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类似于天地的形貌，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品行。人聪明而有智慧，是天地间万物中的精灵。人的手足不足以满足对物资的需求，双足奔跑不足以躲避危险，身上的毛发不足以御寒，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人还要利用自然界中的各种物资，用以养生。人通过智慧，而不完全凭借力量，这即是人与动物之间，所表现出的最可贵的地方。为了满足需求，人们需要组织起来，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达成目的。不具备仁爱，人则不能组成集体，没有集体的力量，人就难以战胜自然，满足需要。组织起来之后，人们在分配物资时，即会产生差异，恃强凌弱的现象，也会随之产生，品德高尚的人，会表现出谦虚礼让，对于公众施以仁爱，有德而付出仁爱的人，则能获得公众的拥戴，因此，公众中就产生了领袖，能付出仁爱的人，即可成为后来的君。无数小集体走到一起，即形成更大的集体，这个集体的领袖，就是君王。《尚书·洪范》中讲：“天子如同天下人的父母，因此是天下人的君王。”先圣取其同类中至尊的名称，确定君王的地位，君王担负着万民父母的责任，如同父母对待子女一样，要施以仁爱，还要有高尚、礼让的品行，这是对王道的要求。施以仁爱，获得尊敬，相互间的关系，才不会遭到破坏；施以仁爱，还要有权威，才能够长久地保持地位。因此除了制定礼仪，对施以仁爱的君王表示尊崇，还要附以刑罚，进一步加强君王的权威。圣人懂得这些，按照天地运行的法则，确定礼仪制度，继而对民众实施教化。确定礼仪之后，还要设置刑狱，这样做，同样是效法天象，符合民意。因此说，先王确定礼仪，“依天之明，因地之性。”制定刑罚，设立监狱，如同电闪雷鸣，显示出肃杀气氛；确定礼仪，实施教化，如同天地在孕育万物成长。《尚书》中讲：“有礼者，天进而用之。”“有罪者，天讨而罚之。”圣人按照天象，确定五种礼仪；效法天讨，制作五种刑罚（甲兵、斧钺、刀锯、钻凿、鞭扑。也指墨、劓、剕、宫、辟。）。大刑用甲兵，即军事征伐，其次用斧钺，即斩首；中刑用刀锯，即伤残肢体，其次用钻凿，即脸上刻字，剜去髌骨；鞭朴是轻刑，用鞭打，棍敲。在战场上，大刑，要将尸体抛之于荒野；在和平时期，死刑，要将尸体弃之于市场，使用这些刑罚，已经有着很遥远的历史。

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打败炎帝，颛顼在与共工的战争中，获取胜利。唐尧、虞舜时代，是天下治理最好的时代，但仍然需要流放共工，驱逐欢兜，将三苗驱逐至遥远的地方，诛杀了鲧，才最终使得天下安定下来。夏代的启以武力在甘讨伐有扈氏，在战前盟誓。殷代、周代均是以武力夺取天下。天下安定之后，偃武修文，而后进行礼乐教化，虽然如此，仍然保持有掌管军队的司马，设立六军，通过井田制，征缴专供军队使用的军赋。地方一里为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成方圆十里；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同方圆百里；十同为一封，十封为一畿，畿方圆千里。按照土地规模，征收租税和军赋。租税用来供养政府，军赋用来建设军队。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一丘有十六井，饲养一匹战马，三头运输的牛。四丘为一甸。甸有六十四井，饲养四匹战马，还要准备一乘兵车，和十二头运输的牛，有作战的甲士三人，兵卒七十二人，还要准备作战用的武器装备，这即是军民合一的乘马法。一同为方圆百里，有一万井的土地规模，除去山川湖泊和不能耕种的盐碱地，城池民宅，园囿道路，所有这些土地，共占有三千六百井的面积，剩下六千四百井，用来供给军赋，饲养四百匹战马，供养一百乘兵车，这个规模，是卿、大夫的采邑，叫做百乘之家。诸侯的封地有三百一十六里，十万井的土地面积，有六万四千井，用来供给军赋，饲养四千匹战马，供养一千乘兵车，这是诸侯的规模，诸侯叫做千乘之国。天子的京畿方圆千里，有一百万井的土地面积，有六十四万井，用来供给军赋，饲养四万匹战马，供养一万乘兵车，这叫做万乘之王。有了战马、战车、武器装备，春天国君带领军队打猎，夏天在野外宿营，秋天训练军队，冬天检阅军队。秋天出外打猎，叫做秋狝；冬天出外打猎，叫做冬狩，均是为了整军习武。五个诸侯国为属，属有属长；十个诸侯国为连，连有连帅；三十个诸侯国为卒，卒有卒正；二百一十个诸侯国为州，州有州牧。连帅每年需要检阅战车，卒正每三年需要检阅步兵，州牧每五年需要进行阅兵。在阅兵时，要同时检阅战车和步兵，这是周代为诸侯国建立军队，加强战备，制定的制度。

周王室衰落之后，制度遭到破坏，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4年）重用管仲治国，齐国变得国富民强。桓公向管仲请教，称霸与使用武力之间的关系，管仲说：“公想建设强大的军队，加强战备，其他大国也会持有同样的想法，小的诸侯国也会加强战备，这样做，很难使得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管仲在齐国进行改革，整顿军队，在里中，以卒伍制度将百姓组织起来，军务、政事在乡村建设中同时完成。以什伍组织，把居民连结成一个整体，居住地相邻，同生共死，同乐共命，祸福同享；夜间作战，声音相闻；白天作战，相互关照；情况危急，舍命相救。训练成功后，外可以抵御夷狄，内可以尊崇天子，领导诸侯。齐桓公去世后，晋文公（公元前636－前628年）仿照齐桓公的做法，首先在国内安抚百姓，整顿军队，制定被庐法，领导诸侯，继而成为霸主。在当时，周王室的礼仪制度，已经遭到破坏，诸侯国僭越制度，晋文公迎合世俗，希望看到尊崇王室的效果，但是已经难以恢复先王的礼仪制度。齐、晋二位霸主去世后，礼仪制度遭到更大地破坏。在鲁成公（公元前590－前573年）时，鲁国制定了丘甲制度，百姓的赋税，变得越来越沉重；鲁哀公（公元前494－前477年）开始征收田赋，施行土地私有制，春夏秋冬，整军习武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春秋》中记载这些事情，讽刺这种做法，认为这些与先王制定的礼仪制度相背离。诸侯国间，频繁地爆发战争，百姓没有经过训练，即被投入战场，为此而送命的士卒不计其数，战争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了正义而战。孔子为此而感伤道：“不经过训练的军队，即投入战场，这是将战士们送上死路。”孔子评价子路，说：“仲由，千乘之国，可以让他率领一只军队。”子路也说：“千乘之国，在大的诸侯国间，外有敌国侵犯，内有饥荒灾害，由我来治理，只需要经过三年时间，即可以让民众变得勇敢无畏，知道为何而战。”子路的意思是：通过加强训练，辅以礼仪教化。

春秋之后，大的诸侯国兼并小的诸侯国，兼并的步伐越发加快，从此进入战国时代，诸侯国间重视战争的技巧，将其编为礼乐，相互间夸耀。秦国将其命名为角抵戏，先王制定的礼乐，在武士的搏击声中，显得无足轻重。各国的英雄豪杰，因势而崛起，专门研究阴谋诡计，研究如何颠覆他人的国家。最为著名的，吴国有孙武，齐国有孙膑，魏国有吴起，秦国有商鞅，他们均为研究如何克敌制胜的杰出人才，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写成专著，流传于后世。在当时，合纵连横，攻伐转换，世代造就出许多的英雄豪杰。齐愍王（公元前300－前284年）以军队的战争技能逞强好胜，魏惠王（公元前369－前319年）以战士的勇猛果敢显示威风，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以勇士的突击能力屡获胜利。各诸侯国间，相互争雄，为谋求利益而游说的人，更是将孙武、吴起作为榜样。当时的荀况在阐明王道时，批评孙、吴的做法，荀况说：“孙武、吴起这类人，崇尚武力，重视计谋；以他们的兵法、计谋，在昏聩、傲慢的诸侯国间进行鼓吹，使得君臣间产生隔阂，上下离心离德，正途不能解决，即施以阴谋诡计。仁人治国，为天下所尊崇，如同子弟保卫父兄，手足捍卫头脑，谁敢来侵犯？对别的诸侯国，要像对待亲戚一样，有着欢快的气氛，有着如同椒兰般的芳香；对觊觎国君地位的人，要像对待仇敌一样，要同仇敌忾。人们的感情与观念，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还会被丑恶所左右，被贪婪所驱使吗？以桀对付桀这样的恶人，可以实施奸诈；以桀对付尧这样的圣人，施以奸诈，就如同是以卵击石，怎么会有好的结果？《诗经》中说：‘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意思是说以仁义善待民众，将会无敌于天下。按照齐国的标准，在战场上以技击逞强，斩获一级首级，可以获得赏金。战争的规模小，敌人不够强大，这种激励还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是对付强敌，军队则会一触即溃，这样的军队，只能说是亡国之军。魏国的战士，穿上三重铠甲，操有十二石强弓；每人背负着五十只利箭，肩上扛着长矛，头上戴着头盔，腰间悬着宝剑，备足三天的军粮，一日间强行军可以走一百里。符合要求的战士，可以免除赋税徭役，还要奖励田宅。有了这样的奖励政策，魏国的领土不断地扩张，魏国的赋税却因此而减少，国力几年间就会衰退。魏国的穷兵黩武，只能使得国家变得衰弱。再来看秦国，秦国的百姓生活窘困，政府还要横征暴敛。滥施徭役，百姓已经穷困到极点，政府以利益来引诱，以刑罚来威慑，鼓励百姓想要致富，就要从战场上寻找出路。秦的政策，是把杀敌与奖励挂起钩来，战场上斩杀五位敌人，可以享受奴役五家的奖赏，这种做法极大地刺激了战场上杀敌的热情，经过四代君王的努力，最终夺取天下。但秦国军队只是效命于沙场的战士，如同在商场上，为获得报酬而干活的佣工，战士们不会讲道德，也不会懂得礼仪。尽管秦国兵强地广，但内心常感到恐惧不安，常担心天下会联合起来，推翻自己。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是有着礼仪的军队，是有着制度约束的军队，还不能说是仁义之师。齐湣王的战士不敌魏惠王的武卒，魏惠王的武卒不敌秦昭王的勇士，秦昭王的勇士不敌齐桓公、晋文公建立起来的礼仪军队，而齐桓公、晋文公的礼仪军队，不敌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注：仁义之师，即取得民心之师。）。”

因此说：“善用兵者，不必列阵；善列阵者，不必交战；善交战者，不惧言败；愿言败者，不惧灭亡。”这就如同舜帝设置百官，皋陶设置司法官，是因为“蛮夷猾夏，贼寇奸宄。”但并没有对他们施以征伐，这是善用兵者，不必列阵。商汤、周武王出征之前，列阵宣誓，并不立即擒拿夏桀、商纣，这是善列阵者，不必交战。齐桓公慑服南边的楚国，迫使楚国向周王室进贡，向北征讨山戎国，为燕国解除边患，存续灭绝的诸侯，找回诸侯们的继承人，成为五霸中的首霸，这是善战者，不惧言败。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9年）遭受吴王阖庐的打击，亡国出逃，楚国的父老们相送。昭王说：“乡亲们，回去吧！你们还愁没有新的国君吗？”父老们说：“再没有像您这样的贤君哪！”愿意跟随着楚王逃亡。申包胥赶赴秦国，向秦惠公哭诉求救，秦王终于出兵。二国合兵一处，赶走吴国的军队，楚昭王返国，这是愿言败者，不惧灭亡。秦国通过四代君王的努力，凭借着秦地的山河险阻，任用白起、王翦这样的虎狼猛将，奋其爪牙，灭亡六国，兼并天下。但是穷兵黩武的结果，是天下百姓不愿意亲附，最后在刑徒陈胜、吴广掀起的灭秦狂涛中，如狂飙一样的义军，同仇敌忾，风卷残云，一举推翻了秦朝（公元前206年）。这是用兵最失败的极端例子。凡是用兵，同时要想到存亡继续，除暴安良。像伊尹、吕尚那样用兵，子孙后代才会享有祖宗留下来的封邑，与商代、周代一起，存续始终。到了战国，信奉阴谋诡计，以残暴作为时尚，为了争夺城邑，一定要杀人盈城，为了争夺土地，一定要杀人遍野。孙武、吴起、商鞅、白起这些人，最终是身遭屠戮，在他们死后，他们为之效命的国家，还依然存在。恶的结果最终获得的是恶报，自己播下的种子，最终尝到的是结出来的苦果，这真是天理昭彰。

汉朝建国之后，高祖秉持神武之材，宽厚仁慈，招揽英雄，推翻强秦，诛杀项羽。任命萧何、曹参担任丞相，采用张良、陈平献出的奇计妙策，发挥陆贾、郦食其的善辨口才，重用叔孙通，为汉朝制定礼仪制度，文官、武将，各显其能，成就了建国大业。天下安定之后，仍然延续着秦国的军制，在郡国设置军民合一的步兵，在京师驻扎有南军、北军两支卫戍部队。武帝平定百粤之后，又在京师增设了由校尉率领的七支部队，京师外有楼船水军，每年按时操练，习武备战。在元帝朝，元帝按照贡禹的建议，撤销步兵角抵戏，但是从没有停止过对于军队的训练，整军习武。

古人讲：“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众均会用到，缺一不可，谁敢废弃军队？”家法不能缺少鞭子、棍棒；国家不能缺少刑罚，不能少了军队征伐，更不能偃军息武；在使用中，有轻重缓急，有本末之分；在实践中，有逆有顺。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礼仪制度，是用来推行教化的利器，军队、监狱，是用来治国理政的辅助。礼仪教化成功，军队的作用即会增强；道德力量广泛，监狱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夏商周三代前期之所以繁荣昌盛，达到刑狱搁置不用，军队休战，全在于文武两个方面，运用的有张有弛，帝王的德政发挥到了极致。

在上古时，周代制定法律，分为轻、中、重三种，用来管理诸侯，治理天下：其一，对新建的诸侯国使用轻典；其二：对安分守法的诸侯国使用中典；其三，对篡弑谋逆的诸侯国使用重典。还有五种常用的刑罚，判处黥刑的，适合五百种罪行；判处劓刑的，适合五百种罪行；判处宫刑的，适合五百种罪行；判处刖刑的，适合五百种罪行；判处死刑的，适合五百种罪行，对于安分守法的诸侯使用中典。斩杀罪犯，将尸首留在市场上示众；判处黥刑的罪犯，安排其看守城门；判处劓刑的罪犯，安排其守卫边境；判处宫刑的罪犯，安排其在宫廷内服务；判处刖刑的罪犯，安排其看守园囿；判处耐刑的罪犯，安排其看守仓库。已经受到判决的罪犯，男子没入官府服役，女子在舂人、槁人（周代的官名）的管辖下劳动。已经获有爵位，年龄达到七十岁的罪犯，七岁的儿童还未更换牙齿之前，免除刑罚。

周王室衰落之后、周穆王年老昏瞆，诏命司寇吕侯审时度势，制定刑法，以警示四方诸侯。适合黥刑的罪状，增加至一千条；适合劓刑的罪状，增加至一千条；还有适合髌刑的罪状，达到五百条；减少了适合宫刑的罪状，仍然有三百条；适合大辟杀头的罪状，有二百条之多。五种刑罚，针对三千条罪状，超过了对守法的诸侯，适合五百种罪状的惩罚，施行了对待乱邦，采用重典的惩罚。

在春秋时期，王道遭受破坏，教化已经不能再发挥作用，子产在郑国担任丞相，将刑罚的法典铸刻在鼎上，晋国大夫羊舌肸（xī）指责子产，说：“过去先王就事论事，进行处罚，不公布刑法。担心的是百姓知道刑法后，会与官府争讼，不容易驾驭。因此平时以礼仪来约束他们，发生纠纷，则用政令来纠正他们。以礼仪作为行为的规范，以信用考察行为的结果，以仁义对行为进行约束。给予俸禄，勉励人们接受教化，制定刑法，惩戒过分的欲求。煞费苦心，仍然担心百姓不服从教化，再以忠诚进行劝诱，以善恶警示百姓，教导人们要通晓事理，相互之间，要和睦相处，对待上司要敬重，遇到困难要坚强，处理问题要果断。还要访求通晓哲理的贤者辅佐国君，任用断案公平的官员，恪守忠信的长者，对人仁慈和善的师长。只有这样，百姓才容易治理，才不会出现祸乱。如果民众知道了法律，对国君就不会再产生敬畏之感，有了与国君争讼的依据，他们就会引经据典，知道那些事情可以做，以图侥幸，去获取成功，这样，百姓就不再容易治理。夏代出现了乱政，才制定禹刑；商代出现了乱政，才制定汤刑；周代出现了乱政，才制定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出现，均是在朝代的末世，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子产在郑国担任丞相，制定刑法，还要铸刻在鼎上，用来治理百姓，这不是在自讨苦吃吗！《诗经》中说：‘法律要参考文王的德政，以安定四方。’还说：‘参考文王的德政，制定法律，可以使得万邦来归。’子产这样做，刑法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百姓知道了争端的界限，就会抛弃礼仪，而求助于法律。一些细微的事情，也会争个你死我活，到那时，监狱里充满了刑犯，贪污贿赂也将会横行无忌。在子产这一代，郑国难道要败亡吗！”子产回答羊舌肸（xī）：“像你所说的，我才能不够，不能顾及到下一代，我现在要解决的，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政治的轻率，从此开始。孔子为此而感伤，说：“用道德引导，用礼仪限制，则能使得百姓懂得耻辱，而且会自觉地遵守法律，不再犯罪；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惩治，可以限制百姓犯罪，但不能让百姓懂得耻辱。”“礼乐教化不兴，则刑罚使用不会准确；刑罚使用不准确，则民无所措手足。”鲁国的孟孙氏让阳肤担任监狱官，向孔子的弟子曾子请教，曾子说：“上失其道，民众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假若审案清楚，不必欢喜，只有哀怜那些受到刑法惩处的人。”

到了战国时期，王道衰微，韩国任命申不害担任丞相，秦国重用商秧，制定连坐法，此后就有了灭三族的酷刑。还增加了肉刑，增加了处死的方法，像凿开犯人的颅骨、抽取犯人的胁骨、把犯人放在鼎镬中烹煮，可谓是花样繁多。

到了秦始皇执政时期，秦国吞并六国，天下归秦，秦国遂废弃了先王制定的礼仪制度，撤销了进行礼义教化的官吏，专门实施刑罚。始皇帝亲自处理案件，白天处理刑案，晚上处理政府公文，皇帝规定自己一天的工作量，案件和公文加在一起，重达一石。但是仍然不能免除奸邪横行，犯罪的人道路相望，监狱遍布全国，天下百姓愁怨，终于起来造反。

秦末造反的义军攻入武关，高祖进入关中以后，与秦地百姓约法三章，高祖说：“杀人者死，伤人和偷盗，按照罪行大小，给予惩罚。”取消繁琐苛刻的秦朝法律，秦地的百姓欢欣喜悦。再后来由于诸侯国还没有安定，战争还没有结束，约定的三章法规已经不足以惩治犯罪，于是相国萧何挑选适用的秦国法律，结合实际情况，又制定了九章法律条文（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等九章。）。

在惠帝朝、吕后执政时期，百姓刚走出战争的泥沼，人们关心的是抚育幼小，赡养老人。萧何、曹参先后担任丞相，以清净无为来治理国家，让百姓自由地选择生活，不加以干涉，国家的经济逐步得以恢复，也很少使用刑罚。

在孝文帝继位后，文帝继续奉行清净无为的治国理政政策，劝导百姓重视农业，栽桑养蚕，减少赋税。朝廷在职的将相都是当年跟随高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不重形式，讲究实际，厌恶秦国的恶政，朝廷中制定的政策，以宽厚为务，痛恨在背后议论他人，形成风气，诬告的案件也少了很多。官吏恪尽职守，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富日积月累，不断地增多；人口繁衍，人口数量也在迅速地增加。民风醇朴，法网疏阔。文帝选择张释之担任廷尉，决狱判案，疑案从宽、从无，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每年判案的数量仅有四百件。全国案件如此稀少，有刑狱搁置不用的美誉。

文帝继位第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应处以肉刑，诏狱将淳于意押解至长安。淳于意没有男孩儿，有五个女儿，在被逮捕的时候，淳于意骂自己的女儿，说：“生孩子没有生下男孩儿，遇到情况紧急，一点用都没有！”小女儿缇萦（tí yíng）非常难过，跟随着父亲，一路哭着来到长安，向文帝上书说：“妾的父亲是政府官吏，齐国人都说他为官清正廉洁，现在因为触犯朝廷法律，要处以肉刑。妾非常难过，人死不能复生，肉刑后不能恢复原来的肢体，就是以后愿意改过自新，也不能再弥补身体的损失。妾愿意作为官家的奴婢，为父亲赎罪，让父亲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上书交予天子，文帝读了后，非常感动，遂下令，说：“制诏书予御史中丞：‘人们常说在舜帝时，给有罪的人衣服上画上图案，这就是给予惩罚，百姓因此而不敢犯罪，治理百姓竟然有如此好的效果！现在仅肉刑就有三种，而犯罪仍然得不到制止，原因究竟在那里？是朕的德能不够，教化还不能普及！我为此而惭愧。教化还是引导不到位，才使得百姓陷入法网。《诗经》中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现在百姓有罪，不进行教育，就直接予以惩罚，他们想弃恶从善，身体却已经受到损伤，朕对此很同情。肉刑要切断人的肢体，在肌肤上刻字，终身不能去除，这样的刑罚给人带来的痛苦太大，缺乏道德！国君还怎么为民父母？废除肉刑，用别的形式来代替。按照罪人犯罪的轻重定罪，只要不逃跑，到一定时间即可免除惩罚。以此为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说：“以肉刑制止犯罪，由来已久。陛下现在颁布明诏，同情天下犯罪的百姓，一旦受刑，终身受误，那些想改过自新的罪人，也失去了补过的机会，可谓盛德，臣等没有想到这些。在此，臣向皇帝建议，制定新的法律：应该判为耐刑的，男子改为城旦，女子改为舂刑；应该判为黥刑的，男子改为髡发、戴刑具服城旦刑，女子改为舂刑；应该判为劓刑的，改为笞打三百下；应该判为斩左脚的，改为笞打五百下；应该判为斩右脚的，以及杀人自首的，还有官吏受贿枉法的，监守政府财物自盗的，罪犯重新获罪的，一律杀头示众。案件判决完毕，耐罪改为男子城旦，女子改为舂刑的，满三年后，男子改为采薪，女子改为择米。鬼薪（男子采薪）、白粲（女子择米）满一年的，改为没入官府为奴、婢。奴、婢做满一年，可免为庶人。奴、婢需要服两年刑的，改为到边郡服役。服役满一年的，或相当于服刑满二年的，一律免为庶人。有中途逃跑和重新犯耐罪以上罪行的，不适用这个法律。以前判决城旦、舂刑的罪犯，没有被监禁的，服完城旦、舂刑后，予以免罪。臣冒死奏请批准。”文帝制诏书，说：“照此办理。”从此以后，对外有了减轻刑罚的好名声，但施行起来却带来新的问题。斩右脚的改为死刑，斩左脚的笞打五百下，判决劓刑的犯人，打到三百下时，就已经打死了。

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景帝又下诏，说：“增加笞打的次数与重罪无异，即使不死，也会打成残废。重新制定法律：笞打五百下的改为三百，笞打三百下的改为二百。”但仍然不能保全性命。到了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景帝又下诏，说：“增加笞打次数的，有的一直打到死，该打的次数还没有打完，朕对此非常同情。再减少数量，该打三百下的打二百，该打二百下的打一百。”又说：“笞打，也是为了教育，制定笞刑的捶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奏请：“打人的刑具，长五尺，手持的上端宽一寸，用竹子制造，末端宽半寸，把竹节铲平。用竹板打屁股。中途不能换人，惩罚一个犯人结束后，才能换人。”这以后，接受笞刑的犯人才得以存活，可酷吏还是经常在实施刑罚时滥施威风。死刑判得太重，生刑又显得太轻，百姓容易触犯法律。

武帝继位以后，热衷于开疆拓土、又喜欢奢侈淫靡的生活，横征暴敛，百姓生活困苦，穷苦的百姓触犯法律，酷吏则滥施刑法断案，但仍然不能制止犯罪，于是武帝任命张汤、赵禹等酷吏，将法律条文再细化，诸如知法犯法，知情不报，监管不力，负责的官员也要负连带责任，对判案的官员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对应处罚的犯人提前释放，都要处以重刑。在此之后，酷吏玩弄法律条文，以案例作为判案依据，疑案重判的事例层出不穷，法网织得更加严密。细化的法令达到三百五十九章，判处死罪的有四百零九条，具体案例可以作为参照的有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情；死罪按照已判案例作为依据，进行对比后即可判案，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事情，可以参照执行。作为法律依据的文书，装满了几栋房屋，就连熟知判案的官员，也不能逐一了解。以至于，负责判案的郡、诸侯国官员无所适从，常出现同罪而判罚有别的情况。贪渎的官吏则乘机从中营私舞弊，想让罪犯活命，即参照可活的案例；想判罪犯死刑，即参照死罪的案例；受到处罚的犯人，没有不鸣冤叫屈的。

宣帝继位以前，在民间生活了很久，继位以后，廷史路温舒上疏，在谈到秦政的十个弊端时，指出其中一个仍然存在的，即是负责判案的狱中官吏（详情记载在《路温舒传》中）。宣帝深有同感，于是下诏，说：“一向以来，官吏负责判案，随意解释法律的弊病很严重，这是朕德能不够的地方。对案件判决不公，将会使有罪的人继续产生邪念，无辜的人不幸遭受冤屈，家庭蒙羞，亲人怨愤，朕甚为同情。现在安排朝廷官员，协助郡、诸侯国的官吏审理案件，新设置的官员职务轻、俸禄薄，官职的名称就叫做“廷平”，俸禄为六百石，定员四人。他们的职责，就是负责平反冤案，不要辜负朕的期望。”宣帝选择于定国担任廷尉，任命以明察宽恕著称的黄霸等人担任‘廷平’，每年的秋季将各郡、诸侯国的疑难案件上报到朝廷重审。当时宣帝在宣室殿静心处理政务，将各种疑难案件汇总，亲自过问。从此以后，冤案的数字大为减少。在当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郑昌说：“圣王设置谏臣，不是用来摆设，颂扬圣德的，是为了防止错误；制定法律，明确处罚标准，不是为了治罪而治罪，是为了防止国家出现祸乱。只要明主重视这些事情，即使没有设置‘廷平’官员，监狱判案也会公正；为了后世能够保证办案公平，不如删减裁定现行的法律条文。法律一旦确定，百姓知道如何遵守法律，贪渎的官员就不敢再继续枉法弄权。现在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仅是设置‘廷平’，这是在弃本求末，等到人亡政息，负责的官员也会懈怠。到了那时，‘廷平’也同样会枉法弄权，反而会成为祸乱的元凶。”宣帝没有来得及处理此事。

元帝刚继位，即颁发诏书，说：“制定法令，是为了抑暴扶弱，让民众知道法律不能触犯，知道哪些能做，哪些需要规避。现在已经存在的法律条文，繁多而不易掌握，就是法律专家也不能通晓，更何况是平民百姓，无意犯法而不能自省，这难道是制定法律的初衷吗？重新议定法律条文，把那些应该取消或者删减的逐条上奏，一定要做到让百姓方便认知。”

到了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成帝再次下诏，说：“《尚书·甫刑》中讲：‘五种刑罚有三千律条，判处死刑的有二百个罪行’，现在判处死刑的罪案有一千多条，法律条文过繁过滥，达一百万言，附加参照的案例更是繁多，具体判案的官员也难以适从，要让平民百姓通晓法律，岂不是难上加难！以这样的法律条文，对待平民百姓，让无辜者陷入法网，岂不悲哀！诏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员、博士和熟悉法律条文的官吏，讨论可以减少的死刑以及可以取消的法律，让法律条文变得明晰易懂，逐条上奏。《尚书》中不是说‘判刑一定要慎重！’要悉心审核，参照上古时的法律精神，朕要认真地审阅。”“有些官员不具备周代仲山父那样的明察细访，不能及时地宣扬朝廷的圣德，不能建立明确的制度，制定可供执行的法律，却只会寻章摘句，在细微处着眼，以敷衍塞责了事。才造成诏命得不到执行，延宕至今。有些官员议论，说什么法律条文难以更改。这是庸人不达时务，固步自封，不能与时俱进，贤圣的君王最忌讳这些。”于是又列举汉朝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既符合古制，又便于操作的具体实例。

汉朝建国初期，虽然制定了约法三章，法网疏阔，大的罪犯常会逃避，但是在判决死刑罪犯时，还是有诛杀三族的法令。这项法令规定：“应当诛杀三族的罪犯，首先施以黥刑、劓刑，斩去左右脚，用竹板打死，再斩去头颅，悬首示众，而后在闹市将身体斩成肉酱。犯诽谤詈骂、诅咒皇帝罪的，要先割去舌头。”这是用五种刑罚处死罪犯。在当年，彭越、韩信等罪犯就是这样处死的。在吕后执政元年，撤销三族罪，撤销诽谤妖言令。孝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又制诏书予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文帝说：“制定法律是为了治理国家，走上正确的道路，制止暴虐，保护百姓。现在犯法的人受到处罚，父母妻子无辜，还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也会受到株连。朕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适。讨论解决的方法。”左右丞相周勃、陈平讨论后，上奏说：“父母妻子，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受到株连，是为了让天下人为此而感到恐惧，不敢再轻易触犯法律。将罪犯家属没入官府为奴、婢，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臣等讨论，愚以为仍应该按照原来的法律执行。”文帝回复说：“朕听说，法律公正，百姓自然会诚实守法，判案公道，百姓自然会心悦诚服。治国理政，应该引导百姓向善，朝廷的官吏不能够引导百姓向善，还要用严刑峻法来惩治他们，这是用法律残害人民，助暴为虐。朕没有看出它有什么好处，再讨论。”陈平、周勃再次上奏，说：“陛下愿意施恩惠于天下百姓，让有罪的人免于刑拘，无罪的家属不受株连，恩德深厚，臣等难以做到。臣等即刻奉诏，撤销刑拘法令和连坐法。”再以后，新垣平犯下谋逆罪，又实施了灭三族的刑罚。由此看来，风俗容易改变，但是人性相近，习惯相远，真的是如此。以孝文帝的仁慈，陈平、周勃的智慧，还有用刑须慎重的强调，仍然不能免除酷刑、虐杀，更何况是庸夫俗子、迎合世俗、随波逐流的人？

《周礼》中记载，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听即五种断案的方法：一曰辞听，观其讼辞，是否理直；二曰色听，察言观色，是否正常；三曰气听，观察气息，是否平和；四曰耳听，观察聆听，是否准确；五曰目听，观察眼神，是否安然。八议：一曰议亲，君主的亲属犯罪，可以商议而减免处罚；二曰议故，君主的故旧犯罪，可以商议而减免处罚；三曰议贤，有贤德的人犯罪，可以商议而减免处罚；四曰议能，有本领、技艺的人犯罪，可以商议而减免处罚；五曰议功，有功劳的人犯罪，可以商议而减免处罚；六曰议贵，有高爵位的人犯罪，可以商议而减免处罚；七曰议勤，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犯罪，可以商议而减免处罚；八曰议宾，君主的宾客犯罪，可以商议而减免处罚。还有三刺（询问）：一曰征询群臣；二曰征询群吏；三曰征询百姓。三宥（宽恕）：一曰不知法而犯罪；二曰无意中犯罪；三曰忘记法令条文而犯罪。三赦：一曰年幼，七岁以下的孩子犯罪；二曰老耄，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犯罪；三曰愚蠢，痴呆的傻子犯罪。凡是有罪而被囚禁的犯人：“重罪犯人，戴上梏（gù）、拲（gǒng）、桎三种刑具；中罪犯人，戴上梏、桎两种刑具，轻罪犯人只戴梏刑具；是君主宗亲的犯人只戴拲刑具；有爵位的犯人只戴桎刑具，等待审判。”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高祖制诏书予御史中丞，说：“判案有怀疑的地方，官吏不能够决断，致使有罪之人长时间不能结案，无罪之人长久关押不能释放。从今以后，县、道官员判决疑案，不能决断的，上交上级二千石官员，二千石官员决断后，批复下级官吏办理。如果还不能决断，一律移交廷尉署，由廷尉决断，然后再批复给二千石官员。廷尉不能决断的，将案件上奏皇帝，附带送上可参照的法律条文。”皇上有这样的恩德，下层官吏却不能够及时传达。因此到了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景帝又重新下诏，说：“各地的疑案，虽然按照法律条文，已经确定为有罪，但犯人仍然不服的，可以重审。”但此后，判案的官吏刻意规避皇帝的诏命，逞其所能，仍然随意判案。到了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景帝再次下诏，说：“监狱判案，是国家的大事。人有智愚，官有高低。疑案不能决断，自然可以重审。有疑案需要重审，报重审后，发觉原审结果不当者，送审官员不以失职罪论处。”从此后，审狱判案官员才开始认真地对待。这样做，较为符合五听三宥的本意。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景帝再次下诏，说：“年迈的老人，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鳏寡孤独者，应该受到人们的同情。制定法令：年龄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的儿童，怀孕、哺乳的妇女，盲人乐师、侏儒等人，作为犯人需要收押，可以不戴刑具。”到了孝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宣帝又下诏，说：“朕考虑年老体衰的耄耋老人，发齿坠落，血气衰微，不可能再有暴逆的行为。由于触犯法律，收押在监狱，使其不能在家中终其天年，朕甚为同情。从今以后，凡是年龄在八十岁以上，不是由于诬告，杀害人命，其他的犯罪一律不再追究。”到了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成帝又颁布诏令：“年龄不到七岁，斗殴杀人或者致人死命的，需要杀头偿命的，要上报廷尉署审理，可以减免死罪。”这些措施均符合三赦，以及照顾到年幼耄耋老人的仁政。这些法令的制定，符合上古时教化民众的德政。

孔子说：“如果以仁政治理天下，需要经历三十年，才能收到仁治的效果；以善政治理国家，需要经历一百年，才能让人们忘记残暴，不实施杀戮。”圣王继承衰亡的国家，拨乱反正，须对百姓实施道德教化；让百姓脱离杀戮的戾气，要经过三十年，仁的效果才能够显现出来；至于善政，没有达到仁政的境界，则需要经历一百年，才能让百姓脱离残暴、杀戮的戾气。这些是治国理政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现在汉朝正处于盛世，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考察从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到平帝，六代帝王，断狱判处死刑的犯人，每年有千分之一，犯耐罪以上，需要斩右脚的犯人，还要三倍多一点。古人常说：“满堂人饮酒，有一人向隅哀泣，则满座人为之不欢。”帝王对于天下，就好比是一堂之主，假若有一人遭遇不公平，内心就会凄怆难过。现在郡国中受刑而死的人，每年有上万，天下的监狱有二千多座，这其中受冤而死的人，该会有多少。监狱仍然是人满为患，这就是社会为什么不能达到和谐的原因。

监狱中关押着如此多的犯人，这是礼仪教化还没有发挥作用，法律条文还不够明晰，百姓贫穷困苦，地方上的豪杰牟取私利，丑恶的行为得不到制止，刑诉案件不能够公平地对待，而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尚书》中讲：“伯夷制定礼法，引导百姓懂礼，其次才使用刑罚。”意思是说：用礼仪教化来代替滥施刑罚，就如同是筑堤，是为了防止河水泛滥。现在堤防已经破败，礼制还没有完备；死刑过滥，生刑又容易触犯；百姓饥寒交困，贫苦不堪；地方上的豪杰仍然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怙恶不悛，已经习以为常，这就是罪案为什么会越处罚越多的原因。孔子说：“古代执行法律的人，以减少犯罪为务，这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现在执法的人，不放过一个有罪的人，这是治国理政的末端。”孔子又说：“今天断狱审案的人，只想着怎么去杀掉这个犯人；古代断狱审案的人，只希望怎么留给犯人一条生路。”与其杀掉一个错判无辜的人，宁可放掉一个有疑问的罪人。现在的执法者，上下官员相互攀比，以苛刻为务，以重判为明，对于轻判，则被认为是无能。民间有一句俗语：“卖棺材的人盼着连年瘟疫。”这并不是商人憎恨人们，想要人死得更多一点儿，实在是受到利益的驱动，才使得他们有这样狠毒的想法。而今官吏执法判案，让无辜的人遭受牢狱之灾，也持有同样的想法。正因为有这五种弊病，才使得监狱中的犯人越来越多。

后汉建武、永平（公元25－75年）以来，民众刚刚摆脱战乱的痛苦，百姓都有过上安居乐业生活的想法，与当年高祖、惠帝朝一样。而治国理政，重点要放在抑制豪强，扶助贫弱上面，朝廷中没有跋扈的大臣，县邑中没有不法的豪绅。按照人口统计，判决的罪案应该少于成帝、哀帝年间的十分之八，这才是政治清明。然而还不能与上古时的仁政相比较，因为还有很多的弊端没有消除，刑罚的根本目的还没有达到。

说得真好！看荀况对于刑罚的论述，荀况是这样说的：“有些人认为，在上古时，治国的君王无须采用肉刑，只有象征性的刑罚，比如说黥刑，或者是让罪人穿上草鞋，和不缝边的赭衣，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假若古时候以这样的方式治国，人们就不会触犯法律犯罪，那么不但没有肉刑，就连象征性的刑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认为人们犯罪，只要以轻刑处罚，就可以看到效果，杀人者不用偿命，伤人者不需要受到严惩。再大的罪，也是重刑轻判，那么民众将会无所畏惧，这样做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制定刑罚的目的，就是要惩治罪恶，以儆效尤。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鼓励残暴，放纵恶行。因此象征性的刑罚，不是产生于天下大治的古代，只能是产生于后代的乱世。凡是封赏爵位，设定官职，赏赐、刑罚、庆贺，均要按照不同情况，因时制宜。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成为产生动乱的祸源。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这些都能造成不详的后果。讨伐叛逆，除暴安良，以体现治国的威严。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统治者都会采取的惩治措施，没有人知道它的由来。在大治时，只会采用重刑；在乱世时，才会采用轻刑。在大治时触犯刑律，要加重处罚；在乱世时触犯刑律，才会侥幸得以轻判。《尚书》中讲：‘刑罚因时而异，或轻或重。’就是这个道理。”所谓“象刑惟明”，是指按照天地四季运行的道理，而制定轻重缓急的刑罚，怎么可能仅穿上草鞋、不缝边的赭衣，就能够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荀况对待刑罚持有自己的观点，又结合了对世俗的分析。荀况解释道：禹在尧舜之后，自认为德能不够，制定了肉刑；商汤、周武继而顺应时代的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民俗已经远远不如尧舜世代时那么淳朴；汉朝建国之后，继承的是周代的衰世和暴秦的恶政，流弊极深，比起三代的民风，百姓更加难以治理。如果仅采用尧舜世代的轻刑，就好像是在用普通的缰绳，而妄图套住桀骜不驯的野马，难以达到匡正时弊的目的。废除肉刑，本意是为了保全性命，现在则是，在髡钳罪的上面，就是死罪。以死罪来治理百姓，失去了施惠予民的本意。因此每年判处死刑的数字达到万人以上，这反而是在用重刑虐民。至于普通的盗贼，那些因为激愤伤人，男女通奸，官吏贪赃等一类的犯罪，仅以髡钳惩罚，又显得不够。每年这类受到惩罚的罪犯，达到十万人以上，犯罪的百姓不惧怕法律，也就不会因为受刑而感到耻辱，这是因为惩罚过轻而导致的结果。判断能吏的标准，看其是否能够杀人树威。能杀的就是胜任；用法律标准轻判的，就是不懂得治理。这种毁弃法制名声的例子，难以胜数。结果造成法网虽密，而犯罪难禁；刑罚虽多，而百姓不惧。三十年时间，倏忽而过，仁政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一百年过去了两个，逞凶赌狠的戾气仍然未能消除。这只能解释为缺乏礼乐的熏陶，刑罚使用的不当。应该认真地加以思考，刑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删改、修订已有的法律条令，确定二百章适应死刑的判决。其余各种罪行的等次，在古代应该释放的，而在今天就是犯下了死罪，其实也可以让罪犯交上一定赎金，再加上肉刑。至于伤人和偷盗，官吏贪赃枉法，男女通奸淫乱，可以按照古代的刑罚来惩治，制定三千章判决的法令。还有那些以苛刻为务，巧饰文辞，过于繁琐的法律，一律废除。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让人们畏惧刑罚，规避禁令，官吏也不能再以是否能够杀人，作为判断是否称职的标准。执行法律要统一，判刑轻重要适当，百姓的性命才能够得以保全。刑罚适中，天人和谐，参考古人的智慧，引导百姓向善，努力塑造和谐的风气。在周代成、康年间，不用刑罚的盛世，未必能够再现，孝文帝减轻刑罚，监狱空置的结果，只要通过努力，还是能够达到的。《诗经》中讲：“顺应民心，天予以厚赏。”《尚书》中也说：“立功立事，可以国运长久。”意思都是为政治民，要考虑到民众的利益，才能够功成事立，得到上天的厚报，使得国祚长久，这即是所谓的：“天子得福，百姓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