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字王孙，孝武帝朝人。杨贵对黄老学说颇有研究，家中富有，重视养生，凡是对养生有用的东西，杨贵无不想尽办法得到。及至年老有病，在临终前，杨贵却留下遗嘱嘱咐儿子，杨贵说：“我要裸葬，返朴归真，不要违背我的意愿。我死之后，用布袋将我的尸身包裹住，掘地七尺，将尸身放入墓圹中，而后再将布袋从脚底部抽出，让身体接触地面。”儿子不做声，不答应父亲的要求，怕违背父命，答应父亲的要求，又感觉于心不忍，于是去见父亲的朋友，祁侯缯它。

祁侯给王孙写了一封信，祁侯说：“君现在正受着疾病的折磨，而我很快也要跟随皇上，到雍县祭祀后土祠庙，不能前来看望君。希望君能够安心养病，不要胡思乱想，按时服药，要多加保重。听说王孙嘱咐后人，在君死后，要施行裸葬，假若死者无知，也就罢了，假若死者有知，那就是戮尸于地下，光着身子去见先人，我认为王孙这样做不妥。《孝经》中说：‘为死者要准备棺椁衣衾’，这是圣人留下来的遗训，何必要固执己见？希望王孙再重新考虑。”

王孙回信答道：“人们常说，上古时的圣王，出于感情需要，不忍心抛弃亲人，因此制定丧葬礼仪制度。现在的人们，已经远超出上古时的制度规定，我现在要以裸葬形式向人们宣示，我有矫正世俗的决心。厚葬对于死者，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俗人却借此相互攀比，耗费钱财，将世间的财物埋葬于地下，任其腐朽。除此外，人们将大量的财物埋葬于地下，今日葬完后，明日即会被盗贼发掘盗走，其结果，与将尸骸暴露在野外，又有何区别！况且人死了，终将化为尘土，物资又会返回本原。物归得其所在，物化得其所变，仅是物资返回本原而已。物资返回本原，无形无声，正合乎道的精神。假若一定要用世间的财物去扰动大众，用厚葬的方式，让逝者与自然隔开，使得归者不能亲近土壤，化者不能迅速改变，这样做，只是让尸骸化为尘土的时间，人为地延长而已。而且我还听说，人的灵魂，应该漂浮于天上，人死去的形骸，应该融化于地下。灵魂离开了肉体，各自找到归属。人们称灵魂谓之为“鬼”，“鬼”的谐音即是“归”。让脱离灵魂的尸骸块然独处，尸骸还能知道些什么？一定要为尸骸再缠上布帛，用棺槨隔离开来，尸骸裹上布帛，口中含着玉石，尸骸想要尽快腐化，也难以做到，以至于最终化为枯骨、蜡像，千年之后，棺槨才能腐朽，最终尸骸还是要化为土壤，回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因此说来，人的尸骸只是大地的客人，只是在地下存留得时间长久一些罢了！在上古时，尧帝的殡葬，只是用简陋的木料做成一个小棺，以葛布作为殓尸的衣裳，挖掘的墓穴，向下不触及水源，向上不漏出气味。圣王生前生活俭朴，死后丧葬简易。不用无益的东西陪葬，不在无谓的事情上耗费精神。现在的人们，耗尽钱财厚葬，将先人的尸骸与自然隔绝，死者已经长眠，生者还要耗费钱财，劳神费力，这真可谓是执迷不悟。呜呼！我不愿意这样做。”

祁侯看了回信说：“你说得对。”杨贵死后终于裸葬。

胡建，字子孟，河东郡人。武帝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前97年），胡建担任北军正丞，由于家贫，没有钱购置车马，常步行至军营中供职，胡建与士卒们同吃同住，因此有很多机会与士卒们接触，与士卒们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在当时，北军监军御史作奸犯科，将北军的墙垣打开，为自己经商牟取利益，胡建见状不忿，要将违法的监军御史斩首，于是与下面的士卒商量，胡建说：“我要你们与我一起，杀掉这位不守汉法的监军御史，你们听我的号令，我说动手就动手，说杀就杀。”于是决定在选士马日行动，监军御史与护军诸校尉均在，这些军官们堂而皇之地坐在大堂上，胡建率领士卒，走到大堂前向他们拜揖，接着胡建走上前，士卒们随即跟上。胡建指着监军御史说：“抓起来。”士卒上前，将监军御史拽了下来。胡建说：“斩”。士卒们拔出刀来，将监军御史的头颅砍了下来。护军诸校尉大惊失色，不知该如何是好。胡建已经写好奏书，事先揣在怀里，此时递上奏书，报告说：“臣在军法中看到，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而今监军御史公然打开北军军营的墙垣，为个人经商牟利，私自将买卖做到军营中，而不是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率领士卒，为士大夫做出表率，丧失为官的道理。如果将御史交予文吏治罪，不会受到严惩。《黄帝理法》中讲：‘营垒定下以后，不能穿墙，不能打开小门，违者即是奸人，奸人者杀。’臣此次按照军法行事：‘军正不属于将军，将军有罪，须上报天子，二千石以下官员，可以行使军法。’军丞是否能够斩杀御史还有疑问，但是我个人做事，敢做敢当，臣现在已经将御史正法，冒死罪禀报。”武帝制诏书，说：“《司马法》中有解释：‘国家的礼仪不用于军队，军队的纪律不用于国家。’御史在军中犯法，何须要由政府的文吏来惩治？三代的君王在军营中盟誓，让军士们受到鼓舞，在军营外盟誓，让军士们作好准备；在交战前盟誓，鼓励军士们充满斗志。’胡建做得对，有什么可怀疑的？”胡建因此而闻名。

再后来胡建担任渭城县令，政绩卓著。当时是在昭帝朝，昭帝年幼，皇后的父亲上官安将军，与昭帝姐姐盖长公主的情夫丁外人关系很好。丁外人骄横跋扈，与原京兆尹樊福有仇，竟然派客人将樊福射杀。这位客人藏匿在公主的别墅里，官吏们不敢搜捕。渭城县令胡建率领士卒将别墅包围起来。盖长公主听说后，与丁外人、上官将军带着很多家奴赶来，气势汹汹地向官吏射箭，追杀，胡建率领的士卒只好四散逃避。盖长公主指使奴仆，弹劾渭城县令胡建率领士卒伤害公主的家奴。胡建向朝廷奏报，说自己只是秉公办案，并没有做出不法之事。盖长公主闻报后大怒，派人上书，诬告胡建冒犯长公主，胡建手下的官吏将箭射在长公主的府门上。胡建明知道官吏伤害公主的家奴，却避重就轻，不予以惩治。大将军霍光将长公主的奏章压了下来。再后来霍光有病，上官桀在朝中处理政事，要将胡建逮捕。胡建遂自杀。当地官吏百姓均为胡建鸣不平，至今渭城县里还有百姓为胡建修建的祠堂。

朱云，字游，鲁国人，后来迁至平陵（昭帝的陵寝）县居住。朱云少年时曾经与侠客有过交往，帮助侠客报仇。朱云身高八尺余，体貌魁伟，以勇猛果敢而闻名。四十岁后，朱云改变此前的行为，跟随博士白子友学习《易经》，又跟随前将军萧望之学习《论语》，学习很有成就。朱云为人倜傥，不拘小节，因此而被当时人所看重。

在元帝朝，琅琊郡人贡禹担任御史大夫，代理华阴县丞嘉向皇上密封上书言事，嘉说：“治理国家在于重用贤者，御史大夫，在朝中是副宰相，统领九卿，不能不慎重地考虑人选。平陵县人朱云，文武兼备，忠诚而有智谋，可以让朱云以六百石职务，试着代理御史大夫，发挥他的才能。”皇上就县丞提出的人选，询问朝中的公卿大臣。太子少傅匡衡提出看法，匡衡认为：“朝中大臣，是国家的股肱，为万民所敬仰，是明王慎重选择的结果。古书中常讲下级轻视上级，贱民图谋权位，国家即会出现混乱，百姓也会不得安宁。这位名嘉的官吏以一位代理县丞身份，竟敢议论朝中的大臣人选，让匹夫卑微之人，越过九卿而登上副丞相职务，这不是重视国家法度，尊崇江山社稷的做法。在上古时，尧帝重用舜，文王重用姜太公，均要经过长期考查，然后才授以重任，更何况像朱云这一类人？朱云此人，我听说过，一向好勇斗狠，有多次犯法亡命的记录，后来虽然学习过《易经》，颇有师传，但朱云的行为并没有大的改观。现在的御史大夫贡禹廉洁自律，经学渊博，有古人伯夷，史鱼的风范，海内士人莫不敬仰，而嘉却曲意奉承朱云，妄图让朱云担任御史大夫，可谓是痴心妄想，我怀疑嘉有不轨之心，此势断不可长，应该将嘉交予有关部门，调查审理，以判明他是何居心。”嘉竟然因此而获罪。

在当时，少府五鹿充宗在朝中受到重用，五鹿充宗精通《梁丘易》。从宣帝朝开始，朝廷重视梁丘氏对《易经》的解释，元帝也喜欢《易经》，想考查《易经》的不同解释，诏令五鹿充宗与《易经》的其它门派辩论。五鹿充宗在朝中享有显赫地位，还有着出众的口才，其他儒生不敢与五鹿充宗抗衡，于是称病，没有人愿意与五鹿充宗当堂辩论。有人就推荐了朱云，元帝召朱云来朝中相见，朱云摄衣登上朝堂，昂首挺胸，抱拳行礼，声若洪钟，震动朝堂，辩论开始后，一连串的问题，将五鹿充宗驳斥得哑口无言，众儒生看着辩论场面，纷纷说：“五鹿有角，朱云折之。”于是元帝任命朱云为博士。

再后来，朱云担任杜陵（宣帝的陵寝）县令，因为放纵逃犯而获罪，碰到朝廷大赦，加上本人清廉，又转任为槐里县令。当时中书令石显在内朝掌握中枢，与五鹿充宗结党营私，朝中大臣们都害怕他们。只有御史中丞陈咸，因为年轻，敢于抵制，不阿谀逢承，陈咸与朱云的关系很好，朱云几次上疏，说丞相韦玄成明哲保身，在朝中不能主持正义，陈咸则多次抨击石显。时间久了，有关官员在考察朱云时，怀疑朱云暗中唆使差吏杀人。在群臣朝会时，元帝向丞相询问朱云的政绩。丞相韦玄成说，朱云此人暴虐无状。当时陈咸在跟前，听到这些对话，就告诉了朱云。朱云马上上书，为自己辩解，陈咸为朱云的上书提出建议，让他在上书中写上：请求将此案交予御史中丞来审理。案件最终交予丞相审理，丞相府的官吏调查此案，将朱云定为滥杀无辜罪。朱云逃进长安；再次与陈咸商议，丞相将这些事情一并归案处理，上奏元帝：“陈咸身为宫廷宿卫，执法大臣，却利用接触皇上的机会，泄漏宫中谈话，私下里告诉朱云，还为朱云起草奏章，想把这件案件揽下来，由自己亲自审理，明知朱云为亡命罪人，还私下里与朱云勾结，致使官吏无法将朱云捉拿归案。”朝廷于是逮捕陈咸、朱云，投入大牢，最终减免死罪，罚为城旦刑。陈咸、朱云被罢官，遭到禁锢，一直到元帝去世。

到了成帝朝，丞相原安昌侯张禹以成帝老师身份，享受特进待遇，在朝中受到尊重。朱云上书求见皇帝，当时公卿大臣们都在朝堂上，朱云说：“现在的朝廷大臣，上不能辅佐皇帝，下无益于黎民百姓，全是一些尸位素餐的官僚，是孔子所说的‘鄙夫不可与之事君。’‘患得患失，无所作为’的庸人。臣愿意陛下赐臣一把尚方宝剑，斩一名佞臣的头，来激励群臣。”成帝问：“你说的佞臣是谁？”朱云回答：“安昌侯张禹。”成帝闻言大怒，说：“小臣居下，竟敢诽谤朝中的大臣，竟敢当廷辱骂朕的老师，死罪不赦。”御史中丞将朱云拖了下去，朱云用双手紧抓住殿中的阑干，阑干竟然被拉断。朱云大呼：“臣能够与关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就是不知道圣朝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御史中丞拖着朱云离开朝堂。左将军辛庆忌摘下帽子，解下印绶，伏在大殿地上，叩头说：“此臣一向狂傲不羁，举世有名。如果朱云讲的话是对的，就不能杀他；如果朱云讲的话不对，也不能杀，朝廷要有容人的肚量。臣愿意以性命为朱云讲话。”辛庆忌在地上叩头，直到额头上流出血来。成帝这才消了气，免去朱云的死罪。等到工匠后来要修理阑干时，成帝说：“不要调换阑干！补一下就行了，以此来鼓励直臣。”

朱云从此后不再做官，在鄠县定居，种田，有时候，朱云坐着牛车出行，后面跟着学生，所经过的地方，受到大家敬仰。薛宣担任丞相后，朱云前去拜见。薛宣以宾主礼相见，留朱云在家中歇宿，顺便对朱云讲：“在乡间没有什么事情，就到我的东阁里来，在这里，还可以见一下天下的奇士。”朱云说：“小生以为我还愿意做官吗？”薛宣一听，就不再往下说了。

朱云教学授徒，要先挑选学生，确定了才能成为弟子。九江郡人严望以及严望哥哥的儿子严元（字仲），均为朱云的得意弟子，能够继续传承朱云的学说，后来成为博士。严望后来官至泰山郡太守。

朱云享年七十几岁，在家中去世。有病时，朱云不肯看病吃药，遗言以身上穿着的衣服装殓，棺材只要能包裹住身体就行，封土只要能够盖住棺椁就行，结果修筑好的坟墓只有一丈五尺长，朱云葬在平陵（昭帝的陵寝）县的东城门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郡寿春县人。梅福少年时在长安求学，研读《尚书》、《谷梁春秋》，曾经担任过郡中文学，后来又补官担任南昌县尉。再后来，梅福辞去官职，回到家乡寿春县，多次通过县、道上书朝廷，谈论非常之事，梅福还曾经请求趁着驿站的传车，到皇帝行宫，向皇上条陈朝中政事，回答皇上策问，但是并没有受到重视。

在当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处理朝中政事，王凤在朝中专权，擅自处理朝政，而京兆尹王章禀性忠诚、耿直，讥刺王凤，被王凤杀害。王氏家族在朝中专权擅政，渐成威势，而当时灾异又不断显现，朝中大臣们多数不敢讲话。梅福上书，说：

臣听说在殷商时，箕子佯装疯狂，却为周武王讲述《洪范》；叔孙通逃离秦廷，最终成为汉朝名臣，为汉家制定礼仪制度。这不能解释为叔孙先生对秦不忠，也不能说箕子疏远家族，背叛亲人，他们当初确实是无法进言。想当年高祖纳善言唯恐不及，听劝谏如同转身，听到好的建议，不管提建议人的出身高低，一定会论功行赏，不避厚薄亲疏。陈平归汉之前，曾经亡命于楚国，最终成为汉的谋臣，韩信建功之前，出身于行伍，继而被高祖筑坛拜将。因此天下的良臣勇士，纷纷聚集在高祖身边，各逞其才能，智者尽其虑，愚者竭其忠，勇者奋其威，怯者忘其死。高祖汇聚天下智慧，率领天下勇士，最终推翻秦朝，其势如同吹动鸿毛，继而战胜楚军，其威如同探囊取物，高祖之所以能够无敌于天下，就在于高祖能够采纳谏言，重用人才。孝文帝继位之前，曾经是代王，手下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贤臣，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但文帝遵照高祖定下来的法规、制度，恭身节俭。在当时，海内祥和，天下安宁。由此来看，遵循高祖的成法，即可以实现大治，不遵循高祖的成法，天下即会大乱。这是为什么？秦朝无道，背弃儒家的仁政，偏离周公的礼仪，废弃井田制度，取消五等封爵，礼崩乐坏，王道不行，还想要达到王道治理的效果，怎么可能会成功。孝武帝鼓励忠臣讲话，喜欢听到大臣们的肺腑谏言，封赏爵位，不看原来是否孝廉、茂才，赏赐功臣，也不一定非要功勋卓著，因此就连天下的布衣，也是人人竭尽忠诚，希望能够展示才能，贡献于朝廷，在当时，涌现出来的人才难以胜计。汉朝得以贤才辈出，武帝朝最为显著。这是因为武帝愿意倾听谏言，国家才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在武帝朝，由于连年征战，暴尸旷野，尽管在征伐匈奴、南越的战争中，武帝取得了成就，淮南王刘安却乘机谋反。刘安由于计划不周，要采取的计划泄漏，也因为朝中聚集着很多贤臣，以至于淮南王刘安的臣下看到大势所趋，不敢继续追随刘安造反。当今天下，布衣百姓还是会有人窥伺时机，一旦看出国家显露危机，就会出来闹事，蜀郡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山阳县的亡命之徒苏令等人，他们横行于大郡名都，呼朋唤友，号召追随者，还没有隐身脱逃的意思。这些人都是蟊贼，不必担心，国家出现危机，只是匹夫图谋不轨而已。

士人，是国家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诗经》中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庙堂上的议论，不是草房中发出的声音可以比拟。臣担心身死荒野，横尸沙场，因此才多次上书求见，但一直没有得到机会。臣听说在春秋齐桓公时，有人向齐桓公献上九九算法表，桓公不认为这是小事而加以拒绝，为的是鼓励忠臣，畅所欲言，贡献更大的意见。今天臣谈到的，还不是九九算法这样的小事，陛下却再三地拒绝臣，这就是天下士人所以不愿意讲话的原因。在古时，秦武王喜欢武力，任鄙叩响函谷关，前来自我推荐；秦缪公推行霸道，由余前来献策，为国君奉献忠诚。陛下而今希望招揽天下士人，民众有上书求见的，只是让尚书接见，问他们有什么想法，提出谏言有可取之处，也只是给予一个升斗俸禄的职位，赏赐不过一束丝帛。如此对待士人，天下士人仍然愿意发愤懑，吐忠言，献出良谋嘉策，为朝廷贡献力量，他们是希望看到天下大治，国家安宁，事业辉煌，所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以四海之广，百姓之多，能够建言献策的人，一定会有很多。然而俊杰士人，能够指出事情要害，写成文章，引用先圣的遗训，可以为当今所用的人才，毕竟还是不多。因此可以授予爵禄，赏赐丝帛的，就应该看作是国家柱石，高祖就是以这样的态度选择人才，以至于最终获取天下，此后又通过人才安定天下。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秦政府当年不是这样做，他们对于提谏言的人，张开诽谤之网，结果被汉朝推翻，这就如同是倒持着泰阿宝剑，将剑柄授于楚人。因此说，只要不是将剑柄授予他人，国家即使遭遇危难，也没有人敢向汉的剑锋挑战，这也是孝武帝能够开拓疆土，建功立业，成为世宗，受世人所敬仰的原因。而今不遵循霸王之道，却希望以三代的选举法，选取士人，这就如同是拿着相马图，要像伯乐一样在市场上寻找千里马，怎么可能得到，结果可以相见。高祖当年不顾陈平身上有缺点，而重用陈平的长处，晋文公因为重用贤者，迫使周天子在河阳狩猎，齐桓公敢于重用伤害过自己的管仲，最终成就霸业。只要贤者对霸业有利，不管他们原来出身如何，这是帝王能够称霸的原因。单色调谓之醇，黑白混杂谓之驳。想要以治理太平的方法处理像暴秦那样的乱世，这就如同是以乡间的饮酒礼，去处理军队、商战中的复杂问题一样。

现在陛下不愿意采纳士人的谏言，还要以严刑峻法来惩治他们。鹞鹰遇害，鸾凤即会逃窜；愚者蒙戮，智者即会藏匿。这一段时间愚民上书，有些人遭到法律惩处，有些人被交予廷尉，还有人因为此而惨遭酷刑。自从阳朔（公元前24－前21年）以来，朝中因言获罪的人很多，造成了多言成为忌讳，朝中大臣，变得谨慎小心，群臣顺着皇上的旨意，不敢提出异议。这样做怎么能知道朝政是否有误？让百姓上书，这是陛下的仁政，可又因为他们上书，再将他们抓起来，交予廷尉审理，廷尉当然会说：“他们是在胡言乱语，应该按大不敬治罪。”这样一来，即造成了多言可能获罪。原京兆尹王章为人忠诚、正直，敢于在朝堂上谏诤，如果是孝元皇帝，一定会将王章提拔重用，以鼓励大臣直谏，匡正朝政的失误。而今陛下，却要加以惩治，甚至祸及到王章的妻子与儿女。一人有罪一人承当，王章又不是大逆罪，却要祸及到他的全家，这样做，会使得直士受挫，谏臣结舌，朝中大臣们知道这样做不对，却没有人敢站出来讲话，以至于天下人以多言为戒，臣担心，这样做会为国家带来灾祸。希望陛下循着高祖的路走，不要重蹈秦朝的覆辙，多读《诗经·十月》的警示，多留意周公《无逸》的告诫，减少不应有的法律，颁布不忌讳谏言的诏书，博闻多识，兼听则明，求计于微贱，劝隐者出山，令远者来归，这正是《尚书》中所讲的“开辟四门，张开四目。”有些不应有的法律，就是在为制造诽谤罪提供托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当今朝廷，大臣冒犯君威，侵夺主命，外戚把持朝政，日益猖獗，陛下不见其形，也要注意其影。自从建始（公元前32－前29年）以来，日食地震不断地出现，从出现的频率来看，已经超过春秋时的三倍，水灾更是频繁。阴盛阳衰，熔铸的铁汁飞溅，这是什么样的景象！汉朝建国之后，社稷三次遭遇危险，吕氏、霍氏、上官氏均是以母后外戚祸乱朝纲。善待亲人的道理，应该以保全家族为要务，陛下要安排贤良师傅，对外戚施以教导，让他们明白忠孝的道理，现在陛下却是给予外戚尊宠的地位，授予他们朝中大权，致使外戚骄横跋扈，甚至于悖逆，这样做会导致外戚家族灭亡，这就偏离了善待亲人的道理。像霍光那样的贤者，生前尚不能预知，子孙一代会遭遇灭族的下场，因此说外戚权臣掌控朝政，一定会为家族和朝廷带来危害。《尚书》中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权臣的势力一旦陵驾于君王，权势大过皇上，再去阻止祸患的发生，恐怕就晚了。

成帝始终没有将梅福的谏言放在心上。

成帝一直没有后嗣，梅福认为，此时应该封三代的继承人，譬如说封孔子的后裔，作为殷代的继承人，为此梅福再次上书，梅福说：

臣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职者就要言政，位卑的人，越过职务讲话，是犯上。因为越职讲话而犯法，只要对朝廷有好处，即使被杀头、腰斩，臣也愿意做。任职而不敢讲话，为保全性命，不向朝廷提出谏言，到死的那一天，尸骸还没有腐臭，名字就会被人遗忘。即使有齐景公的位置，有千匹战马的威势，臣也不羡慕。臣愿意登上文石台阶，走上赤墀丹陛，面对户牖，正襟危坐，献出平生的智慧。尽管无益于当时，臣也希望有益于后世。这即是臣所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原因。愿陛下能够听进臣的肺腑之言。

臣听说善待他人的人，自己会活得很好，恶遇他人的人，自己也会遭到报应。善恶之报，终会有结果。在过去，秦灭亡东、西二周，兼并六国，隐士不出山，逸民不举荐，绝三统，灭天道，最终导致始皇帝险遭刺杀，二世皇帝最终在望夷宫被杀，嬴氏家族落得一个断子绝孙的结果，这就是恶有恶报。因此，在上古时，武王克殷，还没有下车，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先寻找五帝的后人，将黄帝的后裔封在蓟。将尧帝的后裔封在祝，将舜帝的后裔封在陈，将殷商的后裔封在宋，将绍夏的后裔封在杞，明确五帝的继承关系，表明周人不会独享天下，姬姓才最终拥有半天下。迁出宗庙的主人，还要为他们的后嗣安排封邑，为上古时的圣王存续后人，周代因此长久地拥有天下。现在成汤还没有后人来祭祀，殷商也失去了后人祭祀，陛下继位以来，迟迟没有后嗣，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春秋》中讲：“宋杀其大夫。”《穀梁传》中讲：“不称其名姓，因为仍然在祖位上，以表示尊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是殷人的后裔，虽然不是直系后裔，封孔子的子孙作为殷商后嗣，也应该符合礼制。为什么？诸侯夺取了殷商的大宗，圣人的家族是庶出，也可以代替嫡出，古人讲：“贤者的子孙应该有封土。”更何况是圣人的子孙，而且是殷商的后裔！在上古时，周成王以诸侯王的葬礼埋葬周公，皇天为此而发怒，电闪雷鸣，暴风成灾，现在孔子的祭祀不出阙里，孔氏的子孙与百姓一样，要编列户籍，让圣人的后裔像匹夫一样，接受祭祀，这不是皇天的意思。陛下如果能够按照孔子素王之功，封赏孔子的子孙，国家一定会因为此而获得福佑，陛下的英名也可以与天地共存。为什么？追念圣人的功德，封立孔子的子孙，这样做，还没有先例，后面的君王会以此为先例。陛下因为此而建立下不朽功绩，这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梅福距离朝廷太远，又曾经讥讽过外戚王氏，因此提出的谏言始终得不到成帝采纳。

当初，在武帝朝，封了周代的后裔姬嘉为周子南君，到了元帝朝，又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置仅次于诸侯王。元帝让朝中的大夫博士寻找殷人的后裔，结果发现殷人的后裔已经分为十几个姓氏，郡国中也在寻找三代的后裔，找到大姓的人家，推算后代子孙，均不能推算出族谱中的继承关系。当时匡衡提出谏言，认为：“王者应该存续前代帝王的后人，以此来尊重先王，建立三代的继承关系。假若前代帝王的后裔，因为获罪或者其它原因断绝祭祀，应该封他们的旁系亲属，作为封君，向上继承前代的帝王，作为受封的始祖。《春秋》大义中讲，诸侯不能守护社稷，最后灭绝。宋国虽然是殷商的后裔，但是已经失去国家，现在应该立殷人的后裔，作为始封君，向上继承商汤的血统，而不应该再立宋国的后人，这样做只能继承宋国的侯位，应该明确，这是继承殷商的后裔。现在再去找宋人的后裔，再推算他们的嫡系亲属，时间太久远了，也难以找到；就是找到了嫡系亲属，嫡系子孙的先人已经灭国，也不应该再立宋人的后裔。在《礼记》中，孔子讲：‘孔丘，是殷人的后裔。’以前老师也是这样讲，所以应该以孔子的后人作为商汤的后裔。”元帝认为匡衡的话，不符合经书，将奏章压了下来。到了成帝朝，梅福又重新提起此事，应该封孔子的后裔，继承商汤的祭祀。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成帝封了商、周的后人，又考察了古籍，对照《左氏》、《穀梁》、《世本》、《礼记》，将它们相互对照，下诏封孔子的后人为殷绍嘉公。详情记载在《成帝纪》。在当时，梅福已经闲居在家，常常以读书来养性，打发时间。

到了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王莽篡权，一天早上，梅福离开妻子，去了九江郡，至今人们仍然在传说，梅福成仙了。再以后，有人在会稽郡看到过梅福，但是梅福已经改换姓名，在吴县做一个集市的守门人。

云敞，字幼孺，平陵（昭帝的陵寝）县人。拜同县人吴章为老师，吴章研究《尚书》，后来成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身份继承皇位，因为年龄幼小，由王莽执掌朝政，王莽自号为安汉公。以平帝作为成帝的后嗣为理由，因此不能顾及亲人，平帝的母亲和外家卫氏，均被留在中山国，不能到京师来。王莽的长子王宇，对王莽隔断平帝外家卫氏的做法不满，担心平帝长大成人后，会怨恨王莽。王宇和吴章暗中商议，夜间将血涂在王莽的大门上，以表示鬼神在向王莽示警，想以此迫使王莽恐惧。吴章而后在朝中对策时，指出王莽的做法错误。事情被发觉，王莽杀了自己的儿子王宇，将卫氏满门抄斩，牵连进去的人有一百多人被杀头。吴章被腰斩，在东市门外遭到碎尸。此前，吴章是当时名儒，教授的学生很多，弟子达一千余人，王莽认为他们均为恶人的党徒，将他们一律禁锢，不能做官，这些门人只好说他们是其他老师教授的。云敞当时是大司徒属吏，自称是吴章的弟子，到刑场将吴章的尸骸抱回来，准备棺椁收殓埋葬，京师人为此而称赞云敞。车骑将军王舜赞赏云敞的节操，将云敞比作为栾布，向朝廷举荐云敞为掾史，又举荐云敞为中郎谏议大夫。王莽篡汉称皇帝后，王舜担任太师，推荐云敞担任辅佐大臣，云敞称病辞职。唐林说云敞可以主管一个郡的政务，朝廷又将云敞提拔为鲁郡大尹。在更始年间（公元23－25年），朝廷用安车征召云敞担任御史大夫，云敞称病，免职回家，最后在家中去世。

赞辞如下：孔子曾经讲过，不能和常人一样，在社会上与中庸之人交往，那么就做一位狂狷之士。观察杨王孙的丧葬，王孙对死亡的看法，比秦始皇看的远。世人称颂朱云，其实也有过誉之处，在《论语》中，孔子讲：“常有不了解情况，即著述的人，我不是这样。”胡建临敌，敢做敢为，威武显露于外，斩杀奸贼，制止军队堕落。梅福言辞恳切，符合《大雅》中的讽谏，《诗经·大雅》中讲“虽不老成，尚有典籍可做依据。”“殷鉴不远，夏后所闻。”梅福最终以自身所好，在家中读书养性。云敞的节操，在吴章丧事中表现的最为显著，能否实践“仁”，其实全在于个人，云敞最终成为（东汉）朝中的三公，水清可以濯缨，水浊可以涤足，实施“仁”，还会觉得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