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元王刘交，字游，是高祖的同父异母兄弟。刘交喜欢读书，多才多艺，年轻时与鲁国人穆生、白生、申公一起，曾在浮丘伯那里学习《诗经》。浮丘伯，是荀况的学生。在秦朝焚书期间，这些学生先后离开老师。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刘伯，次兄刘仲，刘伯很早即已去世。在秦末起义中，高祖被义军推举为沛公，在当时，景驹自立为楚王，刘邦让刘仲与审食其留在家中侍奉太上皇刘太公，刘交、萧何、曹参等人则随同刘邦一起前往拜见景驹，在途中遇上项梁，刘邦与项梁共同拥立楚怀王。继而刘邦率领义军向南进攻南阳，从武关攻入关中，与秦军在蓝田大战。而后刘邦率领义军在霸上驻扎，再以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汉王刘邦封刘交为文信君，刘交跟随汉王，率领汉军进入蜀郡、汉中。刘邦继而回军平定三秦，与项羽争夺天下，最终刘邦逼迫项籍在乌江边自杀，登上皇帝位。在此期间，刘交与卢绾始终跟随在高祖身边，随意出入卧室，为大臣们传递信息，在内室商量机密，而高祖的叔伯兄弟刘贾，仅为汉军中的一员将军。

汉纪元六年（公元前201年），高祖撤销了楚王韩信的封国，在楚国故地分出二个诸侯国，立刘贾为荆王，立刘交为楚王。楚国领地包括有薛郡、东海郡、彭城，有三十六座县邑，因为此前打天下的功劳，高祖封了这二位诸侯王。高祖后来还封了次兄刘仲为代王，封了长子刘肥为齐王。

在当初，高祖还是布衣时，因为社会交往，常会带些客人到大哥家中去吃饭。大嫂讨厌刘邦常带客人到家中来吃饭，有一次佯装饭吃完了，用饭勺剐锅边，客人们听到剐锅的声音，都走了。刘邦进家后，看到锅中还有饭，为此而怨恨嫂子让自己难堪。等到汉朝建立，高祖在封齐王、代王时，刘伯的儿子没有受封为诸侯王。太上皇为孙子说情，高祖说：“我不会忘记侄儿的，只是我常在想，他母亲当年，做人太不厚道。”汉纪元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高祖封刘伯的儿子刘信为羹颉（jié）侯。

楚元王刘交来到封国，任命同学穆生、白生、申公为楚国中大夫。在吕后执掌朝政时，浮丘伯住在长安，元王派儿子刘郢客与申公一起，到长安跟随浮丘伯完成学业。在文帝朝，朝廷听说申公对《诗经》很有研究，文帝拜申公为博士。元王刘交喜欢《诗经》，元王的儿子也学习《诗经》，申公为《诗经》作注解，成为后来的《鲁诗经》。元王刘交编辑《诗经》，成为后来的《楚元王诗经》，至今还有传阅。

吕后执掌朝政时，任命元王的儿子刘郢客为宗正，封刘郢客为上邳侯。楚元王刘交在位二十三年去世，太子刘辟非在此前已经去世，文帝让宗正上邳侯刘郢客继承王位，这是楚夷王。申公在朝廷担任博士，后来申公辞去朝中职务，跟随刘郢客返回楚国，楚夷王刘郢客再次任命申公为楚国中大夫。楚夷王刘郢客在位四年去世，儿子刘戊继承王位。文帝很尊敬楚元王刘交，元王的儿子受封的爵位与皇子一样。景帝继位后，要亲近最近的皇室宗亲，景帝封元王刘交的五个儿子为列侯：刘礼为平陆侯，刘富为休侯，刘岁为沈犹侯，刘艺为宛朐侯，刘调为棘乐侯。

当初，楚元王刘交以客礼对待同学申公等人，穆生不能喝酒，元王刘交每次安排酒宴，常要为穆生专门准备甜酒。楚王刘戊即位后，按照原来的习惯，仍然准备甜酒，一次忘记准备。穆生随后退出酒宴：“可以归隐了！现在没有甜酒了，楚王对我的态度已经改变，再不走，楚人就要用铁环套住我的脖子，推到大街上示众啦。”穆生遂称病，躺在家中。申公与白生到穆生家，将穆生从床上拉起来，说：“你怎么不想一想先王刘交是如何礼遇我们的？今天为了这点儿小事，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穆生说：“《易经》中讲：‘在事情发生之前，即能看出徵兆，这是有神灵在相助！徵兆决定着此后事情的发展，决定着吉凶祸福。君子要及时采取行动，不要迟疑。’先王刘交以客礼对待我们三人，是因为先王还记得我们同学间当年的友情；今天的楚王刘戊忽略这些小事，是因为刘戊已经忘记他祖父与我们当年交友的情谊。已经忘记情谊的人，还能交往下去吗？这那里是失礼问题。”穆生遂称病离开楚国。申公、白生仍然留在楚国，与楚王刘戊交往。

楚王刘戊逐渐变得荒淫残暴，刘戊继位二十年后，薄太后驾崩，刘氏宗亲成员均要服丧，在服丧期间，刘戊继续与女子做爱，被朝廷削去东海郡、薛郡，于是刘戊暗地里与吴国合谋叛乱。申公、白生劝谏刘戊，刘戊不听，将申公、白生关押起来，还强迫他们劳动，穿上囚徒的衣服，在集市上舂米。刘戊的叔叔休侯刘富派人劝说刘戊，刘戊竟然说：“叔叔与我不同心，我举兵起事，首先取叔叔的脑袋。”休侯刘富害怕，与母亲太夫人逃往京师长安。刘戊继位第二十一年春天，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朝廷削去楚国部分县邑的诏书到了，刘戊遂响应吴王刘濞，在楚国造反。楚国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劝谏，刘戊一概不听。还杀害了张尚、赵夷吾，刘戊起兵与吴军会合，向西攻打梁国，攻下了梁国的棘壁，在昌邑县南边，刘戊率领的楚军与汉将周亚夫大战。汉军断绝了吴楚粮道，吴楚军粮匮乏，吴王刘濞逃走，楚王刘戊自杀，楚军遂投降。

汉军平定吴楚叛乱后，景帝立宗正平陆侯刘礼为楚王，奉祀元王刘交的宗庙，这是楚文王。刘礼即王位四年后去世，儿子刘道继位，这是楚安王。刘道即王位二十二年后去世，儿子刘注继位，这是楚襄王。刘注即王位十四年后去世，儿子刘纯继位，这是楚节王。刘纯即王位十六年后去世，儿子刘延寿继位。宣帝登基后，刘延寿认为广陵王刘胥是武帝的儿子，天下如果有变，刘胥一定会登基当上皇帝，遂暗地里与广陵王刘胥勾结，还为自己后母的弟弟赵何齐娶了广陵王刘胥的女儿为妻。刘延寿与赵何齐商议，说：“我与广陵王联合起来，天下一旦有变，我即会发兵去帮助广陵王，让广陵王登上帝位，你今天娶了翁主，到那时，你也一定会被封为列侯。”刘延寿派赵何齐与广陵王刘胥暗中传递书信，说：“愿意做广陵王的耳目，大王不要行动迟缓，落在别人后边，失去天下。”赵何齐的父亲赵长年向朝廷告发此事。朝廷将案件交予有关部门审理，证据确凿，刘延寿自杀。刘延寿在位三十二年，撤销楚国。

当初，休侯刘富逃往京师长安，楚王刘戊造反，刘富等人受到牵连，被免去侯位，削去刘氏宗籍。后来景帝知道刘富曾经多次劝说过刘戊，重新封刘富为红侯。刘富的母亲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戚关系，平定崤山以东叛乱时，太夫人请求留在京师长安，被朝廷批准。刘富的儿子刘辟强等四人奉养祖母，在朝廷做官。太夫人去世后，朝廷赐予太夫人墓地，葬在灵户。刘富的侯位传至嫡曾孙，因为没有儿子，撤销封爵。

刘辟强，字少卿，也喜欢钻研《诗经》，善于写文章。在武帝朝，刘辟强以宗室子弟身份，参加中二千石官员在朝中的廷议，当时刘辟强的名气在刘氏宗室中排在首位。刘辟强性情沉静，不嗜权欲，常以读书自娱，不喜欢做官。汉昭帝继位后，有人向大将军霍光建议：“将军没有看到前朝吕氏的败亡吗？将军身处伊尹、周公的尊位，在朝中摄政掌权，却不能依靠刘氏宗亲，不能与他们一起共事，这样做很难取得天下人信任，会有覆亡的危险。现在将军正处在鼎盛时期，皇帝也还年轻，应该多选用些刘氏宗室子弟，多与大臣们讨论问题，不要像吕氏当年掌权时那样，这样做才能够消灾免祸。”霍光认为说得有道理，于是选择刘氏宗亲中可以用的人。刘辟强的儿子刘德在丞相府任待诏，年纪有三十几岁，霍光想启用刘德。有人提醒霍光，说刘德的父亲刘辟强还在，也是先帝信任的人。霍光遂任命刘辟强为光禄大夫，兼任长乐宫卫尉，刘辟强此时已经八十余岁。后来又转任为宗正，几个月后，去世。

刘德，字路叔，钻研黄老学说，聪明有智慧。刘德在年少时，多次向朝廷提出谏言，被武帝在甘泉宫召见，武帝称刘德为“千里驹”。昭帝继位初，刘德被任命为宗正府丞，与其他官员共同审理刘泽（齐孝王的孙子）的谋反案件。刘德的父亲在担任宗正时，刘德改任为大鸿胪丞，又改任为太中大夫，再后来，刘德也担任了宗正，与其他官员一起审理上官氏、盖主的谋反案。刘德常坚持《老子》知足不辱的观点。刘德的妻子去世后，大将军霍光想把女儿嫁予刘德，刘德不敢娶，害怕权势太盛。盖长公主的孙子盖长谭曾经拦住刘德，解释盖长公主的谋反案，刘德严厉斥责盖长公主的行为无礼，不符合皇室的道德规范。侍御史误认为霍光怨恨刘德不愿意娶女儿，弹劾刘德，说刘德诽谤皇帝指定的案件，刘德遭到免职，被贬为庶人，搬到一处荒僻的山野间种地。霍光知道此事后，很生气侍御史误解了自己的意思，遂召回刘德，任命刘德为代理青州刺史。一年后，再次任命刘德为宗正，与刘德一起商议拥立宣帝，刘德以拥立宣帝有功，受赐关内侯爵。宣帝地节年间（公元前69－前66年），宣帝因为要亲近皇室宗亲，加上刘德本人行为敦厚，宣帝封刘德为阳城侯。刘德的儿子刘安民被任命为郎中右曹。在刘氏宗亲里，像刘德这样获得官职或者宿卫皇宫的，有二十余人。

刘德性情宽厚，乐善好施，愿意帮助他人，在审理京兆尹此前处理过的案件中，刘德平反了许多犯人。刘德家中的财产超过百万，全部用来帮助昆弟或者招待宾客吃饭。刘德常说：“钱太多，会招来百姓怨恨。”受封为列侯第十一年，刘德的儿子刘向因为伪铸造黄金案，被判罪服刑，刘德上书为儿子的犯罪辩护，在此期间刘德去世。大鸿胪上奏朝廷，弹劾刘德为儿子犯罪辩护，有失大臣的道德规范，不应该享有谥号，安排祭祀。宣帝制诏书，说：“赐刘德谥号为缪侯，还是要安排祭祀。”刘德的侯位传至孙子刘庆忌，刘庆忌担任宗正，兼任太常。去世后，儿子刘岑继承爵位，担任诸曹中郎将，位列校尉，后来刘岑官至太常。刘岑去世后，爵位传予儿子，直到王莽新朝败亡，才断了封爵。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在十二岁时，因为父亲的职务，刘更生被任命为辇郎。刘更生长大成人后，举行加冠礼，因为刘更生注重品行休养，在朝中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在当时，宣帝想按照武帝朝的行事方式，在身边安排一些儒生士人。刘更生善于写文章，与王褒、张子侨等人一起，同时受到宣帝召见，应对皇帝策问，刘向献上赋、颂、文章数十篇。宣帝对神仙方术很有兴趣，淮南国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说神仙可以将普通物体变为黄金，以及邹衍重视道学，延长寿命等故事，世上很少有人读过，而刘更生的父亲刘德在武帝朝，负责审理淮南国谋反案时读过此书。刘更生在少年时也读过，感到很神奇，即将这部书献予宣帝，说这部书可以指导如何冶炼黄金，宣帝诏令主管冶铸的尚方负责此事，花了很多钱，结果并不灵验。宣帝于是将刘更生交予有关官员查办，有关官员认为刘更生伪铸黄金，应该判处死罪。刘更生的哥哥阳城侯刘安民上书，愿意将封邑中的一半上交给国家，赎刘更生的罪。宣帝也很欣赏刘更生的才华，过了冬天后，赦免刘更生的死罪。此时《穀梁春秋》刚刚列于学官，宣帝征召刘更生学习《穀梁春秋》，在石渠阁研究《五经》。重新拜刘更生为郎中，在黄门当差，担任散骑侍郎、谏议大夫，兼任宫中给事。

元帝即位后，太傅萧望之担任前将军，少傅周堪担任诸吏光禄大夫，二人同时负责尚书事务，受到皇帝信任。刘更生比萧望之、周堪年轻，但是二人很看重刘更生，认为刘更生作为宗室子弟，为人正直，有学问，品行端正，于是提拔刘更生为散骑宗正，兼任宫中给事，与侍中金敞一起，在皇帝左右充当拾遗。四人同心辅政，对外戚许氏家族和史氏家族在朝中的为所欲为，横行不法，多有怨言，中书省宦官弘恭、石显玩弄权术。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共同商议，要向皇帝上书斥退这些佞臣。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话被泄露出去，遂被许氏、史氏和弘恭、石显联合起来诬陷，周堪、刘更生被投入监狱，萧望之被免去官职（详情记载在《萧望之传》中）。当年春天地震，夏天，一颗忽隐忽现的客星在昂星、卷舌星之间出现。元帝也认为这件事情处理得过重，下诏赐萧望之关内侯爵，享受奉朝请的礼遇。秋天，元帝召见周堪、刘更生，打算任命他们为谏议大夫，弘恭、石显连忙阻挠，后来元帝任命他们为中郎。到了冬天，再次发生地震。此时弘恭、石显、许氏、史氏子弟和宫中侍从、诸曹，都愤恨地盯着萧望之等人，刘更生害怕，于是通过亲属向皇帝上书，解释灾变的原因，上书中讲：

臣认为原前将军萧望之等人，均为朝中忠正无私的大臣，他们希望国家得到大治，但是得罪了外戚与宫中尚书。现在连路人都盼望着萧望之等人能够重新恢复职务，但又担心他们会再次遭到谮毁，说犯有错误的大臣是否还能够得到启用，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臣听说《春秋》中记载，发生地震，是因为在位执政的大臣气焰太盛，现在再次发生地震，这可以证明，不是因为此前三位大臣的过错。在高皇帝时，季布得罪了高祖，高祖要判季布的灭族罪，后来季布被高祖赦免，担任汉朝将军。在高后、孝文帝朝，季布成为一代名臣。在孝武帝朝，倪宽因为犯有重罪而被关押，按道侯韩说曾经向武帝谏言：“前些时，吾丘寿王被杀，陛下为此事仍然在后悔不已；现在要杀倪宽，以后会更加后悔！”武帝受到触动，遂赦免倪宽，倪宽重新得到启用，再后来倪宽做了御史大夫，此后再担任御史大夫的官员，没有一个比得上倪宽。董仲舒因为写了有关灾异的书，主父偃上奏朝廷，董仲舒因为此事而被捕入狱，判处为不道罪，幸亏没有被杀头，再后来董仲舒在朝中担任太中大夫、胶西国相，因为年老有病而退休。朝廷需要制订新的政策时，还常要向董仲舒咨询。董仲舒成为有汉一代的名儒，董仲舒参与制订的政策，至今对国家有益。在孝宣帝朝，夏侯胜因为犯有诽谤罪，被关押在监狱里三年，被贬黜为庶人。宣帝后来再次启用夏侯胜，夏侯胜担任长信宫少府、太子太傅，以敢于直言而闻名天下，天下人均称颂夏侯胜的美德。至于其他大臣，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例，不再逐一列举。犯了错误的大臣，仍然可以为国家效力，有益于天下，以上四个例子，颇能够说明问题。

前些时，弘恭奏言萧望之等人有罪，他们此后受到惩治，三个月后，再次发生地震。弘恭因为有病，搬出官府，病好后，重新在内朝处理政事，仍然有天阴下雨、下雪。这样看来，地震与弘恭有关。

臣愚以为应该斥退弘恭、以表明对诬陷忠臣的惩罚，重新启用萧望之等人，为朝廷疏通纳贤的道路。如此，才能够打开国中的太平之门，堵塞灾异之路。

奏书递上后，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生写的，禀告皇上要严查奸臣。调查结果出来后，刘更生被逮捕入狱，由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贡禹，还有廷尉一起共同审理此案。大臣们指责刘更生曾经担任过九卿，却与萧望之、周堪等人，共同谋划排挤车骑将军史高、侍中许氏、史氏，挑拨离间皇帝与外戚的关系，想要排挤他们，独揽大权。刘更生等人为臣不忠，侥幸没有被杀，重新得到朝廷启用，不思悔改，继续挑唆他人，扰乱朝政，诬蔑大臣。为此刘更生再次被贬为庶人。萧望之让儿子上书，为自己申冤，弘恭、石显暗示皇上，让萧望之到廷尉署当面对质。萧望之愤而自杀。至此，元帝才幡然省悟，但是为时已晚，元帝非常悔恨，于是提拔周堪为光禄勋，周勘的学生张猛，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兼任宫中给事，二人均得到元帝信任。弘恭、石显更加惶恐，多次诋毁他们。刘更生看到周堪、张猛已经在位，希望能够再次得到元帝启用，但也担心事情还会有反复，于是刘更生向元帝密封上书：

臣侥幸以刘氏骨肉身份，此前担任过九卿，因为不够谨慎，受到惩处，得到皇上恩典，又再次得到启用。现在看到灾异横生，天地失和，这些均与国运有关。本来不想再说什么，但想到即使是身居荒郊野外，忠臣也应该报效君王，这是做臣子的道义。更何况是刘氏骨肉，再加上旧恩未报！臣愿意向皇上献上愚忠，又担心越职，但想到二件恩情均未报答，作为忠臣应该做的，就是努力向皇上表达想法，即使再回去种田，臣也毫无怨言。

臣听说上古时舜帝任命九位官员，他们在朝中和衷共济，相互团结。众贤士在朝中团结，万物在朝外也会和谐。在当时，用洞箫吹奏九次《韶》乐，迎接凤凰来仪；还有敲击钟磬，欣赏百兽起舞。四海之内，一片祥和之声。在周文王时，西部开拓，迎来很多贤士，气氛祥和融洽，在当时，推崇礼让之风，避免因为纷争而引起诉讼。文王去世后，周公思慕文王的仁义，歌颂文王的圣德，《诗经》中讲：“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在当时，武王、周公先后秉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因此天下归心，周王室继续拓展先祖的事业。《诗经》中讲：“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意思是说四方因为和谐而汇聚在王室周围。诸侯祥和于下，苍天赐福于上，《周颂》中讲“降福穰穰”，还说“贻我厘麰”。厘麰，就是麦子，麦子从天而降。这些都是因为崇尚和谐，有了和谐，才会获得苍天的赐福。

在周幽王、周厉王时，朝中不和谐，朝臣间相互诋毁埋怨，诗人为此而忧虑，于是《诗经》中有：“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小人在位而邪议横行，朋比为奸，背离君子之道，《诗经》中又说：“相互诋毁，何其悲哀！谋之则善，否之则违：谋之不善，只能相依！”君子独善其身，不屈服他人的诽谤，为了国家利益，反而受到恶毒地毁伤，《诗经》中说：“勤恳做事，不敢告劳，无罪受谤，毁誉声高！”在当时，日月昏暗无光，《诗经》中讲：“初一辛卯，出现日蚀，显示凶兆！”又讲：“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致使下民，为之悲哀！”又讲：“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贤良！”天上出现变化，地上出现地震，泉水奔涌，山谷移动。《诗经》中还讲：“百川沸腾，山崩地裂，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可怜人们，无动于衷！”霜降的出现，也不能够按照时令，《诗经》中又讲：“正月降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流传甚广！”说的就是百姓，此时不能明辨是非，造成舆论混乱。朝中不和谐的现象出现，是因为贤与不肖共存，导致朝政失和而引起的结果。

从此之后，天下大乱，篡位、杀戮，各种灾祸频繁出现。周厉王逃到彘地，周幽王被杀，在周平王末年，鲁隐公继位，周王室的大夫祭伯因为关系不和，逃往鲁国，《春秋》中为尊者讳，不说逃走，哀叹灾祸从此开始。从此之后，周王室的尹氏在朝中世代担任卿相，专权跋扈，诸侯国也相继背叛王室，不再到京师来朝见周王，周王室开始衰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三十六次出现日食，五次发生地震，二次出现山崩地裂，三次出现彗星，夜间应该闪亮的星星不再出现，一次流星雨，十四次火灾。胡狄三次入侵诸侯国，五块儿巨大的陨石从天上坠落，六次鶃鸟逆向飞行，糜鹿大量繁殖，血吸虫、蜚虫肆虐，八哥筑巢，各种怪异的现象纷纷出现。白天显现黑夜，树上结满冰挂，李树、梅树冬天开花结果，七月下霜，草木枯死，八月豆荚遭灾，天上落下来很大的冰雹。在下雨、下雪的时候，雷声震震，水灾、旱灾、饥馑、虫灾、蝗灾、螟灾此起彼伏。在当时，祸乱频仍，诸侯国有三十六次发生国君被弑杀的事件，五十二个诸侯国君先后亡国，诸侯国君逃离国土，不能保全社稷，此类事情层出不穷。周王室的灾祸更多：晋侯在贸戎打败王室的军队，在郊地与王室的军队作战；郑侯伤害了周桓王；戎狄扣压周王室的使者；卫侯违抗周王的诏命，奉诏拒派军队，齐侯违抗周王的诏命而帮助卫侯；王室内五位大夫争权夺位，三位君王先后遭到更替，没有公理可言，在此情况下，周王室更加衰落，再也没有振兴起来。

从历史上看，和气致祥，乖气致戾；祥多者国安，戾多者国危，这是不变的道理，古今一样。现在陛下继承三代的伟业，招揽文学士人，优游宽容，致使各路贤士齐头并进。可是贤与不肖混杂在一起，黑白不分，邪正杂糅，忠谗难以区分。公车署的士人人满为患，北军待诏的士人摩肩接踵。朝堂中大臣们意见相左，言语刻薄，相互诋毁，搬弄是非。文案叠加，奏书错乱，前后错缪，毁誉参半，因此难以辨明是非，造成皇上对事情的判断，前后失据，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大臣们朋比为奸，党同伐异，使得忠臣们屡屡遭到陷害。正派的大臣进言，只能治标；而忠臣遭受陷害，却成为乱的祸源。在治乱时，还没有显现出效果，灾异就已经反复出现，这是臣为什么寒心的地方。那些在朝中掌握权势的人，他们的子弟把持着朝政，羽翼遍布朝野，纠合在一起，使得毁誉此起彼伏，造成意见不能统一。这是日月无光，寒霜在夏季出现，海水涌出，山谷错位，天上星辰失序的原因，是怨气产生的恶果。现在周代衰落的迹象，已经在本朝显现，诗人们所讽刺的，正在一样样地暴露出来，要想天下太平，得到《诗经》中所称颂的结果，这就好像是在退着走路，却幻想着要赶上前边的人。初元以来（公元前48－前44年），已经有六年时间，查看《春秋》在六年时间里，出现的灾异也没有今天多。《春秋》中所记载的灾异，现在频繁地出现，但不再有孔子那样的圣人，既是有，也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更何况还没有，而且情况还远远超过《春秋》中所描述的灾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邪臣当道。邪臣之所以当道，是因为皇上的疑心太重，既然重用了贤者，本来要实施善政，一旦贤者遭到谮毁，贤者就会遭到贬黜，善政也随之结束。陛下常抱着怀疑的眼光看人，谗贼即会乘势而入；遇到决断的时候，拿不定主意，致使蒙冤受屈的大臣接连不断。奸邪小人得势，贤能大臣遭贬，受冤枉的大臣增加，有志之士遭遇打击。《易经》中常讲，有《否》有《泰》。小人得志，君子受压，君子受压，则朝政混乱，这就是否。否者，就是闭而乱。君子得志，小人受压，小人受压，则政通人和，故为泰。泰者，就是通而且治。《诗经》中说“雨雪纷纷，日出天晴。”这与《易经》中所讲的道理一样。上古时的鲧、共工、欢兜和舜、禹同在尧帝的朝堂中共事，周公和管叔、蔡叔一起辅佐周王室，在当时，不断有谗毁的言论，流言蜚语出现，数不胜数！尧帝、周成王重用舜、禹、周公而斥退共工、管叔和蔡叔，因此国家得以大治，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称颂。孔子和季孙氏、孟孙氏同时在鲁国当官，李斯和叔孙通都是秦朝的官员，鲁定公重用季孙氏、孟孙氏，排斥孔子；秦始皇重用李斯，排斥叔孙通，天下随后而大乱，至今为人们所耻笑。因此说，用人治乱，就是荣辱的开始，要看陛下选用什么样的人。即使选用的是贤者，也要敢于坚持，不改初衷。《诗经》中讲：“我心匪石，不可扭转”。意思是在选用贤者时，要坚定不移，要坚持始终。《易经》中说：“涣汗其大号”。意思是说，皇上发出的号令就像出汗，汗发出来了，就不能再收回去。现在皇上发出招贤令，招揽贤者，不到一个时辰，就要改变主意，这是要把汗再收回去；选用贤者，不能三个月就变，就像拨转小石头一样，意志太不坚定。《论语》中讲：“看到不善的人，就像把手伸进开水一样。”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向朝廷上奏，应该斥退那些尸位素餐，占有权位的佞臣，但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发出诏令，选用贤者，随即又改变，这就好像是把汗又收了回去，选用贤者，不能坚持，就好像是拨动小石头一样；斥退奸臣，却如同是在撼动大山，这样做，要想阴阳协调，岂不是很难！

小人因此才会觅缝鉆孔，巧饰文字，肆意毁谤，制造流言蜚语，挑起民间的舆论大哗。《诗经》中讲：“忧心忡忡，唯恐得罪小人。”小人太多，就容易得罪。在古时，孔子和颜渊、子贡相互称赞，并没有结成朋党；大禹、后稷与皋陶相互引荐，也没有结党营私。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想的是国家的利益，没有邪念。贤人在上位，引其同类，聚于朝堂施展才能，《易经》中说：“飞龙在天，大人相聚。”贤人在下位，志同道合的人相聚，为国家举荐贤才，《易经》中说：“拔茅茹以其汇，是吉兆。”在上引其同类，在下推荐贤才，商汤重用伊尹，非贤士则斥退，是贤士则引进，就因为同类相聚。现在邪臣与贤臣混杂在一起，同聚朝堂，邪臣结党营私，违善向恶，诋毁贤臣，危言耸听，就是想蛊惑皇上。假若重用这些人，天地即会发出警告，灾异也会反复地出现。

自古以来，贤明的圣君，没有不通过诛杀奸邪，而使得国家大治，因此才有了舜帝放逐四恶，孔子在两观下诛杀邪臣，圣人的教化才得以推行。现在陛下应该明查，真诚地思考天地的告诫，反思诛杀佞臣的必要性，从《否》《泰》卦中找出处理政务的要义，从《诗经》雨雪诗中，从周文王、唐尧帝选用贤者中，悟出可供借鉴的道理。从秦朝、鲁国的灭亡中吸取教训，思考什么才能带来福瑞，怎样才能避免灾祸，了解时事的变化，斥退奸臣的干扰，杜绝奸邪小人在朝堂中结党营私，避免忠贞大臣受到无辜地伤害，广开纳贤之路。要当机立断，不能再犹豫徘徊，要让是非观念在朝中明晰地显现出来，只有这样，灾异才能够消除，祥瑞才会到来，才能够奠定天下的太平，谋求万世的福祉。

臣幸得以作为刘氏宗亲，倾吐肺附之言，确实是看到了阴阳错谬，难以调和，不敢隐瞒心中的忧虑。臣引用了《春秋》中发生的灾异，对比当今朝中的政务，分条举例，宣泄一通。臣谨慎地密封奏书，冒死呈上。

弘恭、石显首先看到刘更生的上书，与许氏、史氏家族中的人一起商量，更加嫉恨刘更生等人。周堪性情耿介、正直，在已经孤立的情况下，仍然宁折不弯。这一年的夏天寒冷，太阳光灰白无力，弘恭、石显和许氏、史氏说这是因为周堪、张猛掌权引起的。元帝内心欣赏周堪，但又怕大家对周堪的非议太多，无法协调此事。当时的长安令杨兴，因为个人才能而受到元帝信任，也常常称颂周堪。元帝希望能够从杨兴那里得到支持，于是问杨兴：“朝臣们不停地在讲光禄勋周堪的坏话，这究竟是为什么？”杨兴是一个圆滑的人，以为元帝对周堪不满，便顺着话讲：“周堪不但朝臣们对他不满，下边的州郡里也是这样。臣听人们说周堪在此前与刘更生等人诽谤皇室骨肉，认为这二人该杀，我以前说不能伤害周堪，是要为国家养恩。”元帝问：“是什么罪一定要杀头？现在呢，又怎么样？”杨兴说：“臣愚以为现在可以赐周堪关内侯爵，享受食邑三百户，不要让周堪再负责朝中事务。明主不辜负师恩，这是最好的方法。”元帝也有了疑心。恰好城门校尉诸葛丰也在说周堪、张猛的坏话，元帝为此事对诸葛丰大发雷霆，罢免了诸葛丰的官职。详情记载在《诸葛丰传》。元帝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言行不一，朕同情他们，没有惩治，又怜惜他们的才能还没有得到很好发挥，现在将周堪降为河东郡太守，张猛降为槐里县令。”

石显等人在朝廷的权势炙手可热。在此后三年，孝宣帝陵庙的阙门发生火灾，在月末，又发生日蚀。元帝于是召诋毁周堪和张猛的大臣们问话，他们说此前出现的灾异，是由于周堪和张猛的责任，这些人吓得跪在地上，叩头谢罪。元帝下诏，说：“河东郡太守周堪，是先帝信任的大臣，让周堪辅导朕的学习。周堪品质优秀，通晓学术，议论正直，仁慈有德。常怀有忧国之心，为此而发奋努力。因为不能阿谀奉承权贵，受到孤立，遭到奸臣的压制而被斥退，还不能为自己申辩。此前大臣们看到出现灾异，不检讨自己，查明灾异的原因，反而借议论天灾，将责任推到朝臣的身上。朕不得已，只好让周堪暂时在下边担任郡太守，这也是在彰显周堪的才能。周堪下去后，灾异仍然显现，这些人没有话讲了。周堪下去不到一年，郡中的三老、官员、有识之士都称颂周堪，朝廷派出巡视的使臣，也都赞颂周堪的政绩。这些足已经证明先帝生前知人善任，朕也有自知之明。俗人故意制造事端，非议诋毁贤良，假借一些难以说清的天象无事生非，让可以讲清楚的问题变得扑朔迷离，以达到陷害的目的，朕不会再受他们的欺骗。朕当时是迫于无奈，没有坚持原则。这一向反复地出现灾异，朕深感忧虑。周堪年老体弱，恐怕很难为自己伸冤，又受到他人的排挤，无力为自己申辩，现在把周堪调回长安。”而后元帝拜周堪为光禄大夫，俸禄为中二千石，负责尚书事务。张猛担任太中大夫兼任给事中。石显仍然插手尚书事务，尚书中的五个人，都是石显的同党。周堪很难向元帝反映问题，什么事情都还要通过石显，决定权仍然把持在石显手中。周堪有声音嘶哑的毛病，不能多讲话，最后抑郁去世。石显诬陷张猛，迫使张猛在公车府自杀。刘更生对他们的遭遇很痛心，于是写下了《疾谗》、《擿要》、《救危》和《世颂》等八篇文章，托古喻今，哀叹自己以及与自己一样的士人。此后被弃置一旁，十多年得不到重用。

成帝登基后，石显遭到贬黜，病死在返乡的途中，刘更生才重新得到启用，此后刘更生将名字改为刘向。刘向以原九卿职务担任中郎，负责三辅地区的水利。多次向成帝密封上奏，后来刘向又担任了光禄大夫。当时成帝的舅舅阳平侯王凤担任大将军，主持朝政，背后还有太后王政君的支持，朝中大权掌握在王氏手中，王氏兄弟七人先后被封为列侯。在发生数次灾异后，刘向认为当朝外戚过于显贵，发生灾异，是因为王凤兄弟把持朝政的结果。成帝此时正在努力学习《诗经》、《尚书》，阅读古文，成帝诏命刘向负责校勘收藏在天禄阁、石渠阁中的《五经》等古书。刘向在读《尚书·洪范》中，看到箕子为武王解释五行阴阳相互间的关系。于是将上古以来，从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所有的符瑞灾异记录下来，进行整理，再联系祸福，考查它们的灵验，加以对比分析，理出条目，刘向写成十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洪范五行传论》，上奏给成帝。成帝内心很清楚，刘向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写这些文章，主要是因为王凤兄弟把持着朝政，才会有感而发，但是成帝始终不愿意疏远外戚王氏家族。

过了很久，成帝开始营建昌陵，经过几年时间，仍不能完工，又回过头来再修建延陵，花费巨大。刘向于是向成帝上书，提出谏言：

臣读《易经》，里面有这样的话：“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才能够安身立命，保证社稷的安稳。”贤圣的君王，要考虑到事情的始终，深入思考，才能够明辨是非。君王思考问题，要考虑到天地人三统之间的关系，理解天命神授，所授者须博大无边，天下不会始终为一姓所拥有。孔子在谈论《诗经》时说：“殷朝的士人聪明智慧，在京师为周的宗庙助祭，”为此而喟然长叹，说：“天命宏大！生前做过善事，会影响到子孙，须知富贵无常；否则，王公大臣们怎么会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就连百姓也常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商朝的微子，在商朝灭亡后，不得不低头做了周的臣子，痛心商朝被周朝灭亡。像尧舜这样的圣人，仍然会有丹朱这样难以教化的儿子；大禹、商汤有着非凡的德行，也会有桀、纣这样难以训导的子孙。从古至今，没有不亡的国家。过去高皇帝推翻了秦朝，打算将国都建在洛阳，受到刘敬谏言的启发，认为自己的德能不能与周代相比，但是好于秦，于是将国都改建在了关中，凭借着周代的德，倚仗着秦地的险阻。一个朝代持续的长短，还要看其德政实施的效果，高祖在晚年时，常战战兢兢地告诫自己，不敢忘记前朝覆亡的教训。因此孔子才强调“富贵无常”，讲的就是这些道理。

孝文帝的陵寝地在霸陵，北边靠近灞河。有一次，文帝凄怆而悲凉地面对着群臣们讲：“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朕的椁室，用纻絮混合生漆填缝涂抹，看谁还能够撼得动！”张释之进言，说：“如果陵寝中有值得偷盗的东西，就是封闭在终南山中，也会有缝隙可以钻进去；假若没有可盗取的东西，即使陵寝中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值得担心？”死者已经没有了生命，但国家还会有兴替，因此张释之的话，是在为长远做出考虑。孝文帝悟出了其中的道理，遂改为薄葬，不再修筑山陵。

《易经》中讲：“古时候的丧葬，用薪柴制成棺木，埋葬在荒郊野外，不封土，也不在坟墓的四周围栽树。后世的圣人把薪柴改为棺椁。”使用棺椁，是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帝葬在济阴郡，他们的墓冢都很小，葬具也很简陋。舜帝葬在苍梧九疑山，舜帝的二位妃子，没有与舜帝合葬在一起。大禹帝葬在会稽，为的是不烦扰百姓。殷汤不知道葬在何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葬在毕邑，秦穆公葬在雍邑槖泉宫祈年馆的下边，樗里子葬在武库，他们都没有堆起很高的陵寝。这些都说明了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考虑的长远，为长远而设计。他们的贤臣孝子也能够秉承遗命，按照他们生前的遗愿实施薄葬，这也是在真诚地奉安君父，忠诚至孝的表现。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负责安葬哥哥，用的葬具很简陋。孔子在防邑安葬母亲时，提到在往古时，葬亲人不修筑坟丘，孔子说：“我孔丘，常常要周游天下，不能在返回后，认不出母亲的坟茔。”因此才把母亲的坟墓堆成四尺高的土丘，遇到雨水，坟丘崩塌。孔子的弟子帮助修缮，告诉了孔子，孔子流着眼泪说：“我听说，古时候的人是不修筑坟墓的。”为此还责怪他们。延陵季子出使齐国回来，儿子死了，葬在嬴邑、博邑之间，墓穴向下没有挖到水层，殡殓时就穿着平时的衣服，封土仅达到手臂的高度，和手伸出来一样高。季子边哭边说：“骨肉又回到了土中，这是你的命啊，让魂灵飘荡吧。”嬴邑、博邑距离吴地有上千里，季子没有把儿子送回去安葬。孔子生前去看过，说：“延陵季子所做的，符合礼制。”因此仲尼作为孝子，延陵作为慈父，舜禹作为忠臣，周公作为悌弟，他们在埋葬君王、骨肉时，都是施行的薄葬；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以符合礼制为标准。宋国的桓司马为自己的丧葬准备石椁，仲尼说“不如认尸体在地底下很快地朽烂。”秦国的国相吕不韦召集很多文人编撰《吕氏春秋》，也是强调薄葬的意义，他们都是明白事理的人。

等到吴王阖闾时，违背礼仪，要施行厚葬，才过去十几年，就被越人发掘。到了秦惠文王、武王、昭王、庄襄王时，更是大兴土木，营建很大的坟丘，里边埋藏有很多的珍宝，结果全部被发掘，尸骨暴露在野外，真是令人哀叹。秦始皇葬在骊山的山坳里，往下一直挖到第三层水源，上面的坟丘高如山陵，高度达到五十几丈，周围环绕五里多；墓圹中以石为椁，用人膏点燃灯烛，用水银布设江海湖泊，用黄金做成凫雁。所藏珍宝之多，所设机械之巧，棺椁的华丽，宫馆的华美，难以描述。还杀了很多宫人，活埋了很多工匠，人数达到上万。天下的百姓因为无穷的徭役而造反，骊山的墓圹还没有修筑完毕，周章的百万造反大军就已经兵临城下。项籍一把火烧掉了这些宫馆楼宇。此前很少有人听说过墓圹被发掘，后来有一位牧羊儿丢失了羊，羊跑进墓穴，牧羊童持火把进去寻羊，不小心一把火烧毁了棺椁。从古至今，埋葬没有比始皇帝更为奢华的，才过去几年时间，外遭项籍的火灾，内遭牧童的火患，其遭遇真地是令人叹息！

因此德厚者更要求葬薄，智深者葬具愈少。只有那些无德寡智的人，才会葬具丰厚，坟丘堆得越高，宫庙修建的越华丽，被人盗掘的机会就越大。从这些事实来看，贤愚的结果，丧葬的吉凶，昭然可见。周代的德政在开始衰落时，丧葬开始变得奢侈，周宣王贤德，周王室再次中兴，周宣王要求俭省宫室，缩小寝庙。诗人为此而赞美周宣王，《斯干》这首诗写的就是这件事情，上篇写的是王室宫殿遵守礼制，下篇写的是子孙繁多。到了鲁庄公，开始修饰宗庙，修建了很多宫馆苑囿，其结果是后嗣断绝，《春秋》因为此而讥讽鲁庄公。周宣王所做的，使得国家不断地繁荣昌盛，鲁庄公、秦始皇所做的，是在他们的身后，国家归于灭亡，这些正是奢、俭带来的结果。

陛下登基之后，躬行节俭，初陵开始修建时，规模还很小，天下人都认为陛下贤明。等到修建昌陵，将陵寝修得如此之高，坟墓堆得像山丘一样，发掘百姓的坟墓，多达数万，陵寝地所在的县邑，还要修建房屋，工期紧迫，费用浪费达上十亿。已经死亡的百姓亲属在地下怨恨，生活在地上的百姓则愁肠百结，怨气撼动阴阳，灾荒饥馑频仍，百姓为此而流离失所的，达十几万之多，知道情况的臣下无不为此感到哀痛。假若死者有知，坟墓遭到挖掘，带来的祸患就大了；假若死者无知，把陵寝修筑得如此高大，又有何益处？与贤者、智者谈起这些来，他们都认为这种做法不明智，与百姓谈起来，他们更是叫苦连天；这些景观只能满足愚夫，崇尚奢侈人的观感，又有多大的益处？陛下仁慈敦厚，聪明盖世，应该弘扬汉家的美德，崇尚刘氏的仁爱，光昭五帝、三王的仁政，但是陛下现在却在与暴秦乱君攀比奢侈，比谁的陵寝更为高大，以满足那些愚夫的观感，为一时的虚荣而夸耀，违背贤智之心，忘却万世安危，臣深为陛下感到羞愧。希望陛下远向古时的黄帝、尧帝、舜帝、禹帝、汤、文、武、周公、仲尼学习，近则要细细领会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的用意。孝文帝摒弃高大的陵寝而实施薄葬，由于节俭而得以安宁，可以效法；秦昭王、始皇帝堆山藏厚，奢侈无度却带来祸患无穷，这些都可以引为借鉴。初陵的规模，还是要征询公卿们的意见，让百姓们得到安宁。

谏书递上去以后，成帝读了很感动，但还是下不了改正的决心。

刘向看到社会风气崇尚奢靡，赵皇后（飞燕）、卫婕妤出身卑微，做事情逾越礼制。刘向认为君王的教化应该从内向外，从最近的人开始。于是采录《诗经》、《尚书》中所记载的贤妃贞妇，兴国安家可以效法的，还有因为庶出，受到君王宠幸而导致国家祸乱的，编写了一本书，叫做《列女传》，一共八篇，用来劝诫天子。又采录了一些传记、行事的方法，写下《新序》、《说苑》等五十多篇，上奏给成帝。刘向多次向成帝上书，陈述利害得失，祸乱教训。这样的奏书递上去几十次，以供成帝阅览参考，希望能够拾遗补缺。成帝虽然没有全部采纳，但对刘向的一片忠心，常感叹不已。

成帝一直没有儿子，朝政又掌控在外戚王氏手中，灾异频繁地出现。刘向对陈汤在西域凭借勇敢智慧建立的功勋非常赞赏，与陈汤的关系很好，私下里和陈汤谈论：“灾异如此频繁，而皇帝的外戚在朝中又如此权势熏天，这种情况早晚要威胁到刘氏的江山。我因为是刘氏的同姓宗亲，世世代代蒙受着汉室的恩惠，作为刘氏宗亲遗老，经历了三朝皇帝。皇上把我当作先帝的旧臣，每次召见都特别厚遇，我要不讲话，谁还敢讲话呢？”刘向又向成帝密封上奏谏言：

臣听说君王都是希望天下太平的，可是危亡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君王都是希望国家可以永续的，然而国家最终还是会灭亡，这其中的道理，主要是因为用人失查。奸佞的大臣掌握着国家大权，操控朝政，没有不危及到社稷的。在古时候，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氏、孟氏，他们都长期把持着国家的权力，世代掌控着朝政。田氏最终取代了齐国的姜氏；六卿最终瓜分了晋国；崔杼杀害了国君光；孙林父、宁殖赶跑了国君剽，最后杀害了国君剽；季氏在家中的大庭观赏天子才能享有的八佾舞，三家在祭祀中享受着天子才能享受的《雍》乐，三家把持着鲁国朝政，最后一起赶走了鲁昭公。周王室大夫尹氏干预朝政，王室政治混乱，儿子姬朝、姬猛交替废立，经过很多年王室才安定下来。所以《诗经》中讲“王室紊乱”，又讲“尹氏杀害王子姬克”，造成的危害如此之大。《春秋》中列举了很多的成败得失，举了很多灾祥祸福的例子，像这类事情，可谓是举不胜举，都是阴盛而阳衰，下面的大臣失去臣道所致。所以《尚书》中讲：“臣子如果作威作福，小者害家，大者害国。”孔子说“权力离开公室，朝政掌握在大夫手中”，都是危亡的徵兆。秦昭王的舅舅穰侯和泾阳君、叶阳君专权擅政，背后凭借着太后的权威，三个人的权力超过了秦昭王，家中的财富敢于与国家相埒，国家已经很危险，幸亏有范雎的提醒，秦国的政权才得以稳固。二世皇帝把大权交予赵高掌握，赵高专权跋扈，蒙蔽大臣，最后才有阎乐在望夷宫杀害二世皇帝的悲剧发生，秦朝虽然灭亡。然而近事不远，下边就是汉朝的建立。

汉朝建国初，吕氏家族无道，在朝中掌握朝政，擅自夺取相位，滥封吕氏为王。吕产、吕禄倚仗着太后的权威，窃取将、相的尊位，还掌握着卫戍京师的南军、北军，吕氏子弟受封为梁王、赵王，骄横跋扈，几乎危及到刘氏的江山社稷。幸亏有忠心为国、正直的大臣绛侯周勃、朱虚侯等人，竭诚维护汉室，尽忠守节，诛杀了吕氏家族，刘氏的江山社稷才得以保全。现在王氏一姓乘坐朱轮华毂车的，有二十二人，穿青紫貂皮的王氏子弟充盈在帷幄内，盘踞在朝堂中。大将军王凤专权擅政，受封为列侯的五位王氏骄奢淫逸，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牟取私利，假公济私，依靠着东宫的权威，与皇帝又是甥舅关系，权力实在是太大。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要经过王氏的任命，他们掌握着中枢机要，朋党肆虐。称誉者引进，忤逆者诛杀；游说者得利，掌权者代言。排挤宗室，削弱公族，对待刘氏宗亲中有智慧的人，更是肆意毁谤，阻塞刘氏宗亲子弟进入仕途。不让刘氏宗亲子弟在朝中担负重要职务，也不让他们接近宫廷，唯恐与王氏家族分权；总是提到燕王、盖主，以此来加重皇上的疑心，避免谈到吕氏、霍氏，担心与他们现在的独揽朝政相互关联。对内，他们有着管叔、蔡叔的叛逆野心，对外，却又要假托是周公为国家在辅政。王氏兄弟相继受封为列侯，成为朝廷的重臣，王氏宗族在朝中盘根错节，把持着各个权力部门。从上古到秦汉，外戚擅权，还没有像王氏家族这样。就是周代的皇甫、秦国的穰侯、汉朝的武安侯、吕氏、霍氏、上官氏，也难以与他们相比。

物盛必然有非常之象，以告诫人们警觉。在孝昭帝朝，巨大的山石在泰山上耸立起来，已经僵卧的柳树在上林苑抽芽复活。此后就有了孝宣皇帝的继位，现在王氏在济南的先祖坟墓，棺床上的柱子居然长出了枝丫，还长出地面，根插在土中，非常茂盛，就是立起来的山石，重新发芽的柳树，也没有像这种异象令人惊恐不安。事物的怪异与人物的权势，竟然同时显现，王氏和刘氏怎么可能同时并立，现在从表象上看，刘氏的江山还像泰山一样稳固，其实就好像是垒起来的鸡蛋一样危险，令人担心。陛下作为刘氏子孙，守护着刘氏宗庙，却将国祚移于外戚，将皇帝的尊位降为扈从地位，陛下就是不为自己考虑，奈何要将祖宗的庙堂放置何处！一个女人已经出嫁，应该想到的首先是丈夫家人的利益，而将父母家族摆放在次要位置，而今皇太后却与此相反。对比孝宣帝当年，宣帝没有将权力交予舅舅平昌侯、乐昌侯，这些外戚的地位，也因此得以保全。

聪明的人，迎来福祉于无形，销除祸患于未然，陛下应该颁发明诏，表明态度，皇帝要更多地亲近刘氏宗亲，重用刘氏宗亲，疏远外戚，收回外戚的权力，让他们回到家中，效法先帝对待外戚的方式，可以在钱财上厚待他们，这样做也可以保全外戚家族，这也是在向东宫表示诚意，让外戚获得福佑。王氏宗族得以保全，享受爵禄，刘氏天下得以安宁，不会让社稷受到威胁，宗室与外戚，和睦相处，这也是为了子孙后代在考虑，让他们世代享受福祐。如果还不尽早采取措施，田氏篡夺齐国的悲剧，还会在本朝上演，六卿瓜分晋国的悲剧，还会重现于汉室天下，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不能不认真地思考，认真地对待，不可不早做谋划。《易经》中讲：“君不谨慎，即会失去臣的忠诚；臣不谨慎，即会失去身家性命；做事不谨慎，则会一事无成。”愿陛下深思熟虑，谨慎对待，警惕过往的教训。把事情做得稳妥，不出纰漏，让刘氏宗庙得以稳固，使皇太后得以安享晚年，天下幸甚。

奏书递上后，成帝召见刘向，哀伤叹息一番，对刘向说：“君且将此事放一放，让我再想一想。”成帝任命刘向担任北军的中垒校尉。

刘向为人简易随便，没有架子，崇尚俭朴，不结交世俗，专心致志于经学研究，白天大声地诵读经书典籍，夜晚则观查星象，甚至通宵达旦。成帝元延年间（公元前12－前9年），有彗星在东井方向出现，蜀郡的岷山崩塌，壅塞住岷江。刘向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详情记载在《五行志》。刘向放心不下，又向成帝上奏，内容如下：

臣听说舜帝当年告诫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样倨傲；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纣王那样暴虐。《诗经》中讲“殷鉴不远，就在夏朝末世”，也是在说商汤在告诫后世，要以夏桀为教训。圣明的帝王常以天下祸患告诫后人，不忌讳谈论国家兴废的道理，因此臣才敢不避愚昧，谈论兴废，愿陛下留意。

查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出现三十六次，鲁襄公时最为频繁，每三年五个月就会有一次日食出现。汉朝建立以来到元帝竟宁年间（公元前33年），孝景帝朝日食出现得最多，每三年一个月就会出现一次日食。臣刘向此前说过要出现日食，现在连续三年出现日食。自从建始（公元前32－前29年）以来，二十年间八次出现日食，平均二年六个月就会出现一次，这种现象古今罕见。怪异出现有大小，有缓急，圣人将这些现象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易经》中讲：“观查天文，以察时变。”古时候孔子把鲁哀公与夏桀、殷纣的暴虐并列起来，当时历法混乱，摄提星方位偏离，造成无法判断时间，这是政权更替时出现的异象。从秦始皇驾崩到二世皇帝继位，出现了很多的日食月食，山崩地裂，启明星在四季的月初出现，太白金星在中午还悬挂在天空，天上没有云彩却发出阵阵的雷声轰鸣，流星频繁地出现，荧惑星袭月，宫廷发生火灾，野禽在宫廷的院落中降落，官署的大门向内倾倒，临洮县出现巨人，东郡降落陨石，大角星方位出现彗星，遮蔽大角。从孔子的感叹，再思考暴秦时的怪异现象，天命确实可畏。项籍将要败亡时，大角星方向出现彗星。汉军进入秦地，五星在东井汇聚，这些都是天象感应。在孝惠帝朝，天上落下血雨，太阳、月亮在运行的交汇点冲突，遮蔽了太阳的光线。在孝昭帝朝，泰山上的卧石自然立起，上林苑的僵卧柳树重新发芽，巨大的星星像月亮一样向西运行，后边跟随着众星，景象非常怪异，这是宣帝即位的象征，巨大的流星落向西方，天气阴沉，二十几日没有下雨，这是昌邑王不能继位的异象。详情记载在《汉纪》。观查秦、汉的交接，思考惠帝、昭帝没有后代，再来看昌邑王失去封国，宣帝的登基继位，上天对于人事的安排，岂不是早就在明确地告诫人们！商代的高宗武丁、周代的成王，在当时，有野鸡在鼎耳上鸣叫，高宗为此而发奋努力，高宗武丁此后有百年之福，周成王有风向反转的上天感应。神明效应，如影随形，道理都是相通的。

臣有幸作为汉室宗亲，真诚地看到陛下有宽厚、圣明的德行，想消除出现的灾异，重新再现高宗武丁、周成王时的盛世，使得刘氏的宗庙社稷继续得到尊崇，因此而甘冒杀头的危险提出谏言。现在日食频繁地出现，彗星又在东井方向出现，摄提星侵犯紫宫星，有见识的老人看到这些现象，都很惊恐，这是大灾变的徵兆。很难用一两句话讲得清楚，《易经》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此还需要设卦布爻，解释它们的含义。《尚书》中讲“用图来解释”，天文很难用图象解释得清楚，臣虽然需要图象来帮助，还是要用嘴来分条缕析，才能够讲得明白，希望在一个方便的时候，臣采用绘图的方式，向陛下一点点地说明。

成帝于是把刘向召入内廷，但还是不能重用刘向。每次召见刘向，刘向都要向成帝强调，刘氏宗亲如同大树的枝叶，枝叶落尽了树干就会得不到保护，现在陛下疏远了皇室宗亲，外戚在朝中掌控着大权，重要职位不在宗室手中，权力归于外戚，这不是加强刘氏宗亲、削弱外戚、保全社稷、巩固江山的做法。

刘向自以为得到了成帝信任，常常向成帝夸耀刘氏宗亲，讥刺王氏和在位的大臣，言辞恳切，出于至诚。成帝也多次想提拔刘向，担任九卿，但是得不到王氏的支持，也得不到丞相、御史大夫的支持，最终没有任命刘向担任重要职务。刘向在朝中担任大夫前后三十几年，七十二岁时，去世。死后十三年王氏篡位代汉。刘向的三个儿子聪明好学；长子刘伋以教授《易经》出名，官职做到郡太守；二儿子刘赐担任九卿丞，很早去世；小儿子刘歆最有名气。

刘歆，字子骏，从小喜欢学习，精通《诗经》、《尚书》，能够写出很漂亮的文章，受到成帝召见，在宦者署担任待诏，后来担任黄门侍郎。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5年），刘歆受诏与父亲刘向一起，校勘皇家收藏的图书，从六艺传记，诸子百家、到诗赋、算术、方技，无所不通。刘向去世后，刘歆再次在北军担任中垒校尉。

哀帝刚继位，大司马王莽举荐刘歆，说刘歆是皇室宗亲里最有才学的人，哀帝任命刘歆担任宫中侍从、太中大夫，兼任骑都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很受哀帝的信任。刘歆负责《五经》的整理工作，继承父亲此前做过的校勘经书工作。刘歆编辑六艺群书，将它们分门别类，编为《七略》。详情记载在《艺文志》。

刘歆和刘向，最初都研究《易经》，在宣帝朝，宣帝下诏，让刘向学习《糓梁春秋》，精心学习了十几年，刘向对《糓梁春秋》有很深的研究。等到刘歆开始校勘皇家密室所收藏的古书，看到古文《春秋左氏传》，刘歆很喜欢。当时丞相府丞史尹咸研究《左氏春秋》，尹咸与刘歆一起校勘古书典籍。刘歆又跟随尹咸向丞相翟方进学习，探讨经学大义。《左氏春秋》中有很多古字古意，学者最初只是在训诂方面下功夫，到了刘歆研究《左氏春秋》，改用《左传》来解释经文，这是一种新的治学方法，从此又有了以章句来解释义、理。刘歆是一位性格沉静，聪明好学的士人，父子二人都喜欢研究古文，刘歆博闻强记，超过当时一般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是一样的，与孔子又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而公羊高、穀梁赤只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后的人物，传闻与同时代所亲身经历的在叙述上一定会有很大差异，刘歆为此多次与父亲刘向辩论，刘向不能解答，然而仍然坚持《谷梁春秋》是对的。刘歆受到哀帝的信任后，刘歆谏言哀帝将《左氏春秋》与《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一起全部列于学官，设置博士讲授。哀帝诏令刘歆与《五经》博士一起，阐明自己的观点，《五经》博士不愿意同刘歆辩论，刘歆于是用书面形式质问太常博士：

在上古时，唐尧、虞舜之后，夏、商、周三代兴起，圣帝明王，先后出现，前后继承，他们的业绩辉煌灿烂，到了周王室衰微，礼乐不行，道义难以继续，才出现此后经义纷乱的现象。孔子担忧道义难以推行，遂周游列国。从卫国返回鲁国后，孔子开始整理音乐，将《雅颂》作为正音；又修订《易经》，整理《尚书》，编撰《春秋》，在书中阐述帝王治国理政的道理。等到孔子去世后，对过往历史的严肃批评就听不到了，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去世后，就没有人再为经学申张大义。接下来遭遇战国，抛弃礼仪，诸侯国间重视的是穷兵黩武，孔子崇尚的道义已经不再有人欣赏，诸侯国间崇尚的是孙吴杀伐诡诈之术。暴秦走向极端，焚烧经书，坑杀儒生，制订禁书的律令，就连肯定古代也要定罪，道术遂遭到毁坏。汉朝建国后，离开圣帝明王的世代已经异常久远，孔子坚持的道义也荒废了很久，想继承也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度。当时只有叔孙通略微懂得一些礼仪，天下只保留下来用于占卜的《易经》，找不到其它典籍。到了孝惠帝朝，才废除了藏书令，可是公卿大臣，像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是一些赳赳武夫，他们对读书不感兴趣。到了孝文帝朝，才开始由掌故晁错从伏生那里学习《尚书》。《尚书》从墙壁中取出来时，有很多已经散乱，当看到还有古书存在，大家又开始跟随老师学习经书。《诗经》的学习也随后蔚然成风。天下的古书不断地涌现，尤其是诸子百家的学说，于是朝廷安排了学官，每种学问都有专门的博士。然而汉初的大儒，出名的只有贾谊。到了孝武帝朝，在邹地、鲁地、梁地、赵地，又出现了一批《诗经》、《礼经》、《春秋》的名师，他们大部分是在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年）出现。在当时，一个人还不能完整地讲解一部经书，有的人钻研《雅》，有的人钻研《颂》，几个人才能够讲解一部经书。《泰誓》这篇古文尚书，也是在后来才发现，博士们聚集在一起研究。武帝有诏书说：“礼崩乐坏，书简脱落，朕深感忧虑。”在当时，汉朝建国已经有七十余年，离开经书的学习，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鲁恭王刘馀拆毁孔子的旧宅，准备扩建王宫，在孔子旧宅的夹壁中发现古文，有三十九篇《逸礼》，十六篇《尚书》。在武帝朝天汉年间（公元前100－97年），孔安国将这些古书献予朝廷，因为有巫蛊案的影响，仓猝间，没有将这些古书列于学官。《春秋左传》是左丘明编撰，是古文旧书，多达二十余部，均藏在皇家秘府，没有公开。孝成皇帝痛感文献的缺失，有些已经失去原意，于是诏命学者整理皇家藏书，校勘旧文，才有了这三部古书的问世（《古文尚书》、《逸礼》、《左氏传》），用来检验学官所教授的内容，发现有些经书已经脱简，有些简牍编排错乱。在民间寻访学者，有鲁国的桓公、赵国的贯公、胶东国的庸生，他们所教授的与这些古文相同，因为受到压制，而不能得以流传。这也正是有识之士深感痛心的，士人们常常为此而叹息。过去不能求学的人，不愿意抛弃这些已经缺失的文章，因陋就简，分文析字，尽管文章破碎，学者终其一生，还不能读完一部整书，有些相信今文的学说，否定古文的学说，因为他们找不到古书来学习，因此当国家要举行大典的时候，比如说建立辟雍、封禅、巡狩等礼仪，只有不断地摸索，不知道原来礼仪是怎样设置的。于是抱残守缺，也是害怕出现纰漏，不敢面对现实，有了这样的私心，即不愿再从公心出发，采纳正确的建议，或者诋毁，或者妒忌，不能从实际考虑，或者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三部古书迟迟得不到承认，以至于有些学者说什么《尚书》已经完备，说什么左氏没有写过《春秋》，等等，这些论调实在是荒谬可悲！

现在圣上圣德通明，继承传统，弘扬伟业，也痛惜当今文学的错谬，学者的碌碌无为，抱残守缺，虽然圣上言辞恳切，但奈何有些学者模棱两可，喜欢追随大流，这种思想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皇上才颁下明诏，将《左氏春秋》列于学官，派身边的大臣传达诏命，扶持衰微的经学，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同心协力，继承这些曾经失传的古文经典。现在的情况还不能乐观，有些学者态度顽固，拒绝讨论问题，以不予理睬的态度来对待皇上的明诏，想以此来阻塞学问的探讨，把没有得到肯定的微学扼杀。大家喜欢安享已经定论的事情，不愿意知难而上，从头再来，这是常人的态度，不是有志君子的作为。更何况是几本古典经文，虽然先帝亲自过问，当今圣上也非常重视，这些古文旧典，也均有明证，民间与皇家的图书收藏均可以证明，学者们岂能够以敷衍推诿来对待此事！

古人常讲：“礼失而求之于野。”现在找到的这些古文，不就是求之于野得到的吗？在博士中，过去精修《尚书》的有欧阳，精修《春秋》的有公羊，精修《易经》的有施、孟，然而孝宣帝还是要设立学官，讲授《穀梁春秋》、《梁丘易》与《大小夏侯尚书》，书义中即使有冲突，但仍然能够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与其有冲突而废，宁可让冲突保留。《论语》中讲：“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于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现在有这样的几家言论，包罗了大小经义，怎么能够随意废弃！假若一定要抱残守缺，党同伐异，妒忌真实道义的再现，违背皇帝的明诏，辜负圣意，陷文吏于无谓的争执中，这不是君子应取的态度。

言辞恳切，众位大儒看了刘歆的上书后，群情激愤，有一位有名望的大儒——光禄大夫龚胜，看了刘歆的上书，深感耻辱，请求乞骸骨，退休回家养老。至于大儒师丹，当时在朝中担任大司空（御史大夫），更是勃然大怒，上奏哀帝，说刘歆乱改章程，非议诋毁先帝所设立的学官。哀帝说：“刘歆无非是想扩大经学研讨的范围，怎么就是非议诋毁呢？”刘歆这下子得罪了满朝的大臣，被那些宿儒、名臣群起攻击。刘歆担心被杀，于是提出来到外地做官，哀帝任命刘歆为河内郡太守。汉朝制度，皇室宗亲不宜在三河郡为官，哀帝又改任刘歆为五原郡太守，后来刘歆转任为涿郡太守，在三个郡先后担任郡太守。过了几年，因为有病，免官回家，在家中又重新被启用，担任安定属国都尉。哀帝驾崩，王莽执掌朝政，王莽在年少时，即与刘歆一起担任过黄门侍郎，王莽非常欣赏刘歆，向太后推荐刘歆。太后将刘歆留任为右曹太中大夫，刘歆又转任为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负责修建明堂、辟雍，受封为红休侯。刘歆主管儒林、史官、卜筮等官员，考定音律、历法，著有《三统历谱》。

此前，刘歆在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曾经改名为刘秀，字颖叔。等到王莽篡汉，刘歆担任国师，后来的事情记载在《王莽传》。

赞辞如下：孔子说“贤才难得！”从孔子以后，能够写文章的人很多，但是只有孟轲、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等人，留名于青史。他们都是些博闻洽记的学者，博古通今，他们写出来的文章，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孟子·公孙丑下》中说：“圣人不出，其间必有闻名于当世者”，他们不就是闻名于当世的贤士吗？刘向的《洪范五行传》阐述了《大传》，强调天人感应；刘歆的《七略》剖析艺文，将百家学说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三统历谱》考证日月五星的运行，着重于追根溯源。呜呼！刘向预言山陵的告诫，现在看来，已经被他言中，真是可悲可叹！从梓柱发芽这种事情，可以推断出天下的兴废，可谓是做人明白！这正是率真、谦让、博闻多识的结果，古人常讲，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