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广川县（今河北省枣强县）人。从年轻时，董仲舒即钻研《公羊春秋》，在景帝朝，董仲舒做了博士。董仲舒广授学生，在教室里挂上帘幕，教授经学。跟随董仲舒受业的弟子有许多人，按照受业先后，再转相传授，有些学生甚至很少见到老师。据说董仲舒在钻研学问期间，三年内没有进出过住宅后的花园，其治学精神可谓刻苦。董仲舒是当时的大儒，进退有据，非礼不行，学生们对老师很尊敬。

武帝继位后，诏令郡、诸侯国举荐贤良文学士人，有一百余人受到举荐，董仲舒以贤良受到举荐，回答皇帝策问。

皇帝制策书：朕继承先帝传下来的尊位、美德，希望能够将尊位传至于无穷，将美德施惠于海内，虽然肩负重任，然而知道守成至难，为此朕日夜思虑，难以安宁，政务千头万绪，唯恐有所缺失。因此招揽四方俊杰，有识之士，诏令郡太守、诸侯国相、列侯，须加以留意，举荐贤良，举荐品行高尚，又博学多才的士人，希望能与他们一起探讨大道精神，以及治国理政的方略。今天看到举荐上来的士大夫，个个意气风发，举止不凡，朕甚为欣喜。恳请士大夫们要尽心竭力，朕希望得到你们中肯的回答。

人们常说三皇五帝，治国理政之道，首先在于制作礼乐，而后才能够天下和谐，后世百王莫不遵循这些道理。虞舜帝制乐，以《韶》乐为尊，周公制乐，以《勺》乐为美。圣王已逝，钟鼓管弦之声长存，可是大道却在衰微，直到夏桀、商纣暴虐恣肆，致使王道受损。前后五百年时间，坚持道义的国君，手握权柄的士人，都希望能够继续先王的成法，补正缺失，校正时弊，这种想法世代不绝，仍然感到力不从心，而且王道日复一日，仍然在衰微下去，直至后世圣王，经过努力，这才遏制住颓势。难道后世君王与先王倡导的不一样？上天使其难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一定要让他们反复地遭受挫折，有所反思，而后才能达到目的？呜呼！君王终日操劳，夙兴夜寐，希望从古人的智慧中，受到启发，可为什么仍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三代获得的天命，秘诀究竟在那里？上天降下的灾异，原因究竟在何处？生命长短，或夭折或长寿，人们具有的品德，或仁爱或鄙陋，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多么希望风俗淳朴，政令畅通，刑罚减少，奸邪绝踪，百姓和谐，政治开明，要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甘露普降，五谷丰登，德润四海，草木向荣，三光照耀，寒暑承平，天地护佑，鬼神显灵，惠施恩泽，域外兼容，天下共同享有一个太平世界。

士大夫们通晓先圣治国理政的方法，熟悉风俗教化的道理，了解时代转换的因果关系。治学授徒，讲授这些有很长时间了，请你们把治学的心得告诉朕。分出条目，切忌含糊，引用何术，指明出处。不必担心不正直，不忠厚，拘泥于事务的官员们会为难你们，你们的上书，不会泄漏出去，会直接送到朕的手中，不必担心。士大夫们要袒露胸臆，不要隐瞒，朕会仔细地阅读你们的对策。

董仲舒对策，回答皇帝策问：

陛下发出德音，颁下明诏，询问天命与治国理政间的关系，这些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从《春秋》中记载的内容，臣审慎地加以对比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前代有很多事情，都是上天与君王治国理政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引发的结果，令人敬畏。国家一旦出现危亡迹象，上天即会降临灾异，以此来发出警示，如果还不能自省，就会以更加严厉的灾害来警告，还不知道改变，则最终会以败亡来惩罚。从这一点来看，可以看出上天是仁爱的，君王需要敬畏天命，发现乱源，就要及时地加以修正。只要不是无道的末世君王，上天都会尽力地加以扶持，使其转危为安，事在人为而已。努力做学问，则会学识渊博，变得聪明；崇尚道义，德即能够显现出来，事业也会获得成功；这些努力，均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诗经》中说：“朝夕不懈。”《尚书》中说：“勉哉勉哉！”都是在勉励君王要不断地做出努力。

什么是道，道是通向治国理政的正确道路，仁义礼乐均囊括在其中。上古时的圣王虽然离开人世，他们的子孙仍然能够享受国祚数百年，这其中，礼乐教化起了很大作用。后世君王如果没有制作礼乐，可以借用先王制作的礼乐，用以教化百姓。教化的效果不理想，只能说明雅颂的礼乐还没有普及，要想使得教化成功有效，一定要制作礼乐，礼乐，能够辅助君王树立道德。礼乐，可以帮助改变民风，优化民俗；用礼乐转化民风、民俗，最容易操作，劝人向善的效果也最为显著。柔和的乐声发乎于情，传入耳中，藏于骨髓。即使王道受到损伤，管弦之声也不会因此而衰微。虞舜帝当年怎样治理国家，后世人已经难以知晓，但虞舜帝倡导的雅颂礼乐遗风，却被后世人继承下来，这才有了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香的故事。国君都希望国泰民安，没有人会希望国家走向败亡，可是国家败亡的事情仍然会发生，这是因为国君还不能重用贤者治国，施政的方法还有缺失，才会导致政衰国亡。道在周代幽王、厉王时期即已开始衰落，这并不是周代的道衰落，而是因为幽王、厉王没有坚持正道。到了周宣王时期，周宣王思考先王的德政，努力兴利除弊，恢复文王、武王的事业，周代的道又粲然复兴。为此，诗人以华美的乐章歌颂，上天护佑，贤士辅政，后世称诵，这些在诗歌中均有反映。这即是夙兴夜寐，积德行善的结果。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而非道来弘扬人。”治与乱，废与兴全在于人的掌握，遭遇衰世不是因为天命不可挽回，而是人君的行为荒谬，不符合先王的道而已。

臣听说上天将天下授予某人，使其成为帝王，一定是某人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然后受命于天。天下百姓向心归附，如同儿女归顺父母一样，上天此时会显现出瑞兆。《尚书》中讲：“白鱼入于王舟，火焰覆盖王屋，变成白乌鸦。”这是受命于天的瑞兆。周公说：“应哉应哉。”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指的就是积德行善，而后产生了灵验。到了后世帝王，开始奢侈淫靡，帝王不能抚恤百姓，诸侯相继叛离，黎民遭到虐害，天下纷争，昏君抛弃先王的德政，一味地强调刑罚。刑罚达不到效果，邪气就会产生；邪气蕴积在下面，仇恨弥漫在上面。上下不和，阴阳错谬，妖孽丛生。此时灾祸即开始产生。

臣听说天命即是天的命令，人生下来就有性情，人的性情即是人的欲望。或夭折或长寿，或仁厚或鄙陋，经过陶冶，才能够完善，不会一开始就尽善尽美，有的在治世时显现，有的在乱世中出现，不完全一致。孔子说：“君子的德如风，小人的德如草，草被风吹，必偃倒。”尧、舜实行德政，百姓自然仁厚、长寿，桀、纣实行暴政，百姓自然夭折、鄙陋。君王从上到下实施教化，百姓接受教化，就如同用泥巴制作陶器，制造器皿，全在于陶工的修饰加工；又好像在镕炉中冶炼金属，而后铸成器物，全在于冶铸者的模形。《论语》中说：“安抚民众，民众则会向心归善，鼓舞民众，民众则会齐心协力。”就是这个道理。

臣仔细研究了《春秋》中的要义，探求王道的开端，是在正月。它的排序是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天，是一年的开端；正道，是王道追求的目的。它的意思是，君王要对上接受天命，对下端正行为，正道是君王所追求的。君王要想有所作为，就要向天寻问做事的目的。天道的根本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因此阳常居于盛夏，孕育万物生长；阴常居于隆冬，收藏储存万物。以此来看，天重视德而不强调用刑。天使得阳处于上位，主导万物生长，让阴处于下位，辅佐阳来收藏；阳没有阴的辅佐，不能相辅相成，完成一年四季的更替。一年要以阳来成岁命名，这是天意。帝王做任何事情，均要秉承天意，因此要强调德政，而不能仅重视刑罚。不能用刑罚来治世，就如同不能用阴来为一年成岁命名。治国理政，以刑罚为主，会悖逆天德，先王不会这样去做。现在不用先王的德去引导百官治国理政，而是以执法的酷吏来治国理政，这就是过多地强调了刑罚的作用！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以虐政治理天下，而想要让德政化被四海，是难以成功的。

臣仔细研究了《春秋》中的要义。一元的意思是什么，“一”即是万物的初始，元即是事物中的“大”。说“一”即是“元”，是显示大是从初始发端的，以此来正本清源。《春秋》中探究本源，是从尊贵者开始。作为君王，端正君王即是端正朝廷，端正朝廷即是端正百官，端正百官即是端正万民，端正万民即是端正四方。四方得以端正，远近就不敢不统一于正道，这样做就不会再有邪气从中作祟。阴阳和谐，而后风调雨顺，百姓祥和，则会生育旺盛，此时即可以看到五谷丰登，草木茂盛，天地万物均享受到润泽，一切表现出美好，四海之内传颂盛德，远方蛮夷也会前来归附，各种祥瑞，纷至沓来，王道自然就形成了。

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我该完了吧！”这是孔子认为自己的德行可以引来祥瑞，但是由于身份卑微，还不能引来祥瑞。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处的尊位可以引来祥瑞，有引来祥瑞的身份，还有引来祥瑞的资本，行高而恩厚，智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是一位有道的君王。可是天地还没有感应，祥瑞还没有显现，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还没有确立教化，百姓还没有走上正途。民众追求利益，如同水一样，由高处向低处流动，不用教化来作为堤防，就不能遏制住民众趋利的欲望，只有确立教化，才能够制止住奸邪贪婪，这就如同是修筑堤坝，挡住水害，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废弃教化，则会产生奸邪，此时再使用刑罚，也难以制止，这就如同是用堤坝阻拦洪水。上古时的圣王懂得这些道理，他们一旦南面称王，在治理天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实施教化，把教化当作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国都内设立太学，在乡邑设置庠序，所做的一切，均是为了教化，引导百姓向往仁厚，崇尚礼仪，谋求利益时要有所节制，上古时的刑罚很轻，犯禁的百姓也很少，就是因为教化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是风俗醇美导致的结果。

继承乱世的君王，要想清除上代留下来的恶行，同样需要教化。教化发挥了作用，百姓就会有好的民风民俗，子孙后代因循继承，经历五六百年，王朝仍然不会衰落。周代的末年，是因为君王无道，最终失去天下。秦在衰周的后面，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严禁文学，禁止私人挟书，抛弃礼仪，甚至厌恶讨论礼仪制度，妄图抛弃先王的治世之道，专注于恣肆妄为的法家治理，立国十四年，即国破家亡。自古以来，没有像秦朝这样，以乱治乱，使得民众遭受刑罚的荼毒。秦政的危害，至今还没有消除，秦政使得风俗浇薄，人民顽劣，摒弃礼仪，道德败坏，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孔子说：“腐朽之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wū）。”汉朝继承秦朝建国，继承的社会，如同朽木粪墙一样，要想用善来治理，难以凑效。法出而奸生，令行而诈起，如同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越治理问题越多，难以达到好的效果。这就如同是琴瑟已经不能调音，不如将其拆开，再重新装配，才能够重新演奏；制度已经败坏到极点，只有重新制定制度，彻底地改弦更张，才能够治理好国家。现在应该改弦而不改弦，即使有最好的乐师，也难以将音调好；应该改变的制度，不加以改变，即使有大圣大贤，也难以治理好国家。汉在得到天下之后，常想很好地治理国家，至今达不到目的，就是没有彻底地改变制度，很多应该修改的没有修改。古人常讲：“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朝建国已经七十余年，想要把国家治理好，效果不佳，不如来一个彻底改革；从改革中求得大治，在大治中消除祸患，迎来福瑞。《诗经》中讲：“贤君安民，天降福禄。”为政能够为百姓带来利益，自然会得到上天降下来的福瑞。仁义礼智信是不变的道理，作为君王，应该时时修养；能够五者同时修养，自然会得到上天的帮助，享受鬼神的护佑，仁德也会影响至域外，为百姓带来福祉。

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对策，感到很新奇，于是再次策问：

皇帝制策书：人们都说虞舜帝的时代，君王在游廊上散步，无为而治，天下即可以享受太平。周文王时代，忙碌到夕阳西下，还顾不上吃饭，国家才能够享有治理。帝王治国理政的方式，难道没有一定之规？怎么劳碌、安逸，情况会相差如此之大？

勤俭的帝王连玄色、黄色的旌旗也不设置。而在周代，却修建了两座华美的宫阙，乘坐豪华的大辂车，朱红的盾牌，玉制的斧钺，享受着六十四人的大型舞蹈，但周代的德政，至今仍然在传诵。帝王治理的方式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有人说良玉不必琢磨，又有人说没有文采何以辅德，这两种说法为什么会截然相反。

殷代的君王治理，用五种刑罚惩戒邪恶，要让身体受到损伤，才能够达到惩治的效果。周代成康年间减少刑罚，四十几年，天下没有刑事案件，关押犯人的监狱形同虚设。秦国使用酷刑，死伤者很多，受刑的人道路相望，致使人口锐减！

呜呼！朕早起晚睡，思考着上古帝王治国理政的经验，经常想的，是如何不辜负至尊的地位，彰显祖宗的功业，首先要重视农业，为国家重用贤者。现在朕亲自耕种藉田，劝导百姓稼穑务农，奖励孝悌，崇尚德行，朝廷派出的使者，在通往郡国的路上，络绎不绝，冠盖相望，到民间访贫问苦，鼓励勤劳，抚恤鳏寡孤独，尽心竭力，但期望看到的效果，却仍然是遥不可及。朕现在看到的，是阴阳错缪，戾气充塞，百姓疾疫，黎民悲哀，困苦怨愁，得不到抚恤，寡廉鲜耻，却随处可见，贤人、不肖，难以区分，真假难辩。因此才想到不拘一格，广纳人才，或许从中可以见到成效！现在应召上来的士大夫，作为朝廷顾问，已经有一百余人，对时政要提出见解，对上古、当今的治理，有那些看法，有那些可以借鉴，不必拘泥于文字，要畅所欲言。谈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有不同的意见和见解，均要提出来，写成文章，不用担心有关部门的干预。主题要鲜明，意见要中肯，这是朕所希望的。

董仲舒对策，说：

臣听说尧帝受命，是以天下为忧，而不是以权位为乐，因此首先惩治乱臣，或杀或逐。然后访求圣贤，得到虞舜、夏禹、后稷、商契、皋陶。尧帝重用这些圣人，帮助自己理政，让他们各尽所能，让教化充分地发挥作用，天下和谐，百姓安宁，崇尚礼仪、道义，各行各业，均能够以礼仪来规范，各种行为，均能够以遵循道义为要旨。孔子说：“圣王治理，要有三十年的仁政，才能够看到效果。”指的就是这些。尧帝在位七十年，以禅让的方式传位予虞舜帝。尧帝驾崩，天下百姓不依附尧帝的儿子丹朱，而归附舜帝。舜帝知道不能推卸责任，才继承了天子的位置，然后任命禹为国相，继续重用尧帝时的辅政大臣，开拓尧帝的事业，舜帝在位时无为而治，而天下大治。孔子说：“《韶》乐尽美，而且尽善。”指的就是舜帝治理国家的这段时间。到了殷纣王时，逆天行事，残酷暴虐，杀戮贤臣，荼毒百姓。伯夷、太公是当时的贤士，宁可隐居，也不愿意在朝中为臣。朝中勤谨守职的大臣，纷纷出走逃亡，逃到河滨、海上。天下混乱，百姓不安，天下抛弃了殷，而选择了周。文王顺天应人，以圣贤为师，招揽了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贤臣，在朝中议事。对治下的百姓，广施仁爱，天下归心，此时的太公姜尚，也从海滨出发，来辅佐文王，成为朝廷的三公。商朝末年，商纣王居于帝位，朝中尊卑错位，百姓流离失所，文王痛感时弊，欲安抚天下，为此而废寝忘食，治理国家。孔子写作《春秋》，首先确定王道的正义，再阐述其它事情，指出文王虽然不在帝位上，却已经显示出帝王的素质。从这些来看，先圣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无论是劳苦，还是安逸，尽管所处的世代不同。孔子说：“《武》王伐纣，尽美，还未尽善。”指的就是这些。

臣听说无论制度，还是文采服饰的颜色，都是为了表现尊卑，分出贵贱，引导民众有德。《春秋》中强调，得到天命的君王，首先要确立制度，改正朔，易服色，这是顺应天意。宫殿旌旗的制作，也同样有着制度规定。孔子说：“奢则不逊，俭则鄙陋。”俭朴并非圣人必须遵循的制度。臣听说良玉不琢磨，资质仍然润美，没有琢磨，无异于街巷里弄里的普通人，不通过上学，也能够获取知识。然而美玉不琢磨，不能表现出更美的形式；君子不通过学习，不能显现出更高尚的品行。

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年幼的百姓教导他们学习，长大成人后，按照才能安排适当职位。在朝为官的，以爵禄、封赏培养德行；以刑罚、监狱惩其罪恶。有了制度保证，还有着礼仪约束，民众才不敢犯上作乱。武王晓以德义，诛杀残贼；周公制作礼乐，辅佐治理。周代在成、康年间，政治清明，监狱空虚，长达四十余年，这是教化治理收到了成效，仁义得到百姓认同，不以酷刑伤害身体，同样能够达到治理的目的。到了秦朝，则是背道而行。秦国崇尚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推行韩非的理论，抛弃仁义正道。秦地的民俗以贪狠为务，秦国不是以道德引导百姓向善，而是滥施酷刑不顾后果；为善者，刑罚加在身上，施恶者，却能规避惩处。朝中官员，以虚辞谄谀皇上，不管对国家是否有利，外表有着事君之礼，内心深藏背主之意。巧饰奸诈，见利忘义，秦政又喜欢使用酷吏，搜刮百姓，赋敛无度。致使民穷财尽，背井离乡，连活命的稼穑耕织都难以维持。致使群盗蜂起，民众犯法，此起彼伏，死刑囚犯，道路相望；可是犯法的案件仍然难以遏制，民风民俗败坏到了极点。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讲的就是这些道理。

现在天下一统，海内百姓驯服；而且陛下广招人才，兼听不同意见，集中群臣智慧，将天下所有美德尽可能地加以发挥完善。功德影响至域外蛮夷，夜郎国、康居国，远在万里，也在仰慕汉的德政，欣然归附，这是盛世景象。然而有些德政还没有在百姓身上体现出来，君王还没有顾及到这些吧。曾子说：“遵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其它，而在于是否留意。”希望陛下能够留意社会上的反映，将仁德更多地施向百姓，到那时，三王的德政还怕达不到吗！

陛下亲自耕种藉田，率先垂范，重视农业，夙兴夜寐，为万民操劳；羡慕上古时的国家治理，刻意访求贤者，这些均为尧、舜的行为。然而德政的目的还没有达到，这是因为士人们还没有受到激励。平时不重视士人，需要的时候才去求贤，这就如同美玉没有琢磨，却要想得到文采。朝廷要在平时养士，最好的方法，即是兴办太学。太学，是贤士们集中的地方，也是教化推广的地方。现在每个郡，每个诸侯国有那么多的读书人，竟然找不到应对皇上策书的人，这是王道还没有普及的结果。臣希望陛下能够设置太学，让有学问的人来担任老师，在太学中豢养天下名士，通过不断考试，发现人才，将其中的优秀士人及时地发掘出来。现在的郡太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让他们向民众宣示教化；如果这些老师不贤，出了问题，朝廷的恩德就得不到体现，百姓也难以感受到朝廷的仁政。现在的官吏，对下面，起不到教化作用，对上面，不能领会陛下的圣德，只懂得对百姓滥施酷虐，狼狈为奸，使得贫穷孤弱愁苦无助，辜负了陛下对他们的希望。阴阳所以错缪，戾气充塞四野，百姓失助，黎民困苦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官吏不能尽职尽责而导致的结果。

现任的官吏大多数来自于郎中、中郎，或者是二千石官员子弟，选择郎吏又是从有钱人中间选拔，这样选择出来的人未必贤能。在上古时，考查官吏，首先要看其德能，以在任官员是否称职为标准，不是看任职时间长短。因此没有德能的官员，尽管年深日久，仍然是小官；贤能的官员，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也能够成为朝中的辅政大臣。这样才能够促使官员尽心竭力，务求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以求得到君王的肯定。现在不是这样，只要有了年限，即可以享受富贵，时间久了，还可以升官，廉、耻，好、坏，没有区别，贤与不肖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臣愚以为，让各位列侯、郡太守、二千石官员，负责选拔属下的官吏，还有百姓中的贤者，每年要向朝廷举荐，至少举荐二人，让举荐上来的贤者担任宿卫。从举荐上来的人，来判断大臣们的能力；举荐上来的人贤能有赏，举荐上来的人是庸才则有罚。这样做，那些列侯、二千石官员就会认真严肃地访求贤才，从天下士人中，再选拔出能够胜任官职的人。把天下的贤者尽收入朝廷囊中，那么三王的事业，还有什么做不到，尧、舜的盛世也能够达到。不以年深月久为标准，而是以贤能为标准，量才录用，考核授官，按照德能安排相应职务，那么廉、耻就能够分得清清楚楚，贤与不肖也不会再混杂在一起。陛下施以恩德，让臣放胆讲话，臣的文章不知忌讳，仅供参考，以表达臣的愚意！

武帝再次策问

皇帝制策书：人们常说：“善于从天命中找出启示，一定能够在人事中得到验证；善于总结古人的经验，一定会在现实中找出对比。朕现在垂问的是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往古，朕上羡慕唐尧、虞舜，下痛悼夏桀、殷纣，思考他们是如何变得昌盛，如何走向灭亡，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虚心采纳。现在士大夫们研究阴阳转换的道理，熟悉先圣治理的方法，送上来的文章有些却语焉不详，是对当下事务仍然存有疑虑？以至于条理不清，结尾含糊，还是认为朕不明事理？怎么越读越觉得糊涂？三王的教化，所根据的有所不同，还有不足的地方，又有人说，能持久不变的才是道，意思为什么会相互冲突？士大夫既然已经谈了道，陈述了治乱的方法，那么对谈到的问题再具体些，再详细些。《诗经》中不是说吗？“我说君子，别贪图安逸，神在倾听，会赐予你福气。”朕会仔细阅读的，士大夫们，把意思写得再明白些。

董仲舒再次对策：

臣在《论语》中读到：“有始有终者，只有圣人！”现在陛下施以恩惠，愿意听臣述说，向上古时的圣君学习，又颁下明诏，希望臣把意思讲得更明白些。谈到圣德，不是愚臣所能阐述的。前些时的对策，条理不清，叙述没有结尾，语焉不详，指出的问题不够明确，这是臣浅陋，犯了表述不清的毛病。

策问中谈到：“善于从天命中找出启示，一定能够在人事中得到验证；善于总结古人的经验，一定会在现实中找到对比。”臣听说天是世上万物的祖，可以包罗万象，不会有所偏爱，天设置日月风雨，调和万物，再通过阴阳寒暑，让万物经历磨练。圣人效法天，建立道，倡导博爱无私，圣人布施仁德厚爱，用以善待百姓，圣人设置礼义，用以引导百姓。春天是生育的季节，仁要求君主爱护百姓；夏天是抚育万物的季节，德要求君主养育百姓；秋冬是肃杀的季节，君主用刑罚的形式，来惩治犯罪。从这些来看，天与人的关系，从古至今，道理是相通的。孔子编撰《春秋》，上从天道中得到启发，下与人的情欲进行联系，以上古的经验作为参考，而后联系现实中的问题。因此《春秋》中所讥讽的，均会联系到上天降下的灾害；《春秋》中所厌恶的，均会联系到上天降下的灾异。在《春秋》里，记录下诸侯国如此多的教训，附上灾异与教训间的联系，得出事在人为的道理，美恶善丑，均与上天有着一定联系，而后进行对比，这是在谈论天、人间的相互感应。在上古时，专门有掌握教化、引导百姓向善的官员，他们的任务，即是以德善来教化百姓，民众受到教化，犯罪的人就会减少。现在没有这样的官员，对民众无所谓教化，民众只能舍弃道义，为追逐财利，不避刑罚残酷，为此而犯法的人很多，一年之内，投入监狱的百姓成千上万。从这一点看，也能够得出结论，古人的经验不能轻易舍弃，《春秋》中对于否定古人，会加以讥讽。天发出的指示叫做天命，只有圣人才能执行天命；崇尚质朴叫做天性，通过教化才能养成天性；人有了欲望叫做情欲，要用制度进行约束，情欲才不会肆意膨胀。君王对于上天要谨慎地奉承天意，顺应天命；对于民众实施教化，引导民众淳朴向善；还要制定制度，区别上下尊卑，防止人们僭越制度，做到这三点，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人接受天命，不同于其它生物，在家中，有父子兄弟亲属，在社会上，有君臣上下尊卑，人们相聚会面，有耆老长幼顺序；有明确粲然的文辞，表示礼敬，有恩爱、欢欣的行为，表示尊重，这即是人为什么会尊贵的原因。天生五谷，用以满足人们的饮食，种植桑麻，用以满足人们着装的需求，饲养六畜，服牛乘马，圈豹槛虎，这些均为人们受命于天，人具有灵性，才显示出比万物高贵。孔子说：“天地之间人为贵。”明白上天赋予人的这些秉性，就知道了人为什么会高贵于万物；知道了人高贵于万物，就应该懂得仁义的重要；懂得仁义的重要，就会重视礼仪；重视礼仪，就会重视善行；重视善行，就会乐于遵循义理；乐于遵循义理，就会成为君子。因此孔子还说：“不知天命，无以为称君子。”即是这个道理。

策问中说：“朕上羡慕唐尧、虞舜，下痛悼夏桀、殷纣，思考他们如何变得昌盛，如何走向灭亡，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虚心采纳。”臣听说聚少成多，积小成大，圣人也是从微弱的荧光，最终变得光芒万丈，从微小到显赫。尧帝最初来自于小国诸侯，舜帝生活在深山野岭，并不是在一日之间，就会变得显赫无比，均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而来。说出去的话，不能收回；做过的事情，不能掩盖。人的言行，是治国理政的君王须谨慎对待的，君子之所以会感动天地。是因为能够善小而见大，慎微而知著。《诗经》中讲：“即使文王，也要小心翼翼。”尧帝始终在兢兢业业，奉行他遵循的道，舜帝同样在兢兢业业，奉行他遵循的孝行，善是通过积累来表现的，德要彰显出来，让民众感受的到，才会显得尊贵，昌盛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积善在身，天长日久自然会有益处，人们不能马上就感受到善的结果；积恶在身，好像灯火在消耗膏油，人们也不会很快地感受到恶的结果。不是明白情性，洞察世俗的人，谁能够了解这些？这也是唐尧、虞舜之所以享有美名，夏桀、商纣之所以为人所痛悼的原因。善、恶相随，如影随形，如山谷回音。因此夏桀、商纣暴虐，谗贼自然会乘虚而入，贤者、智者自然会潜踪隐形，恶行日显，国家日乱，暴君仍然在怡然自得，认为是日在中天，最后导致国家败亡，最终走向灭亡。暴虐不仁的昏君，并不是一天之内就灭亡的，同样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夏桀、商纣虽然无道，还是会享国十几年，最终逐渐衰微，走向灭亡。

策问中还说：“三王的教化，所根据的，有所不同，还有不足的地方，有人说，能持久不变的才是道，意思为什么会相互冲突？”臣听说享乐而不至于淫乱；反复施行而不至于厌倦的称之为道；道一万年也不会有弊端，出现弊端，是因为违背了道。先王的道也会有偏颇，没有发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会出现昏暗，有行不通的时候。找出偏颇，纠正它的弊端就行了。三王的教化，形式不同，但并不对立，只是为了补救缺失，具体情况有了变化，需要改进。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圣王，只有舜帝！”改正朔，易服色，是为了接受天命；其余的按照尧帝制定的政策实施治理，还有什么需要改变呢！君王虽然有改制之名，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是根据前代的缺失，加以补救，这才有些改变。孔子说：“殷代根据夏代的礼制，有所损益，这一点知道；周代根据殷代的礼制，有所损益，这一点也知道；周代以后的礼制，即使经历百代，也应该知道。”这是说以后百代君王的治国理政，均应该在三代范围之内，有所增减。夏代继承的是舜帝，没有谈到损益，是因为夏代的教化与上代一样。道的本源来自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才有了禹帝继承舜帝，舜帝继承尧帝，三位圣王奉行的道是相同的，不需要补救缺失，因此也就不再谈损益。这样看来，继承前代盛世的道不需要修改，继承乱世的道才需要增减补救。现在汉朝继承的是秦代的大乱世，应该稍为减少周代的文治，而增加夏代的忠诚。

陛下现在的方向明确，具备德能，肯定道义，痛恨世俗浇薄，哀叹王道难以推行，因此诏令郡国举荐贤良方正士人；讨论问题，希望继续发扬仁义的美德，制定制度，建立万世太平的方略。臣愚蠢不肖，所讲述的，仅是学习的一些体会，从老师哪儿继承的一点感想，还没有全部忘记。若谈到政治得失，国民经济发展，这些是朝中辅政大臣们的责任，三公九卿的职责，臣董仲舒不敢涉及。然而臣仍然有话要说。古时候的天下也就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重复着古人的天下，均为一个天下。古代的天下可以做到大治，上下和睦，风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中没有奸邪，百姓中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君王的恩泽润及草木，泽被四海，凤凰翔集，麒麟来游，以古时候的标准来看待今天，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使得荒谬的东西如此之多？是今天的道偏离了古时候的道吗？是违背了天理而造成的吗？从古代的大治，再回溯到天道，能找出问题的症结吗？

天给予万物灵性，再加以区别，给予利齿，则要把尖角去掉，给予翅膀，则安排两足行走，有了大端，就不能再获取小端。上古时，得到朝廷俸禄的官员，他们的报酬不是像工农一样，来自于辛苦劳作；也不是像商人一样，来自于经商牟利；享受了君王给予的俸禄，就不能再从其它途径谋取利益，这与天赋予万物以灵性，道理是相通的。既然获取了大端，还要觊觎小端，即使天也难以满足，更何况是人！这也是民众为什么会怨声载道的原因。身处高位，享受着朝廷的宠幸，家产丰厚，还有朝廷给予的俸禄，如果凭借着雄厚的财力，再去与民众争夺利益，民众会服气吗！家里蓄养着奴婢，野外放牧着牛羊，田宅广阔，产业繁多，还唯恐积累不厚。有了这一切还仍然不知满足，还要侵夺百姓的利益，百姓一天天地被搜刮殆尽，穷困不堪。富贵者骄奢淫逸，贫困者愁苦度日；贫困愁苦得不到赈济，民众就会难以维持生计；民众无法生活，又不怕死，还会怕犯罪！这就是为什么刑罚会越来越多，奸邪仍然得不到制止的原因。享受俸禄的官员，应该倚靠俸禄生活，不能再与民众争夺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利益均衡，民众也才能有养家活口的出路。这是天赋予的理，是上古所行的道，朝廷要制定制度，让官员们遵照执行。在春秋时，鲁国公仪休在鲁国做丞相，回到家中看到妻子在织帛，生气地将妻子赶出家门；公仪休在家中吃饭，吃到自家园子里种的葵，生气地将葵拔掉。公仪休说：“我已经享受了俸禄，怎么还要去与种菜的园丁、织帛的女红争夺利益！”古代在位的贤士君子，想法都是一样的，因此黎民百姓才会崇尚他们的美德，也才会听从他们的教化；民众得到了教化，以廉洁为美，就不会贪鄙。等到周王室衰微，卿大夫抛弃了义而追求利，没有了谦让之风，却有了争田之讼。诗人痛心疾首，做诗讽刺，说：“终南山高峻，岩石嶙峋，赫赫尹太师，民众鄙视你。”官员好义，民众就会向仁，风俗自然会向善；官员好利，民众就会奸邪，风俗自然会衰败。这样看来，朝廷中的官员，时刻被黎民百姓所盯着，四面八方注视着官员的行为。离的近的，看到你的行为，加以模仿，离得远的，也会很快效仿；处于贤者的位置，竟做出连俗人都不齿的事情！那些处心积虑地贪求钱财，唯恐不足的人，是庶民百姓要做的；而追求仁义，常担心百姓得不到教化，才是朝廷官员应时时考虑的。《易经》中说：“背负着财物，还要乘坐马车，这是在召唤强盗。”乘车的人，应该是君子，背负东西，是小人所做的事情，坐在君子的位置上，却想着要像庶民百姓一样，如何谋取更多利益，祸患迟早会到来。坐在君子的位置上，就应该做君子要做的事情，像公仪休在鲁国做丞相时那样，做你应该做的。

《春秋》中强调各国诸侯应该统一在周天子下面，把这看作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往今来应该遵循的道义。现在教师教授的道学有所差异，学生所学则容易产生分歧，百家言论，所倡导的主旨不同，朝廷无法将其统一；制定的制度经常会发生抵触，官员百姓不知应该坚持哪一个。臣愚以为，凡是不属于六经（《诗经》、《尚书》、《易经》、《礼经》、《乐经》、《春秋》）、孔子学说的，应该一律禁止、废除，不要让它们相互抵触、干扰。邪僻的学说应该受到制止，全国统一在经学下面，制定制度有了明确的标准，民众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

对策完毕后，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国相，辅导江都易王刘非。江都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一贯骄横，好勇斗狠。董仲舒以礼义教导易王，刘非也非常敬重董仲舒。时间久了，易王与董仲舒闲聊，易王刘非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共同谋划讨伐吴国，最终灭亡吴国。孔子说殷纣王有三位仁者，寡人认为越王也有三位仁者。春秋时的齐桓公有疑问，要向管仲请教，寡人我有疑问，也要向君请教。”董仲舒回答：“臣愚蠢，不能回答高深的问题。但臣听说春秋时的鲁国国君请教柳下惠：‘我想讨伐齐国，可以吗？’柳下惠说：‘不可以。’柳下惠回家之后，脸上显露出忧虑的神色，柳下惠说：‘我听说讨伐别人的国家，不可以向仁者请教，今天这种事情，国君为什么要向我请教！’只是被问了一句，柳下惠就已经感到羞耻，更何况设谋讨伐吴国？从这点来看，越国没有仁者。仁者，要坚持正义，不谋私利，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不计较功利，可以说，在孔子门下，五尺孩童都羞谈五霸，因为五霸崇尚欺诈、暴力，而后再谈论仁义。谈论欺诈、暴力，孔子的学生羞于介入其中。五霸比起其它诸侯，已经是贤者，但比起三王来，只能是片石与美玉相比。”江都易王说：“讲得好。”

董仲舒在诸侯国担任国相，从《春秋》中的灾异变化，推演阴阳运行，因此在求雨时，制止各种阳，放纵各种阴，阻止下雨时则用相反的方法；在江都国推行这种方法，很灵验。中途改任朝廷的中大夫。此前辽东郡的高庙、长陵（高帝的陵寝）园中的祠庙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中推演，说明火灾原因，写出奏书，还没有呈递上去，主父偃来看望董仲舒，看到了奏书，心生妒忌，遂将董仲舒的奏书送给武帝看。武帝召集各位儒生讨论，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老师写的，认为奏书中的内容荒谬。武帝于是将董仲舒逮捕，交予有关部门，按照汉朝法律判处死罪，武帝下诏予以赦免。以后董仲舒再也不敢随便谈论关于灾异的事情。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当时武帝正在对周边的蛮夷用兵，公孙弘对于《春秋》的研究不如董仲舒，但公孙弘善于阿谀逢迎武帝，在朝中担任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只懂得阿谀谄媚，公孙弘嫉恨董仲舒，胶西王刘端是武帝的哥哥，作为诸侯王，也是骄横无比，几次害死诸侯国中的二千石官员。公孙弘于是向武帝推荐：“只有董仲舒到胶西国担任国相，才能够履行好职务。”胶西王刘端知道董仲舒是一位大儒，优待董仲舒，董仲舒担心时间久了也会获罪，最后还是以有病奏请免职。前后在两个诸侯国担任国相，两位诸侯王都是骄横跋扈，董仲舒以自己的正直率身垂范，为下属做出表率，多次向诸侯王提出诤言，在诸侯国内推行教化，两个诸侯国治理的都很好。等到离任回家，没有考虑过添置家产，只是著书治学，以此作为生活中追求的目标。

董仲舒在家中，朝廷如果有大的决策，仍然会派出使者、或者廷尉张汤亲自到家中来咨询，董仲舒的回答都能够在典籍中找出依据。武帝刚继位时，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在朝中先后担任丞相，开始推崇儒学。到了董仲舒回答武帝的策问，汉朝正式确立以孔子的儒家学说作为国学，罢黜百家，在各郡县设立文学官员，各州郡开始举荐茂材孝廉。这些措施，均来自于董仲舒在策问中提出的谏言。董仲舒年老后，在家中寿终正寝。家眷后来迁至茂陵（武帝的陵寝）县居住，董仲舒的儿子及孙子均是以学问做到大官。

董仲舒的著述，解释经学主旨的，向朝廷递上去的奏书，担任诸侯国相时颁发的教令，共有一百二十二篇。解说《春秋》时发生的事情，以及成败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这一类的文章，有几十篇，达十几万言，都流传了下来。选其中能够切中时弊的对策，收录在传记中。

赞辞如下：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商代的伊尹，周代的吕望也不过如此，至于管仲、晏婴，只能辅佐春秋五霸，他们还有距离。”刘向的儿子刘歆则认为：“伊尹、吕望，辅佐圣人，没有他们，圣王的事业难以获得成功。颜渊死后，孔子说：‘唉！天要亡我啊。’意思是说颜渊称得上是王佐之才，其他的弟子宰我、子贡、子游、子夏还不行。董仲舒恰逢汉朝继承秦朝毁弃百家学说之后，《六经》遭遇厄运，董仲舒发愤读书，潜心钻研，为以后的学者奠定了儒学的至尊地位，是儒学的领袖，可是仔细考察董仲舒的老师、朋友，溯其渊源，应该还不如孔子的学生子游、子夏。认为管仲、晏婴比不上董仲舒，伊尹、吕望也超不过董仲舒，这些话有些过誉。”到了刘向的曾孙刘龚，刘龚也善于评价人物，刘龚同意刘歆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