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菑川国薛县人。在年轻时，公孙弘做过狱吏，因为工作失误，遭到免职。家中贫困，公孙弘在海边牧猪。四十几岁时，公孙弘开始学习《春秋》和杂家学说。

武帝继位初，诏令郡、诸侯国举荐贤良文学士人，这一年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以贤良被朝廷征召为博士。公孙弘出使匈奴，返回后向朝廷汇报出使经过，不合皇帝的心意，武帝发了脾气，认为公孙弘无能，公孙弘于是称自己有病，被免职回家。

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再次诏令郡、诸侯国举荐贤良文学士人，菑川国又一次举荐公孙弘。公孙弘推辞道：“上一次被征召，赴长安任职，因为工作无能，遭到免职，这次换一个人吧。”淄川国负责举荐的官员坚持要举荐公孙弘，公孙弘只好再次来到太常寺。武帝制策书，向各位儒生策问：

皇帝制策书：人们常说，在上古尧帝、舜帝时，是国家治理最好的时期，只要在衣帽上画上图像，再穿上异样的服饰，民众即不敢犯罪；在当时，阴阳和谐，五谷丰登，六畜兴亡，风调雨顺，天降甘霖，嘉禾出穗，灵芝丛生，山川秀美，湖沼水盈；麒麟、凤凰在渊薮游弋，龟龙在湖沼潜游，河书、洛图相继出现；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至渠搜，南至交趾，凡是舟车能抵达的地方，朝廷的政令畅通，一切生灵，都能够各得其所。朕太羡慕那个时代了，现在怎样做才能重现当时的辉煌？士大夫们钻研先圣治国理政的经验，懂得君臣须遵循的道理，对处理事务有着独到见解，均为当今名人，请问士大夫：天与人之间的相互感应，是从何时开始？吉凶祸福，怎样做才能预知？大禹、商汤时的大水、大旱，其原因究竟是为什么？仁义礼智四种品德，应该如何修养？朝代更替，人事更迭，是根据天命符瑞，还是兴衰有常？天文地理各种法则，均是士大夫们所熟悉的。请畅所欲言，详细陈述，写成篇章，朕要亲自阅览，不要隐瞒。

公孙弘对策道：

臣听说在上古尧舜时，不重视赏赐爵位，百姓依然崇尚德、善，没有那么多刑罚，百姓也很少会犯罪，那时的君王，率先垂范，对百姓坚持信义；等到朝代走到末世，君王重视赏赐爵位，百姓却变得难以治理，施以重刑惩罚，仍然不能制止奸邪，这是因为上不正，对民众不再坚持信义。因此说，用重赏、刑罚来实施治理，难以让百姓向善，要想制止奸邪，首先君王要坚持信义，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推行教化，看到效果。除此以外，在朝中还要选贤任能，按照能力大小，考核官员；减少无谓的空话，做事情讲求实际；不制作无用的器具，减轻百姓赋敛；不违农时，不滥用民力，努力帮助百姓致富；选拔有德能的人，斥退尸位素餐的人，朝廷的威信才能树立起来；提拔做出成绩的人，罢免无德无能的人，朝中的大臣才能尽职守责；对错误的处罚，要有根有据，奸邪才能够得到制止；对贤臣施以重赏，群臣才会发奋努力：这八点，是国家治国理政的要点。黎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自然不会产生纠纷；官员以理服人，百姓自然会减少怨忿；人们相互间以礼相待，就不会暴戾相向；君王以爱心对待民众，民众自然会服从教化，所有这些，君王须重视考虑。制定法律，要考虑是否符合义，民众即使受到惩罚，也会心悦诚服；君王倡导的，要合乎礼，民众自然会和谐相处，远离暴虐。法律要惩罚的，即是义要抛弃的；君王提倡的，即是礼要肯定的。用礼义引导民众，民众受到教化，再施以赏、罚，民众就会有所趋、避，不会轻易触犯法律。因此说，在衣、帽上绘画，穿异样的服饰，民众不敢违法，应该是有根据的。

臣还听说，志趣同则会相随，声音合则会呼应。君主以德治理百姓，百姓自然会以德回报君主，上下同心协力，即能够达到和谐统一，和谐统一，上下行动则能够步调一致，行动一致，上下思想即能协调，思想协调，天地即会相互应答。阴阳和谐，迎来风调雨顺，甘露降临，到那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嘉禾出穗，灵芝显现，山峦染翠，河水长流，这些均表现出社会已经达到了和谐。有了这样的结果，疾病就会减少，疾病减少了，人民也就不会再过早地夭折，父亲不会过早地失去儿子，哥哥不会过早地失去弟弟。太平盛世也就到来了，君主德配天地，光耀日月，麒麟、凤凰相继出现，神龟、祥龙在郊外游弋，这即是河出图，洛出书的盛世，域外的君主，感受到德义，也会携带着贡品前来朝贺，这是天下和谐统一的标志。

臣还听说，仁即是爱，义即是适宜，礼即是履行，智即是措施。趋利避害，兼爱无私，这叫做仁；明辨是非，确定正误，这叫做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序，这叫做礼；专擅生杀，疏通壅塞，权衡事物，明晰治国，对于真诚、虚伪能做到明察秋毫，这叫做术：这四项本领，是治国理政的君主要随时掌握的要旨，在施政中须重视，全面实施，不能偏废。君主掌握了这些，天下就会和谐安宁，即使有刑罚，也会很少采用；君主不能掌握这些，就会受到蒙蔽，下面的官员，就会为非作歹。掌握好这四项施政的原则，就能够延续祖业，治理好国家。

臣还听说，尧的世代，遭遇大洪水，尧诏命大禹治水，而禹的世代，没有听说过有大洪水。商汤世代，有大旱灾，这个灾祸是由夏桀引起的，继而延续至商代。夏桀、商纣实施恶政，受到上天惩罚；夏禹、商汤实施德政，天下和谐。从这些来看，天对于人，没有亲疏远近。顺应天理，天就会风调雨顺，悖逆天理，天就会降临灾祸。这些是天文、地理、人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臣公孙弘愚蠢，说话不知高低，所谈内容不知是否符合皇上的策问。

当时参加对策的士人，有一百余人，太常将公孙弘的对策排在下等。向武帝奏报，武帝将公孙弘的对策排在第一。召公孙弘进宫觐见，武帝看到公孙弘相貌不凡，拜公孙弘为博士，在金马门任待诏。

公孙弘再次上疏，说：“陛下有先圣的位置，还没有先圣的名声，要想有先圣的名声，还要像先圣一样，有贤能的官员前来辅佐。治理国家，形式相同，治理的效果，与上古时相比较，仍然会存在差异。上古时的官员品行端正，民众的行为诚实；现在的官员奸邪，百姓的行为狡猾。政令不能推行，治理的效果不佳。官员奸邪，不能推行朝廷政令，政令不到位，就难以治理好民众，也难以教化好民众，这是治国理政效果不佳的原因。臣听说，周公旦治理天下，一年发生变化，三年达到目的，五年天下大治，希望能提供给陛下作为参考。”上书递上后，武帝以册书形式，问公孙弘：“皇帝问：公孙弘赞颂周公的治理，公孙弘认为自己的才能，与周公相比，谁更加贤能？”公孙弘回答：“臣愚蠢、浅薄，不敢与周公相比！尽管如此，臣内心清楚，治国理政须遵循的道理。比如虎豹马牛，这些野兽在野外时，不能为人们所役使，但经过调教驯服后，即可以为人驾车、服役，听从人们的使唤。臣听说将木材揉曲成型，几天时间就可以，将金石熔化，几个月就可以，人们对于利害关系的认识，难道比起调理禽兽木石，还难以掌握吗？一年可以改变，臣公孙弘认为时间还慢了些。”武帝对于公孙弘的见解不敢苟同。

当时正在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通道，巴郡、蜀郡百姓怨声载道，武帝诏令公孙弘前往视察。回来后公孙弘向武帝奏报，大肆诋毁，认为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通道得不偿失，武帝没有理睬他。以后每次上朝议事，公孙弘只是把意见讲个大略，接下来让皇帝做出选择，再也不肯与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辩。武帝认为公孙弘做事情谨慎、敦厚，对于不同意见，讲话总是会留有余地，又熟悉朝廷法规，通晓官员行事的方式，还能够以儒家经典阐释政事，武帝很欣赏，一年内将公孙弘提拔为左内史。

公孙弘奏事，如果皇帝不同意，从来不与皇帝当廷争辩。有几次与主爵都尉汲黯商议，要到武帝那里谏言，汲黯首先阐明观点，公孙弘随声附和，武帝听了他们的谏言，很高兴，所提的意见也能够接受，公孙弘因此而受到武帝重用。一次与公卿们商议好一件事情，等到在武帝面前谏言时，公孙弘却察言观色，违背约定，按照武帝的意思附会。汲黯为此当场斥责公孙弘：“齐国人做事，狡诈，缺乏信用，刚才与大家商量好的，到了皇帝面前，却违背原来的意见，这是对皇帝不忠。”武帝质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臣的，认为臣对皇帝忠诚，不了解臣的，认为臣对皇帝不忠。”武帝认可公孙弘的辩解。以后左右大臣再有诋毁公孙弘的，武帝不以为然，更加信任公孙弘。

公孙弘为人善于谈笑，又博闻多识，常说作为君主最担心的，是不能了解下情，作为人臣最难做到的，是不能节俭自律。公孙弘奉养后母，非常孝顺、谨慎，后母去世后，公孙弘为后母服丧三年。

担任内史数年后，公孙弘升任为御史大夫。当时武帝刚在东部设置苍海郡，在北部修筑朔方城。公孙弘几次谏言，认为这是在疲弊中国，经营无用之地，希望撤出这些新开拓的领地。武帝让朱买臣等人代替皇上诘难公孙弘，强调设置朔方郡的重要性。朱买臣接连提出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公孙弘只好谢罪，说：“臣是崤山以东鄙薄浅陋之人，不了解设置朔方郡有这么多的好处，奏请暂缓西南夷、苍海郡，专心经营朔方郡。”武帝批准了这个奏议。

汲黯说：“公孙弘位居三公，朝廷给予的俸禄很多，可家中使用的卧具仍然是布被，这是公孙弘喜欢欺诈的表现。”武帝诏问公孙弘，公孙弘说：“是有这回事。九卿中了解臣的，超不过汲黯，今天能够在朝堂上当面诘难公孙弘的，也只有汲黯，汲黯正好言中公孙弘的毛病。以三公这样的高位，还使用布被，确实是在矫饰，沽名钓誉。但臣听说在春秋时，管仲任齐国宰相，娶了姓氏不同的三位女子，其奢侈程度可以与国君相比，齐桓公因此而成霸，只是管仲的行为，向上已经僭越了国君。晏婴在齐景公时担任宰相，生活俭朴，吃的没有肉也行，妻、妾不穿丝织的衣服，齐国治理得也很好，这是宰相在向下与平民看齐。今天臣公孙弘位居御史大夫，使用布被，从九卿以下的官吏到一般小吏，与他们的生活用度并没有差别，这一点与汲黯所说的一样。没有汲黯的诘难，陛下怎么能够听到这样的议论？”武帝认为公孙弘懂得礼让，不与他人争辩，更加敬重公孙弘。

武帝元朔年间（公元前128－前123年），公孙弘代替薛泽担任丞相。在此前，朝廷从列侯中选拔丞相，可是公孙弘没有爵位，武帝下诏，说：“朕赞赏先圣的治国之道，广开门路，招揽四方贤士。上古时任用贤者，按照德才排列位序，按照能力授予官职，功劳大的俸禄也优厚，德才显著的爵位也尊崇，因此武将在战场上以杀敌彰显功劳，文官在朝中以德行获得奖励。将高成县平津乡的六百五十户封予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从此以后，以此为依据，官至丞相，即可以受封为列侯，从公孙弘开始。

当时武帝正在建功立业，在全国各地多次举荐贤良。公孙弘就是从举荐贤良中走出来，以对策受到武帝欣赏，从布衣百姓起步，数年间，官至宰相，得到封爵和食邑。于是公孙弘在丞相府修建客馆，打开东阁，招揽天下的贤者士大夫，与他们一起共商国是。公孙弘每次吃饭，一个肉菜足够，米饭脱皮即可，公孙弘过去的朋友和宾客还要靠他供给衣食，所得到的俸禄基本上都用在这上面，家中没有多余资产。但公孙弘性情猜忌，外宽而内苛。与公孙弘有过矛盾的人，无论远近，表面上，公孙弘待人仍然和善，遇到机会即会施以报复。像力主杀掉主父偃，将董仲舒调任为胶西国相，就是公孙弘出的主意。

再后来淮南国、衡山国谋反，朝廷严查参与谋反的同党，公孙弘病得很厉害，想到自己无功而得到封侯，位居宰相，本来应该帮助皇帝镇抚国家，以尽人臣应尽的责任。现在下面的诸侯国竟然有谋反的事情发生，这是做大臣的没有尽到责任。担心一旦病死，将无法对此事有所交待，于是向武帝上书，公孙弘说：“臣听说天下有五个通行的道理，有三种人们乐于实践的行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是天下五个通行的道理；仁、智、勇三者，是人们乐于实践的三种行为。因此说：‘好问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道这三点，就知道如何自律；知道自律的人，才知道如何治人。’没有听说过不懂得自律的人，知道如何治人。陛下亲身实践孝悌，借鉴三皇治国理政的经验，以周代的仁政作为追求的目标，兼有文王、武王的圣德，招揽四方贤士，按照人们的贤德安排位置，按照官员的能力授予官职，劝勉百姓，鼓励贤材。臣深感自身愚蠢、驽钝，没有能力为陛下立下汗马功劳，陛下却将臣公孙弘在朝中破格提拔，担任朝廷的重要职务，封为列侯，位至三公。臣公孙弘的德、能不足以担此重任，加上臣年老体衰，身患有病，担心一旦去世，不能再报答陛下，承担应尽的责任，奏请陛下允许臣归还侯爵，退休回家，为贤者让路。”武帝回函道：“上古时赏有功，褒有德，治理国家要重用文官，遇到战事要重用武将，这种程式并没有改变。朕日夜操劳，有幸继承祖宗的基业，登上帝位，常诚惶诚恐，难以安宁，只希望与大臣们共同治理好国家，这些君都知道。人们常说君子做好事，要恩泽后世，至于封赏爵位，这是朕的权利。君不幸罹霜露，受风寒，患上疾病，这个病不必担心，现在上书要归还侯爵，请求退休，这是在彰显朕的不德。当下事情不多，请君保养好精神，不要过多地思虑，及时看病服药，愿早日恢复健康。”武帝赐公孙弘牛酒丝帛，准予休假。过了几个月，病情有所好转，公孙弘重新起来处理政务。

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丞相六年，享年八十岁，在丞相位上去世。在他身后有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牦相继担任丞相。从李蔡到石庆，丞相府的客馆逐渐遭到废弃，到了公孙贺、刘屈牦担任丞相期间，这些客馆就变成了马厩、车库、奴婢住的房子。石庆在丞相位上，还能够以敦厚、勤谨为务，最终在任上去世，其余的人在丞相位上，其结果或者是自杀，或者是被杀。

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继承爵位，担任山阳郡太守十几年，皇帝诏命巨野县令史成到公车署待命，公孙度留住史成，不让史成去，因为此而被褫夺爵位，判为城旦罪。

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褒奖功臣的后代，朝廷下诏，说：“汉朝建国以来，股肱大臣在位，率先垂范，厉行节俭，轻财重义，没有超过公孙弘的。公孙弘身居宰相高位，受封为列侯，还能够使用布被，吃脱皮的米饭。用自己的俸禄接济故人宾客，以至于没有多余的家产，真可谓是朝中百官的表率，按照儒家规范来要求自己，为大众做出榜样，与那些家中阔绰，却外表矫饰，沽名钓誉之徒相比，完全不同。表彰圣德，彰显仁义，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这是圣王遵循的做法。赐公孙弘的嫡系子孙关内侯爵，享受食邑三百户。”

卜式，河南郡人。在家中以种田、畜牧为生。卜式有一个弟弟，弟弟长大成人后，卜式从家中搬出来居住，只带走家中饲养的一百余只羊，卜式将田地、住宅、财物留给弟弟。卜式进山牧羊，十几年时间，羊繁衍至一千余只，卜式用出售羊的钱来购买田地、住宅。而卜式的弟弟却由于经营不善，最后破产，卜式又将家产多次分予弟弟。

当时汉朝正在与匈奴进行战争，卜式上书，愿意向朝廷贡献出自己一半的家产，用于助边。武帝派使者询问卜式：“想当官吗？”卜式回答：“臣从小牧羊，不熟悉当官，不愿意。”使者问：“家里有冤屈的事，需要朝廷帮助解决吗？”卜式说：“臣一向不与他人争执，住在同邑的人，家中贫穷的，臣贷给他们钱，为人不善的，臣教导他们，凡是与臣比邻而居的，人们都向臣学习，臣卜式没有仇人！”使者说：“既然这样，你有什么要求吗？”卜式说：“天子要与匈奴打仗，臣认为，作为贤者应该为国家死节，家里有财产的，应该报效国家，大家都这样做，何愁匈奴不灭。”使者将卜式讲的话向武帝汇报。武帝把这些话告诉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说：“这不是人之常情。不按照常理去做事的人，不能把他们树为榜样，以此来教化百姓，会乱了法度，奏请陛下不要答应他的请求。”武帝没有答复卜式，过了几年，卜式提出的请求不了了之。卜式又回到家乡，继续种田、放牧。

过了一年多，碰上匈奴浑邪王率领部众投降，国库中需要拿出大量的金钱，用于安置投降的匈奴，但国库空虚，经费短缺，加上大批的贫民要迁徙至富裕地区，也需要国库支付迁徙费用，一时间财政紧张，不能满足需要。卜式再次拿出二十万钱，交予河南郡太守，用于安置迁徙的难民。河南郡向朝廷上交计簿审查，计簿中有富人帮助贫民的名单，武帝认出卜式的名字，说：“这是那位愿意拿出一半家产助边的人。”于是赐予卜式四百人的更赋钱，卜式又将这些钱捐给政府，当时的富豪，都是争着藏匿财产，只有卜式愿意拿出财产帮助国家。武帝于是赐卜式为终身长者，召卜式进宫，拜为中郎，赐左庶长爵，田地十顷，然后布告天下，以劝勉百姓效仿。

最初，卜式不愿意担任郎官，武帝说：“我在上林苑饲养的有羊，这些羊交给你去放牧。”卜式已经做了郎官，此后仍然穿着布衣草鞋牧羊。过了一年多，羊长得很肥壮。武帝经过卜式牧羊的地方，大为赞赏。卜式说：“不仅是羊，治理百姓也是同样的道理。按照时令起居，有危害羊群的羊，剔除出去，不让它影响到羊群的生长。”武帝对卜式的这番议论很惊奇，就想让卜式试着治理一下百姓，于是任命卜式为缑氏县令，缑氏县的百姓反映很好；又改任卜式为成皋县令，卜式组织领导漕运，政绩也很突出。武帝认为卜式质朴、忠诚，拜卜式为齐王太傅，后来卜式担任齐国相。

在当时，南粤国丞相吕嘉造反，卜式上书说：“臣听说君王有难，臣应当死节。现在是群臣死节的时候了，就是最驽钝的人也应该献出家财以资助军用，这样才能够使得国家强大，不受侵犯。臣愿意与儿子以及临菑县善射的战士，博昌县善于行船的将士一起，为国家效力，以尽做人臣的责任。”武帝很赞赏卜式的表态，下诏说：“朕听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现在国家不幸有事，郡县诸侯却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为国家效力。只有齐国相卜式行为雅正，亲自耕田，牧羊繁育，关心邻里，帮助兄弟，从不为利益所动。前些年北部边郡有事，卜式上书捐资助军。去年黄河以西发生水灾，卜式率先带领齐国人捐献粮食。这一次卜式又首发倡议，为国从军，虽然没有走上战场，但义气却是发自内心。赐卜式关内侯爵，黄金四十斤，田地十顷，布告天下，以昭示天下百姓知晓。”

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前111年），武帝征召卜式代替石庆担任御史大夫。卜式上任后，上书说郡国对盐铁专营反应强烈，再加上船只也需要交纳赋税，建议取消。武帝因此而对卜式不满。第二年要举行封禅大礼，卜式不熟悉礼仪制度，于是武帝贬卜式为太子太傅，任命倪宽代替卜式担任御史大夫，卜式最终以高寿在任上去世。

倪宽，千乘郡人。钻研《尚书》，跟随欧阳生学习。被郡国举荐，此后倪宽跟随博士学习，由孔安国授业。因为家中贫穷，没有经济来源，只好担任厨师，为一起学习的弟子做饭，以补贴家用。还要打短工，带上经书，在田间锄地休息时大声朗读，非常刻苦。通过射策考试，倪宽担任掌故，后来在廷尉署补任为官吏，负责文字工作。

倪宽为人忠厚温良，常以廉洁自律，善于文字工作，柔弱不尚武力，不善言谈。当时张汤担任廷尉，廷尉署多任用懂得文史法律的官员，倪宽以儒生身份在廷尉署任职，对法律文史并不熟悉，没有在衙署担任具体职务，只是做些事务性工作。在北地郡几年，倪宽负责督查牲畜。一次回到廷尉署，上报牲畜计簿，碰上廷尉署在处理一件疑案，上奏皇帝，几次被驳回，署内官员不知该如何是好。倪宽讲了文章的写法，官员们让倪宽代笔，奏章写成，大家读后很满意，就报告了廷尉张汤。张汤知道后大惊，召倪宽问话，也很赞赏倪宽的才能，于是将倪宽升任为掾史。并将倪宽写的奏章上报，很快得到武帝批准。过了几天，张汤觐见皇上。武帝问张汤：“上次呈递的的奏书不像是俗吏所写，是谁写的？”张汤告诉武帝是倪宽写的。武帝说：“我听说过此人。”张汤从此重视文字的表述，让倪宽负责写奏书和定案的文案，引用古时法律，判决疑案，张汤日益重视倪宽的才能。等到张汤升任为御史大夫，调倪宽担任府中掾史，将倪宽提升为侍御史。后来倪宽在宫中见到武帝，谈论经学，武帝很欣赏，倪宽为武帝讲解了一篇《尚书》，武帝此后将倪宽提升为中大夫，担任左内史。

倪宽担任治民的工作后，努力劝勉百姓务农稼穑，减免刑罚，处理冤狱，虚心对待下属，因此而深得民心；倪宽选用仁厚士人，推心置腹地与他们交换意见，不务虚名，官吏百姓都很敬重倪宽，倪宽上奏皇帝，在辖区内开凿六条灌溉渠道，制定水法，以扩大灌溉面积。征收赋税时，倪宽按照时令，做出宽免调整，百姓还可以向政府借贷，以至于有很多赋税没有按时收缴上来。后来遇到征发军粮，作为左内史的倪宽，因为收缴赋税的考核成绩最差，受到免官处分。百姓听说后，担心会失去这样的好官，大家纷纷赶着牛车，小家庭则挑着担子，交纳军粮赋税的人络绎不绝，考核成绩转瞬间变为优等。武帝因此而认为倪宽很能干。

朝廷讨论，要效仿上古时举行巡狩封禅的仪式，回答皇帝策问的儒生，前后有五十几人，迟迟定不下一个方案来。在此前，司马相如病死前，曾经留下过遗书，谈到要歌功颂德，以响应符瑞显现，应该封祭泰山。武帝对此很好奇，就此事询问倪宽，倪宽回答：“陛下躬行圣德，总揽全局，祭祀天地，献礼百神，苻瑞神灵相继出现，这些吉兆显示，是天地间的感应，是上天以符瑞形式，向人世间显示神明。现在封泰山，禅梁父山，昭显姓氏，考定祥瑞，这是帝王要做的圣德之事。但是如何封禅祭祀，经书上并没有载明，只是在封禅完成时，一定要向天地神祇祷告，严肃恭敬地迎接神明。按照百官职务，确定位置和相关礼仪，这些也可以由圣主来亲自决定，制定出一套制度来，这些不是群臣所能参言的。举行这样的大事，迟迟定不出方案，如果让群臣各执己见，事情最终将会难以确定。不如天子首先定出原则，兼收并蓄，发出金声玉振的声音，而后完成奉天庆贺的大礼，这也是为后世万代制定典礼的范式。”武帝同意倪宽的意见，于是亲自制定典礼的仪式，参考了一些儒术的范式。

典礼仪式制定完毕，将要举行封禅大礼，武帝拜倪宽为御史大夫，跟随武帝一起到崤山以东封祭泰山，而后武帝登上明堂。倪宽上书，说：“臣听说三代改定制度，按照相关法象，以及他们相互间的联系。此后圣统遭到破坏，陛下现在发奋努力，祭拜天地，设立明堂、辟雍，祭祀泰一天神，制定六律五声，盛赞圣意，神乐四合，这些都会有相应的物象，以显示祭祀的隆重，将这样的祭祀作为后世的范式，天下人会为此而高兴。臣倪宽奏请改元，以彰显祥瑞，届时陛下登临泰山，奉告岱宗，开门迎接祥瑞，等候祥瑞吉象的来临。癸亥祭祀，日光显现出重影；上元甲子时刻，永享和谐太平。光辉灿烂，天文粲然，彰显圣德，天降符瑞。臣倪宽奉觞再拜，祝祷皇上千万岁寿。”皇帝制诏书，说：“敬举君之觞。”

再后来太史令司马迁等上奏，说：“历法遭到破坏，现在非常混乱，汉朝建国以来，没有改订正朔，是确定正朔的时候了。”于是武帝诏命倪宽与司马迁等人一起制定汉朝的《太初历》（详情记载在《律历志》中）。

当初梁国相褚大研究《五经》，担任博士，倪宽曾经是褚大的学生。等到朝中御史大夫的职务空缺，朝廷征召褚大，褚大以为是要受命担任御史大夫。等到来到洛阳，听说倪宽已经担任了御史大夫，褚大嘲笑说倪宽还是自己的学生，到了长安后，与倪宽一起在武帝面前谈论封禅的事情，褚大才感觉到自己不如倪宽，退朝后叹服，说：“皇上知人善任。”倪宽担任御史大夫，武帝对倪宽的工作很满意，但是倪宽在位，没有对武帝提出过谏言，朝中大臣对此有意见，在位九年，倪宽在任上去世。

赞辞如下：公孙弘、卜式、倪宽在还没有发迹时，犹如鸿雁困于燕雀之间，与牧羊为伴，远离朝堂，不逢际遇，岂能够登上如此高的位置？在当时，汉朝建国已经六十几年，海内祥和安宁，府库充实，然而四夷尚未臣服，制度还有缺失。武帝雄才大略，希望在文武方面都有所建树，因此而求贤若渴，最初以安车蒲轮迎接枚乘到长安来，见到主父偃后喟叹人才难得。天下贤士纷纷汇聚至长安，奇才异士不断地涌现。卜式出身于牧羊人，桑弘羊拔擢于商人中，卫青原来是骑奴，金日磾来自于匈奴降虏。他们如同上古时商代的傅说、春秋时的宁戚，原来只是筑城、喂牛的下等人。汉朝得人才，尤其在武帝朝，可谓是人才辈出。以鸿儒闻名的有：公孙弘、董仲舒、倪宽，行为堪为楷模的有：石建、石庆，以直言敢谏的有汲黯、卜式，以推举贤才为己任的有韩安国、郑当时，为汉代制定律令的有赵禹、张汤，以文章著称的有司马迁、司马相如，以滑稽讽谏闻名于后世的有东方朔、枚皋，以应对策问，解答疑难的有严助、朱买臣，以制定历法、算术著称的有唐都、洛下闳，以音乐协律闻名的有李延年，以运筹经济闻名的有桑弘羊，奉使外邦，不辱使命而名扬后世的有张骞、苏武，驰骋疆场，杀敌立功的有卫青、霍去病，接受遗诏，再造中兴的有霍光、金日碑，其余英才俊杰更是难以记数。他们创立下的丰功伟绩，制定出的文法制度，后世难以企及。孝宣皇帝继位之后，继续纂修洪业，也重视六经讲论，招揽贤才，拔擢能吏，继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均是以儒术得到提拔重用，刘向、王褒以文章在当时显名，卓越的将相还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理百姓，成绩卓著的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等人，他们都是有着卓越才能的良臣，创下的业绩流芳于后世；但是与武帝朝的勋臣们相比，还是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