽然也有文献记载，但留存下来的极少，有些记载荒诞不经，不能够当作经典，因此说黄帝、颛顼的历史，还不是十分清楚。到了孔子编修鲁国历史，编撰《春秋》，左丘明辑录史实，撰写《左传》，又将不同的史料，编写进《国语》。还有《世本》，辑录了黄帝以来，到春秋时的帝王、公侯、卿大夫，以及帝王世家谱系的传承。春秋之后，七国纷争，秦国最终兼并了天下各诸侯国，又有了《战国策》的问世。汉兴以来，伐秦而后平定天下，又有了《楚汉春秋》。司马迁根据《左氏》、《国语》，还采用了《世本》、《战国策》中的内容，将《楚汉春秋》中所记载的，也详列在书中，一直写到武帝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前97年）。叙述秦汉的部分，较为详细。摭取典籍，采用民间的传说部分，上古时的传略，写得较为简略，有些部分，还存在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涉猎的史实非常广泛，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司马迁可谓是辛勤劳苦，努力耕耘。但对于是非的评论，不如古人，论述大道是先黄老而后六经，叙述游侠则舍弃士人而收录奸雄，谈论货殖时则崇尚财势而羞于贫贱，这是司马迁略显不足的地方。刘向、扬雄博览群书，均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赞赏司马迁善于厘清条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俗，文章叙事直观，引用史实，强调实据，不虚美，不隐恶，可谓是实录历史人物。呜呼！以司马迁这样博学多才的士人，还不能凭借着智慧，安身处世，最终遭到迫害，惨遭酷刑，遂发愤著述，《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内心的真实表露。从司马迁的表述中，很像《小雅》中，巷伯在愤懑时，写下来的诗篇。《大雅》中所描述的“既明且哲，善保其身”，只有达人才能做到，实在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