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时，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将夏禹所铸造的九座宝鼎从殷商都城殷都迁徙至洛邑，伯夷、叔齐鄙视武王的这种做法，发誓不再食用周粟，最后竟然饿死在首阳山上，他们没有享受到周朝的粮食、俸禄、爵位，周代的贤者却仍然称颂他们的德行。孔子称赞这二位贤士，认为他们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说：“知道伯夷的行为，贪夫会变得廉洁，懦夫也能够立志。”“他们在百世之前的行为，百世后仍然在激励着后人，不是贤士，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汉朝建国初期，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四位贤士，他们在秦末乱世，逃离社会，在商洛山中隐居下来，等待着天下安定。高祖听说他们的盛名后，派人召他们下山，却召而不至。后来吕后用了留侯的计策，让皇太子以谦卑的言辞，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用安车将他们迎下山来。四人来到长安后，每天跟随着太子见客，高祖在酒宴上对他们非常尊敬，太子刘盈因此而保住了太子位，保证了自身的安全（详情记载在《留侯传》中）。

再后来谷口县有郑子真，蜀郡有严君平，均懂得洁身自好，不该吃的宴请不吃，不该穿的衣服不穿。在成帝朝，成帝的舅舅大将军王凤曾经以重礼聘请郑子真，郑子真却断然拒绝，不肯依附权贵，最终在隐居的地方寿终。严君平在成都的市场上占卜、算卦，严君平认为：“占卜是一种贱业，但是可以惠及他人。在善恶是非之间，通过龟甲向世人陈述利害。对做儿子的人多讲孝道，对做兄弟的人多讲恭顺，对人臣多讲忠诚，因势利导，劝人向善，听了我卦言的人，一半人都会照着去做。”每天只为几个人看卦，挣够了几百钱，足以养身活命，即关上店门，放下帘子，开始教授《老子》。严君平博览群书，无所不通，特别专注于研究老、庄哲学，著书十余万言。扬雄年轻时曾经在成都游学，跟随严君平学习，此后在京师做官，很有名气，在朝中多次向贤士称颂严君平的德行。杜陵县人李彊与扬雄关系很好，后来李彊要到益州去做州牧，他兴奋地对扬雄说：“我真地就要见到你常称颂的严君平啦。”扬雄说：“君要准备好礼物，以谦恭的态度去看望严君平，此人是有点儿脾气的，他会与你见面，但不会屈就于你。”李彊听了，很不以为然。到了蜀郡后，准备好礼物，去看望严君平，始终不说自己是干什么的，看望后感叹：“扬子云的确是了解人！”严君平享年九十余岁，晚年仍然以占卜算卦为生，蜀郡人很敬重严君平，至今仍然在传说着严君平的故事。扬雄在著书时，称颂当代的名士，特别提到严君平与郑子真。扬雄曾经评论道：“有人问：君子常叹，人生难以在世间扬名，何不依附权贵？回答：君子求名，以德为先。梁王、齐王、楚王、赵王，均为当代非富即贵的诸侯国君，却难以成名！谷口县的郑子真倔强孤傲，不依附于权贵，躬耕于垄亩岩石之下，名气却能够享誉京师，公卿士大夫们能与他相比吗！公卿士大夫们敢与他相比吗？楚地两龚（龚胜、龚舍），处世高洁，行为可谓是清高！蜀郡的严君平，深沉含蓄，不做苟且之事，不谋苟且之物，久居幽远之地，不改节操，即使有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宝物，又怎能与他们的高洁行为相媲美？以他们为例子，士人不就有了学习的榜样吗！”

从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到郑子真、严君平，这些贤士，全都没有做过官，而他们的名气却足以激励当代士人，戒贪励俗，他们是近代的逸民。像王吉、贡禹、龚胜、龚舍这些人，无论是做官或者是隐居，均能够遵循德义，懂得进退的道理。

王吉，字子阳，琅琊郡皋虞县人。年轻时努力求学，钻研经术，郡中的官吏举荐孝廉，王吉通过举荐，担任了朝中的郎官，继而担任若卢右丞，后来又升任为云阳县令。通过举荐贤良，王吉担任昌邑国中尉，由于昌邑王喜欢游猎，在国中驰骋游猎无度，不知节制，王吉曾经上书劝谏，王吉说：

臣听说在上古时，军队行军，日行三十里，有了紧急情况，需要急行军，也只能日行五十里。《诗经》中说：“飙风呼啸，战车飞奔，环视道路，内心凄凉。”意思是说：耳边呼啸的风，已经不再是殷代的风，疾驰中的战车，也不再是殷代的战车，为此而感到凄凉哀伤。是触景生情的伤感。而今大王在方与县游猎，不到半天时间，就急驰二百里，百姓为此要放下农耕，为大王引马修路，臣愚以为：为了大王的游乐，不应该让百姓耽误农时。上古时的召公，到下面视察工作，如果遇到农忙时节，即在甘棠树下休息，为民众在甘棠树下听讼断案。当时的百姓不误农时，各得其所，后世百姓感念召公的恩德，决定不再砍伐甘棠树，这才有了《诗经·甘棠》诗的吟诵。

大王不喜欢读书学习，而喜欢安逸游乐，站在马车上，抓着驾驭奔马的缰绳，在旷野中驰骋不止，口中喊着驾驶马车的口令，手里不停地调动奔马驰骋的方向，在无休止的游乐中，身体疲惫；早上踏着晨露，车轮飞奔，车后扬起尘埃，夏天忍受着炎阳炙烤，冬天迎着刺骨的寒风。以大王脆弱的身体，去经受这样的折磨，这不是在保养身心，不是在延年益寿，更不是在提高品德修养。

在广厦之下，细毡之上，前边有着明师辅导，课后有着名师督促，为大王讲解圣人的道理，上至唐尧虞舜的德政，下到商汤周王的礼仪，向先贤学习仁圣，研究治国的方法，行坐端庄肃穆，为探求真理而废寝忘食，不断地获取新知识，这种学习的快乐，不远比游乐更高尚吗！学习休息的间隙，俯仰屈伸，锻炼身体，步履进退，充实下肢，吐故纳新，练习肺腑，养息调神，涵养精神，人注重了养生，不比在旷野中恣肆，更好些吗！大王如果能够留意这些，心中就会有尧舜的志向，身体也会像乔松那样健康，品行得到修养，会传到皇上的耳朵中去，自然会得到福禄的享受，使得社稷得以保全。

皇帝仁圣，至今仍然在思念着先帝，已经远离宫馆苑囿的享乐，大王也应该像这样行事，思考问题，体会皇上的用意。诸侯王与皇上的关系，没有超过大王的，大王与当今皇帝，即是父子关系，其地位则是人臣，一身兼有两种责任，皇上对于大王非常慈爱，如果行为稍有不慎，皇上就会知道，这不是诸侯王享国的福气。臣王吉愚戆，希望大王能够认真思考。

昌邑王刘贺的行为虽然放荡，但对于王吉却很尊敬，昌邑王于是下令，说：“寡人的所作所为，不能无情无义，中尉王吉忠诚，多次指出我的过失。命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干肉脯五束。”可是接下来，仍然是我行我素。王吉于是再次劝谏，对昌邑王的行为也有所约束。虽然王吉不负责治民，昌邑国的百姓对于王吉却很尊敬。

过了不久，昭帝驾崩，没有留下后嗣，大将军霍光在朝中执掌朝政，派大鸿胪和宗正，前来迎接昌邑王。王吉又上书告诫昌邑王：“臣听说在商朝时高宗居丧，三年内不敢胡言乱语。而今大王要去奔丧，应该日夜哭泣，以表示哀悼，千万要谨慎，不要随意发号施令。不仅在居丧期间如此，即使南面为君，继承皇位之后，也还要这样。天不讲话，四时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希望大王从中能够有所启示。大将军仁爱忠勇，有谋略，大将军对朝廷的忠诚，天下人都知道，大将军侍奉孝武皇帝二十余年，不曾有过差错。武帝驾崩，弃群臣而去，临终前将天下托付于大将军，辅佐幼孤，大将军抱着幼君，从幼年起开始辅佐，统理朝政，施以教化，海内晏然，即使周公、伊尹，也难以做到这些。而今皇帝驾崩，没有留下后嗣，大将军深思熟虑后，认为能够继承皇位、奉祀宗庙的就是大王，大将军给予大王的仁德，岂能计量！臣希望大王对于大将军要特别尊敬，听从大将军的意见，朝中所有的政事仍然交予大将军去处理，大王只是稳坐朝堂而已，希望大王能够留意，常在心中琢磨这些事情。”

昌邑王来到长安后，继位只有二十几天就因为行为淫乱，而遭到废黜。昌邑国来的群臣，因为不能劝谏昌邑王而获罪被抓，他们知道昌邑王的荒诞行为，却没有报告朝廷，也不能正确地辅导昌邑王，致使昌邑王陷入大恶，因此而被捕入狱，全部被处死。只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因为多次劝谏昌邑王，得以免死，被罚髠发，服城旦刑。

再后来王吉被重新起用，担任益州刺史，因病辞去官职，又被征召为博士、谏议大夫。当时是在宣帝朝，要仿照武帝朝的旧例，崇尚奢侈，宫中的殿堂乘御服饰，均超过昭帝朝。而外戚许氏、史氏、王氏，在朝中受到尊宠，宣帝亲自处理朝政，选择任用能吏。王吉此时上书，指出施政中的利弊得失，王吉说：

陛下事必躬亲，处理朝中的政务，每天将帝王的图籍置于眼前，考虑国家兴衰，思考如何实施仁政，以求得天下太平。每次发下诏书，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百姓生活普遍有了改善。臣也在想，这些是对天下百姓的恩德，但还不是当今的施政要务。

能够使天下得到大治的明主，不是每朝每代都有，朝中的公卿大臣们看到明主当朝，能够采纳谏言，但仍然需要大臣提出长远规划，帮助明主实现夏、商、周三代的清明政治。如果仅限于日常政务的处理，满足于能够听讼断狱，这还不是奠基太平的根本要务。

臣听说圣王宣德教化，应该从身边小事做起。朝廷还没有这方面的安排，因此还不能说是大治；朝中左右大臣们不能够以身作则，难以使天下百姓得到教化。民众，虽然是处于弱势，但不能以力来压服他们，民众虽然是愚民，也不能用巧言来蒙骗。圣王生活在深宫中，能够以德治理天下，则会受到天下人的称诵，如果德有缺失，则天下人即会议论纷纷。帝王身边发生的事情，会传得很远，因此选择左右大臣要谨慎，要严格地要求他们，左右大臣要以身作则，他们的行为即是在宣明教化。《诗经》中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指的就是这些。

《春秋》中所说的大一统，是指天下风俗统一，九州治理，号令一致。现在治理百姓的官吏，不是以礼义来教化百姓，指导民众，而是以刑法作为治理的措施。想治理好百姓的官吏，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只是以自己的理解，穿凿附会，各取一端，用权谋、诡诈的方式，任意变通，一旦有所变化，则难以与时俱进。以至于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地区与地区之间，政策不能统一，百姓所穿戴的服饰差异很大，诈伪在民众中萌生，官吏滥施酷刑，质朴的风气受到削弱，人与人之间的慈爱，显得微不足道。孔子说：“君王治理百姓最好的方法，没有比实施礼仪教化更为有效的。”这不是一句空话。在周王室还没有制定礼仪时，即将先王施行过的礼，认为可用的，先拿来使用。臣认为陛下能够秉承上天的意志，继承祖业，与朝中的公卿大臣们一起，招徕儒生，讲授礼仪，阐明王治，让天下百姓过上美好的生活，则风俗一定会赶上周成王、周康王时代，其享国的寿命也可以像殷代的高宗一样。对于当世，臣认为不合乎王道的事务，在此逐条理出，谨上奏朝廷，以供陛下参考。

王吉认为：“夫妇关系，在人的纲常伦理中非常重要，对人的寿命长短也有着很大影响。世俗百姓，如果嫁娶得太早，还不大懂得为人父母的道理，即过早地生育子女，实施教化的效果不会太好，这也是百姓过于早夭的原因。百姓聘妻嫁女没有制度规定，致使贫苦人家无钱结婚立业，不能延续后代。还有汉家的列侯迎娶公主，诸侯国人迎娶翁主，男子屈身侍奉女子，丈夫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来，致使阴阳错位，出现很多女性不守妇道的事情。在上古时，衣服车马贵贱均有区别，褒有德，别尊卑。现在上下可以僭越，人人可以为所欲为，使得人们贪财逐利，不惧死亡。周代之所以能够实现大治，甚至监狱可以废置不用，就是周的礼制在邪的萌芽出现时，即加以制止，不让恶有孳生的机会。”王吉又说：“在舜、汤时代，不用三公九卿，而重用皋陶、伊尹这样的贤者，让不仁的邪人远离朝堂。而今让俗吏的子弟治理百姓，这些人大多骄横无礼，不通古今，只知道为积累功绩虐待百姓，对百姓没有益处，这是《诗经·伐檀》中所讽刺的邪人。应该明确选贤标准，废除任子令。朝廷外戚或者故旧，可以让他们获得赏赐，变得富有，不宜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罢除宫中的角抵游戏，节省乐府的花费，减少尚方供应的皇家器物，向天下人表明以俭治国的决心。在上古时，工匠不雕瑑器物，商人不买卖奢侈物品，这不是工、商懂得贤明的道理，是当时的礼制教化得以推行的结果。民众看到社会风气崇尚节俭，自然会专心稼穑，百姓一心务农，则经商的心愿就会受到抑制。”上书的内容大致是这些，宣帝认为王吉的谏言迂腐，也不重用王吉。王吉遂称病，回到琅琊郡。

当初，王吉在年轻时求学，居住在长安。东家有一棵大枣树，枝条垂挂在王吉住的庭园中，王吉的妻子将枣树上的枣子摘下来，送予王吉吃。王吉知道枣子的来历后，把妻子休了。东家听说此事后，随即要砍伐枣树，邻里人劝止东家不要这样做。又一起来劝说王吉把妻子接回来。里中人为此事而议论道：“东家有树，王吉休妇；东家伐枣，休妇归家。”王吉为激励自己的品行志向，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

王吉与贡禹是好朋友，世人都说：“王吉在位，贡公弹冠。”意思是说，此二人志趣相投。元帝继位后，派使者征贡禹和王吉。王吉年老，在来京的路上去世，元帝为此而难过，又派使者吊唁王吉。

当初，王吉对《诗经》、《尚书》、《易经》、《礼经》、《春秋》五经均很熟悉，能够解释驺氏的《春秋》，教授《诗经》、《论语》，王吉喜欢梁丘贺对《易经》的解释，让儿子王骏跟随梁丘贺学习。王骏以孝廉被举荐为郎官。左曹陈咸向朝廷推荐，认为王骏父子二人均为当代的贤者，通晓经学，注意品行修养，应该树立他们为士人的榜样。光禄勋匡衡也推荐王骏，认为他在出使时，能够随机应变，应对自如。后来王骏升任为谏议大夫，出使淮阳国，代表朝廷指责宪王刘钦。又在赵国担任内史。因为昌邑王被废的案件，王吉被逮捕入狱，判刑，此后王吉告诫子孙，不要在诸侯国担任要职，王骏因此而告病，免官回家。再后来王骏担任幽州刺史，升任为司隶校尉，因为上奏朝廷，而使匡衡被免去丞相职务，王骏转任为少府。八年之后，成帝打算重用王骏，先派王骏担任京兆尹，考察王骏的施政能力。在此前，京兆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先后担任大尹，直到王骏担任京兆尹，均为能吏，因此京师人说：“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薛宣从左冯翊职务代替王骏担任少府，此时朝中御史大夫职务空缺，谷永上奏：“圣王不以一个人的名誉，判断他做事的实际成就。要通过施政考察，来了解他的能力，薛宣的施政能力已经通过考察。”皇上同意谷永的看法。薛宣担任少府一个月，即越过御史大夫职务，直接担任丞相。王骏则代替薛宣担任御史大夫，在朝中职务并列。六年后王骏去世，翟方进代替王骏担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后，薛宣被免职，翟方进又代替薛宣担任丞相。朝中大臣们均为王骏感到惋惜，认为王骏在生前没有得到封侯的机会。王骏担任少府时，妻子去世，即没有再续娶，有人问王骏原因，王骏说：“我的德比不上曾参，儿子也比不上曾华、曾元，那里还敢再娶妻子？”

王骏的儿子王崇因为父亲的职务在朝中担任郎官，此后担任刺史、郡太守，在任上很有政绩。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王崇以河南郡太守职务被征入朝中，担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在当时，成帝的舅母安成恭侯夫人解放，在家中寡居，由长信宫供养，因为诬蛊的事情被逮捕入狱，王崇密封上奏，为解放辩解。解放的娘家解氏与王崇是亲家，哀帝认为王崇对朝廷不忠，以册书形式诏问王崇，说：“朕考虑君的家族，几代人均享有美德，因此而越级提拔重用你。君担任御史大夫以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忠诚国家，辅弼朝政的善举，反而心怀奸诈，以花言巧语施救犯罪的亲家，这是大逆罪，君的行为已经是干预朝政，不遵守法度，不能再作为下级官员的表率。”遂将王崇贬为大司农，再后来又让王崇担任卫尉左将军。平帝继位后，王莽执掌朝政，大司空彭宣请求退休乞骸骨回家养老，王崇代替彭宣担任大司空（御史大夫），受封为扶平侯。一年后，王崇也以有病请求退休，都是为了避开王莽，王莽批准王崇退休，回到封邑居住。一年后，王崇被服侍的婢女毒死，去世后，撤销封邑爵位。

从王吉到王崇，均被世人认为是清高士人，然而在才气、名望上，王崇不能与祖、父辈相比，只是俸禄、官位越来越高。所乘用的车马服饰，极尽奢华，王崇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只是不积累金银财物。迁徙搬家时，所带行李不过几包衣服，不积蓄余财。王崇退休返回乡里，也只是布衣蔬食，求得温饱即可。天下人均对王氏的清高交口称赞，但对他们在任时的奢侈，也有所议论，世人因此而说：“王阳会变黄金。”

贡禹，字少翁，琅琊郡人。以熟读经书，在当时闻名，后来被朝廷征为博士，再后来担任凉州刺史，因为有病而被免职。朝廷诏令郡、诸侯国举荐贤良，贡禹通过举荐担任河南县令。一年后，因为工作中的失误，贡禹受到河南郡府官员的指责，遂免冠谢罪。而后贡禹说：“既然官帽已经摘下了，何必再重新戴上！”随即辞职回家。

元帝刚继位，征贡禹担任朝中的谏议大夫，多次虚心向贡禹请教治国的道理。当时正遇上连年灾荒，农业收成不好，郡国中遇到很多困难，贡禹呈上奏章，谈出看法：

在上古时，宫廷中有制度，帝王在宫廷中只可享用九位女眷，饲养的马匹不能超过八匹，宫室中的墙壁只是粉刷，没有雕饰，使用的家具也只是打磨平整，没有雕刻，乘用的车辆器物，没有彩画，君王使用的苑囿，方圆不过数十里，还要与民众共同享用；选贤任能，每年百姓缴纳的赋税，只占收获的十分之一，再没有其它的赋税徭役，额外负担，民众每年服徭役的时间也只有三天，方圆千里，都能够做到家给人足，千里之外，再安排一定的贡赋。天下的百姓，丰衣足食，颂扬之声，不绝于耳。

到了高祖、孝文帝、孝景帝朝，按照古代节俭的做法，宫中的宫女只保留十余人，皇帝的厩马，只有一百余匹。孝文帝穿着粗丝制成的衣服，皮革制作的鞋子，宫中的器物，不用金银或者繁复的雕饰。到了后世皇帝，却开始了争相奢侈，一代甚过一代，臣下也在竞相效仿，身上的穿着，佩带的宝剑，超过礼制的规定，甚至超过了君王，君王在上朝入庙的时候，跟随的众人，难以从服饰上区别出尊卑，显得很不协调。但是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僭越制度，是奢侈的结果，就像春秋时鲁昭公所说的那样：“我那里有僭越呢？”

现在大夫僭越诸侯，诸侯僭越天子，天子又超过了天道允许的奢侈，这种情况年深日久。承接衰世，矫正祸乱，补救过失，恢复礼制，全在于陛下是否能够率先垂范。臣愚以为：完全按照古时候那样去做，也不现实，但尽力效仿古时候的节俭，加以限制，还是能够做到的。《论语》中讲：“君子对于节俭，应该感到快乐。”而今宫廷的规模已经确定，这是不能更改的，其余的则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在过去，齐郡的三服官员贡献给朝廷的东西不过十数个箱子，而今齐郡的三服官，仅做工的工人，就有几千人，一年的耗费达到上千万。蜀郡、广汉郡向朝廷贡献金银用器，每年的花费均在五百万。三工官仅官费，就需要五千万，东西两个织室也是如此。宫中食粟的厩马有上万匹。臣贡禹曾经跟随皇上到东宫去，看到皇上赐予宫中的杯盘、几案，都是雕饰精美，镶有金银文饰的器具，这些东西不应该赐予臣下，当作食具来使用。东宫的其它花费，同样难以计算。天下百姓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人饿死，这也是原因之一。而今百姓因为饥荒而死，死了又无钱下葬，暴尸荒野，被猪狗啃食。人们已经走到人相食的地步，而宫中的厩马食粟，却发愁吃的太好，太肥胖，脾气暴躁，要每天牵出来遛马。王者受命于天，是百姓的父母，一定要这样做才行吗？真是咄咄怪事！在武帝朝，宫中召进美貌的女子数千人，以填补后宫。等到武帝驾崩，弃天下而去，昭帝当时年幼，由霍光在朝中执掌朝政，不知道以礼仪制度来纠正这些，却将很多的金银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飞禽，各种物品，成百上千种奇珍异物，全部埋葬在墓穴中，又将后宫的宫女安置在陵园中守陵，这样做，完全不符合礼制，违逆民心，也未必符合武帝生前的愿望。昭帝驾崩，霍光又照此办理。在孝宣帝朝，宣帝不便对此事加以反对，宣帝驾崩，群臣又按照老办法办理，这种做法，实在是令人痛心！也让天下人效仿，娶妻妾不加限制，诸侯王娶的妻妾，多的竟达数百人，那些富贵人家，有钱的官吏，在家中蓄养歌女，多达数十人，致使宫中多怨女，宫外多旷夫。而且这样做也影响了社会风气，形成了百姓埋葬亲人竞相充实于地下，纷纷追求厚葬。这些错误的根源均来自于宫中，而后大臣们再循例，竞相效仿。

希望陛下能够重新思考上古时的节俭道理，奉行节俭，减少乘舆服饰器物，至少减去三分之二。后宫的女子是否能够生育，也要听天由命，检查后宫，选择贤者，留下二十人，其余的让她们回到家中去与父母亲团聚。还有各个陵园中守陵的女子，只要没有生育子女，就将她们放回家去。仅杜陵（宣帝的陵寝），现在就有守陵的宫女数百人，真的是很可怜，宫中的厩马，只须保留数十匹。只保留长安城南的苑囿，作为皇家狩猎的地方，长安城西南，从终南山以西直到鄠县，均恢复为农田，让百姓垦殖，以救济贫民。而今天下正在遭受着饥馑，再不大量地减损宫中的用度，以挽救天下百姓，会符合天道吗？天生圣人，是为了治理万民，而不是让君王只顾自己的享乐。《诗经》中说：“天命难以判断，君王须改弦更张。”“上天注视着你，做事情须小心谨慎。”“当仁不让。”君王考虑问题时要时刻顾及天地的警示，参考古往今来的道理，不能屈从于臣下的逢迎。他们只会阿意逢迎，用讨好来保持禄位，顺从君王，臣贡禹怀有忠心，不敢不将心中的愚意表露给皇上。

元帝看了上书，感叹贡禹谏言的恳切、真诚，遂下诏，诏令太仆减少喂马的粮食，水衡都尉减少苑囿中动物的食肉量，将宜春下苑交予贫民来耕种，又撤销了角抵戏和齐郡的三服官。元帝提拔贡禹为光禄大夫。

过了一段时间，贡禹又上书，说：“臣贡禹年老贫弱，家资原来不满万钱，妻子连糠豆都吃不饱，身上穿的粗布衣服，连身体都盖不住。家中有耕地一百三十亩，陛下错爱，征召臣来朝中任职，臣卖去田产一百亩，以购买车马。来到长安后，陛下拜臣为谏议大夫，职务为八百石，俸禄钱每月九千二百。太官供应吃穿用，又蒙受赏赐，四季有杂缯绵絮衣服，还有酒肉果品，陛下对臣的恩德至为深厚。臣有疾病，宫中的侍医会前来为臣治病，托庇陛下的神灵护佑，臣得以不死，又活了过来。接着陛下又拜臣为光禄大夫，职务达到二千石，每月的俸禄钱，达到一万二千。陛下给予臣的俸禄、赏赐愈来愈多，臣的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富裕，身份越来越尊贵，这真地不是草莽愚臣所能够承受的。臣私下里认为，难以报答陛下对臣的厚恩，常日夜惭愧不已。臣贡禹犬马之齿已经八十一岁，血气衰微，耳目失聪，不能对朝廷事务，再有所裨益，这正是人们常说的尸位素餐，碌碌无为啊。臣暗自思量离开家乡三千里，只有一个儿子，年纪一十二岁，没有人可以在家中为臣准备棺椁。真地是很担心，一旦颠仆气绝，不能再返回故乡，恐怕会玷污宫中的席子、座位，将这把老骨头丢在这里，孤魂回不到故土。臣表露了自己的私愿，臣恳请允许臣退休，乞骸骨回家，让臣能够活着回到故乡，死无所恨。”

元帝看了上书，回信道：“朕得以在位时，遇到像伯夷这样的廉臣，像史鱼这样的直臣，能为朕阐述经学，引经据典，不阿谀逢迎当世权贵，孜孜思考万民的利益，在俗人中难能可贵，因此而亲近先生，希望先生能够帮助朕治理国家。过去一直没有听说过先生谈起自己的家庭，以及其它的想法，现在突然提出要退休回家，是否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是那些在位的朝中官员，与先生意见有所冲突吗？此前我曾经嘱咐金敞，让他告诉先生，想录用先生的儿子，现在先生说出来了，才知道先生的儿子年纪还小。有朝廷保证先生的衣食住行、家庭生活，这不比一百个儿子还强吗？古人常讲，不要总想着家乡，何必总是把家乡放在心里！先生一定要多吃些饭，注意看病，保养身体。”又过了一个月，元帝任命贡禹为长信宫少府。正好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贡禹代替陈万年担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自从贡禹上任后，多次向元帝上书，陈述厉害得失，前后达几十次。贡禹认为，在上古时，百姓没有人头税，从武帝征伐四夷开始，对百姓开始征收重赋，百姓生了儿子才三岁，即要缴纳人口税钱，因此百姓倍感赋税沉重，苦不堪言，以至于生下儿子就要杀掉，实在是令人痛心。应该让男孩子长到七岁，换了牙齿，再缴纳人头税，每年缴纳二十钱即可。

贡禹还谏言：在上古时，人们不以金子作为货币，专心于农业生产，因此有一种说法，一夫不耕，即会有人忍饥挨饿。现在朝廷铸钱，每个铁官要安排很多士卒、刑徒劳动，开山挖掘铜矿、铁矿，一年之内需要耗费劳力达十万人已上，一般的农民，一个人打的粮食，可以养活七个人，也就是说，七十万人要为此而挨饿。在矿山上挖掘矿洞达几百丈深，挖走了阴的精气，使得地藏空虚，不能含气出云；砍伐山林没有节制，造成水土流失，水旱灾害也因此而引起。自从铸造五铢钱，到现在已经有七十余年，民众因为盗铸钱币，被判刑的人有很多，富人家里聚积起来的钱财越来越多，仍然不知满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都在动脑子，尽力追求华服美食，追求每年十分之二的利息，而不愿意种田缴纳赋税。农家父子暴露在田野，经历寒暑，锄草耙地，手足布满了老茧，还要缴纳赋税田租，还有禾稿税，还要为乡吏服差役，农民的负担非常沉重。迫使种田的农民弃农从商，乡里耕田的人不到一半。官府虽然将田地赐予贫民耕种，由于负担太重，也不得不贱卖，转而经商，人穷则盗生。为什么？商业获得利润快，人们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因此社会上的奸邪才难以制止，其原因就是钱惹的祸。知道为商的害处，就要从源头上加以制止，应该取消珠玉的采集，撤销铸造金银钱币的官吏，不再用这些东西铸造钱币。市井中也不要再进行货物买卖，废除赋税缴纳钱币的法律，赋税、官员的俸禄和赏赐，均要以布帛和谷物来兑现。这样就可以让百姓专心务农稼穑，像古时候一样。

贡禹又谏言：将皇帝的离宫和长乐宫中的卫士减去一大半，以减轻政府的徭役。又谏言，各个官府的奴婢达十余万人，每天游戏，无所事事，还要让百姓们缴税来养活她们，每年的花费达五六十亿万，应该将她们免为庶人，将裁撤的卫士派往边郡戍守，以代替崤山以东的戍卒。

又谏言：宫中的近臣，从诸曹到宫中侍从，其家属不得私自做买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再担任官职。

贡禹又谏言：

在孝文帝朝，重视廉洁，鄙视贪污，商人或者赘婿，以及官吏坐赃犯法的，均遭到终身禁锢，不得再担任官吏。赏善罚恶，不阿亲属，罪行一旦遭到揭露，即加以惩治，如果罪案还有疑问，则会从轻处罚，没有交钱赎罪的法律，因此而令行禁止，海内的民众得以受到教化，监狱中关押的刑事案犯，每年只有四百例，与没有设置监狱差不多。武帝继承皇位后，尊贤用士，开拓边疆数千里，自以为功劳很大，遂开始骄奢淫逸，国家的用度不足，就实施权宜的办法，让犯法的人花钱赎罪，能够向国库缴纳粮食的，都可以买官，导致天下人追求奢侈，官吏不法，百姓穷困，盗贼蜂起，亡命之徒，纷纷出笼。郡国的官吏担心追查责任，即选择文吏，编写计簿，欺骗朝廷的监察，有的还为此得到了更高的职务；致使官吏中，奸宄丛生，武帝为此选择了严酷的执法官，来督察下面的官吏，以及犯法的百姓，这些执法官员，残酷暴虐，想以此来震慑下面的官吏和百姓，他们在朝中处于重要位置。使得那些无义而又有财的人，招摇过市；能够欺骗朝廷，编写文书的官吏，稳坐在朝堂上；蛮横无畏的人，被任命来震慑官吏。世上的百姓讲：“要孝悌有何用？财多就光荣。要礼义有何用？会写计簿就行。要谨慎有何用？能震慑官员就行。”致使那些黥劓，髠钳的犯法者，也能够做官；行为像猪狗一样的人，只要有钱，也可以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被当作贤者来对待。因此，当官而致富的成了豪杰，以奸诈牟利的成了英雄，当哥哥的以此来劝勉弟弟，做父亲的以此来劝说儿子，风俗败坏，达到极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因为犯法的人，只要能够花钱赎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向天下访求贤者，却得不到真正的贤者，诸侯国相、郡太守崇尚的是利益，刑罚已经不能发挥作用，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现在要想使得国家大治，天下太平，就要撤销花钱赎罪法。诸侯国相、郡太守举荐的人，如果名不副实，或者贪赃受贿，则一律杀头，不要仅仅是免官，那么他们就会用心向善，重视孝悌，轻视商人，举荐真正的贤者，举荐真正的孝廉，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够实现大治。孔子，是一介匹夫，以追求道义，以身作则，不懈地追求，在四海之内，成为天下人心目中的圣人，大家都用孔子的话，来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更何况当今汉朝的土地如此广大，陛下具有圣德，又位于南面之尊，秉持万乘之权，还有天地的帮助，要想改变风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以教化来端正天下，就像落水、坠物一样，不可阻挡。自从周代的成王、康王以来，又过去了上千年，想要实现大治的君王有很多，然而太平盛世却难以见到，为什么？就是因为抛弃了法度，任由君王的私意来决断，崇尚奢侈，舍弃仁义。

陛下感念高祖当年的创业艰难，羡慕太宗文帝的治理，从自己的身边做起，垂范臣下，选取贤士辅佐朝政，奖励忠诚、正直的大臣，贬斥、诛杀奸邪的大臣，流放谄谀佞臣，释放陵园中守陵的宫女，撤销宫中的倡乐，远离淫亵的郑声，摒除祭祀鬼神的甲乙帷帐，退还矫饰的贡献物品，提倡节俭的风气，劝勉天下百姓重视农业，这些不懈的努力，可以与三王相媲美，可以与五帝相并列。希望陛下能够继续留意，天下百姓幸甚。

元帝接受贡禹的建议，诏令天下百姓，凡是家中生有儿子的，年满七岁，再缴纳人口税钱，从此时开始。又撤除了上林苑中不用的宫馆，裁撤建章宫、甘泉宫卫士，将郡国中的宗庙卫士，减去一半。其余的建议虽然没有全部采纳，可是对于贡禹的直言敢谏，非常赞赏。贡禹又呈上奏章，希望撤除郡国中的宗庙，制定汉室宗庙的迭毁礼，超过七个的即行拆除，这些还没有来得及实施。

贡禹在御史大夫位置上仅有几个月就病逝了，天子赐予的丧葬钱有上百万，元帝将贡禹的儿子封为郎官，后来也做了东郡都尉。贡禹去世后，元帝还在思考贡禹提出的建议，终于颁发诏书，撤除郡国中的宗庙，制定了迭毁礼。可是朝中的儒生大臣对此有很多非议（详情记载在《韦玄成传》中）。

龚胜是彭城人，龚舍是武原人，两地均隶属于楚国，因此二龚也是楚人，龚胜，字君宾，龚舍，字君倩。二人是很好的朋友，都很注重名节，世人为此而称颂他们为楚人二龚。年轻时，二龚均喜欢学习，熟读经书，龚胜担任郡中的一般官吏，龚舍还没有出来做官。

有一次，楚王入长安来朝见皇帝，听说龚舍是楚人，聘请龚舍在楚王宫中担任侍从，龚舍不得已，只好跟随楚王归国，但仍然不愿意在宫中做官，只愿意做学问，后来又来到长安。龚胜担任郡吏，三次通过举荐孝廉，因为制度规定，诸侯国中来的官员，不能在朝中担任宿卫，只得补为官员，两次担任尉官，一次担任郡丞，每次都是到任不久，即离开。通过州里举荐茂材，龚胜又担任了重泉县令，因为有病而辞职。大司空何武、执金吾阎崇推荐龚胜，哀帝在做定陶王时，就已经熟知龚胜的大名，征召龚胜担任谏议大夫。进入朝廷后，龚胜举荐龚舍和亢父县人宁寿、济阴郡人侯嘉，哀帝下诏将他们征召入朝廷，担任职务。龚胜说：“我看见国家在征召巫师、医生时，还要派出车辆去迎接，征召贤者也应该派车迎接。”哀帝问：“大夫来，是乘自己的车子来吗？”龚胜说：“是啊。”哀帝下诏，迎接贤者，以后由政府派车。龚舍、侯嘉来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宁寿称自己有病，不肯来。

龚胜担任谏议大夫后，多次上书提出谏言，说百姓贫困，盗贼猖獗，官吏不善，风俗浇薄，灾异多次显现，要重视这些事情。制度造成了百姓崇尚奢侈，官府的刑罚又过于严酷，政府的赋敛太重，应该提倡节俭，他提出的观点与王吉、贡禹相同。担任大夫二年多，升任为丞相司直，又升任为光禄大夫，接下来代理右扶风。几个月后，哀帝知道龚胜不是处理政务的能吏，重新任命龚胜担任光禄大夫兼任诸吏给事中。龚胜谏言，说董贤扰乱皇家制度。为此而得罪了哀帝。

又过了一年多，丞相王嘉上书，举荐原廷尉梁相等人，尚书弹劾王嘉，说王嘉“讲话随意，欺瞒圣上，不道德。”哀帝将弹劾王嘉的奏章交予将军和朝中的大臣们廷议，左将军公孙禄、司隶校尉鲍宣、光禄大夫孔光等十四人，认为王嘉祸乱朝政，应该按照不道德罪处分。只有龚胜上书谏言：“王嘉本性邪恶，他所举荐的人，都是非贪既虐的官吏。王嘉位居三公，却使得天下阴阳不和，政事荒废，王嘉应该为这些负责。说王嘉祸乱朝纲是对的，此次举荐梁相等人，没有错误。”一直讨论到天晚，才停止争论。第二天继续廷辩，左将军公孙禄问龚胜：“君说的在典籍中找不到依据，我们现在将奏章交予圣上来裁断，你坚持那种意见？”龚胜说：“将军认为我说的不对，可以连我一起弹劾。”博士夏侯常看到龚胜和公孙禄吵了起来，起身对龚胜说：“应该按照尚书弹劾的内容来定。”龚胜用手将夏侯常猛地推开，嘴里骂道：“滚开！”

又过了几天，再次在朝会上讨论，是否应该恢复孝惠帝、孝景帝的祭庙，参与讨论的大臣们都说应该恢复。龚胜说：“应该按照礼制来决定。”夏侯常又和龚胜吵了起来：“礼制也有变化。”龚胜厉声说：“走开！是人的思想在变。”夏侯常恼怒，对龚胜说：“我看君这是何苦，君总是要与大家对着干，是想在外面捞取名声吧，君就是商代申徒狄一类的人物，死不回头！”

还有一次，夏侯常对龚胜说，高陵县有一位儿子杀了母亲。龚胜报告了朝廷，尚书追问：“这话是谁说的？”龚胜说：“是夏侯常告诉我的。”尚书让龚胜再去问夏侯常，夏侯常为此事而恼恨龚胜，就回答说：“我是听一位布衣百姓讲的，告诉你别往外讲。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就奏告朝廷，这不是在自讨苦吃吗。”龚胜一时间很窘迫，无法回答尚书的追问，只得自我弹劾：与夏侯常争执，污辱了朝廷。事情交予御史中丞处理，哀帝颁下诏书询问，御史中丞弹劾龚胜，说：“龚胜身为二千石官吏，夏侯常是朝中大夫，均在宫中兼任给事，参与制定朝廷的政策，却不能崇尚礼义，在朝堂上出言不逊，疾言历色，有失大臣的风范，倨傲无礼，应该以不敬治罪。”哀帝制诏书，说：“各贬俸禄一等。”龚胜谢罪，请求退休，乞骸骨回家。哀帝又给予赏赐，让龚胜的儿子龚博在朝中担任侍郎，将龚胜调出京城，担任渤海郡太守。龚胜称病，没有赴任，过了六个月，免官回家。

哀帝又征龚胜为光禄大夫。龚胜称病卧床，多次让儿子上书，要求退休，乞骸骨回家，直到哀帝驾崩。

此前，琅琊郡人邴汉也是以行为高洁，被哀帝征至朝中，受到重用，官至京兆尹，后来又担任朝中的太中大夫。王莽在朝中执掌朝政后，邴汉与龚胜一样，向朝廷提出请求，乞骸骨退休回家。在昭帝朝，涿郡人韩福以品德高尚，被征召至京师，后来昭帝赐予诏书和丝帛，让韩福退休返回家乡。昭帝在诏书中说：“朕不愿意以官职烦劳韩福，韩福的作用，应该是在乡里，以他的孝悌影响乡民。告诉沿途的驿站传舍，准备好酒肉招待，为韩福回去的马匹准备好草料。当地的县长官吏要按照时令慰问，每年的八月赐羊一只，酒二斛。韩福不幸去世，要赐予双层的被卧一套，以中牢礼送葬。”王莽也按照旧例，向太皇太后奏报，以诏书形式，允许龚胜、邴汉退休回家。太皇太后颁下诏书：“元始二年（公元2年）六月庚寅，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二位耆艾老人，因为年老体弱，奏请病退回家。太皇太后派谒者仆射制册书诏令：人们都在讲，上古时的官员，到了年龄就可以退休，以礼仪相送，不要让他们在任上耗尽体力。而今朝中的大夫年龄到了，朕不愿意再以官职烦劳大夫，把他们的嫡系儿子或者孙子，或者是兄弟中的儿子、孙子一人，推荐给朝廷。大夫注重品行修养，愿你们享受晚年，得以寿终。赐予丝帛，沿途的驿站和传舍，要准备好食宿，每年按时赐予羊酒衣衾，按照当年韩福退休回乡时的旧例办理。推荐给朝廷的子孙，一律任命为郎官。”于是龚胜、邴汉退休回到家乡。邴汉哥哥的儿子邴曼容也是一位注重品行修养的高士，当官不愿意超过六百石，超过了即请求免官回去，他的名声超过了邴汉。

在此前，龚舍因为龚胜的推荐，被朝廷征为谏议大夫，因病免职。后来又征为博士，又因病离去。过了不久，哀帝派出使者到楚国，拜龚舍为泰山郡太守。龚舍的家住在武原县，使者来到武原县馆舍，想让龚舍到县衙拜授太守的印绶。龚舍说：“君王以天下为家，何必一定要到县衙中去？”遂在家中受诏，整理好行装，随即上路。在任上只待了几个月，又上书请求退休，乞骸骨回家。哀帝再次征召龚舍，走到京兆东边的湖县，龚舍即说自己病重，不能赴任。天子派使者收回印绶，又拜龚舍为光禄大夫。几次赐诏书告知，龚舍仍然不肯动身赴任，朝廷终于同意龚舍回到故乡休息。

龚舍熟读《诗经》、《尚书》、《易经》、《礼经》、《春秋》五经，主要教授《鲁诗》。龚舍、龚胜回到家乡后，郡中的二千石官员，一上任即会到家中来拜访，要向他们行弟子礼。龚舍享年六十八岁，王莽在朝中执政，居摄年间（公元6－8年），龚舍去世。

王莽篡国之后，派遣五威将帅巡行天下，督导风俗教化，这些将师来到龚胜家里，送上羊酒表示慰问。第二年，王莽派出使者拜龚胜为讲学祭酒，龚胜称自己有病，没有应征。又过了二年，王莽再次派出使者，带着诏书，还有太子师友祭酒的印绶，安车驷马前来迎接龚胜，拜授之后，俸禄为上卿，先赐六个月的俸禄，作为上任时的装具费，使者和郡太守、县里的官吏、乡间的三老、威望很高的当地儒生，有上千人，到龚胜居住的里巷来听宣读诏书。使者想让龚胜到门外来迎接诏书，使者在门外站立了很久，等待龚胜。龚胜说自己病重，把床摆在卧室的西南窗下，头朝东躺在床上，将朝服用衣带固定在身上。使者只好进来，向西走，南面而立，宣读诏书，而后将诏书交予龚胜，一套仪式过后，再捧上印绶，将安车驷马送入院中，然后对龚胜说：“圣朝没有忘记君，很多制度还需要完善，等待君前往赴任，共商国家大事，按照君的设想，安定海内。”龚胜回答：“我一向愚笨，又年老患病，现在命在旦夕，跟随使君上路，一定会死在路上，此去没有丝毫益处。”使者的话中带有要挟，将印绶强加在龚胜身上，龚胜推却，坚决不肯接受。使者向朝廷奏报：“而今盛夏酷热，龚胜病重，有气无力，可否在秋凉时再出发。”王莽下诏同意。使者每隔五日，与郡太守一起来到龚胜家中问候，对龚胜的两个儿子，以及门人高晖等人说：“朝廷虚心待君，还要封授爵位食邑，即使有病，也要搬到政府的传舍中养病，以表示有赴任的诚意，这样做，也是为了子孙谋一份遗产。”高晖等人将使者的话转告龚胜，龚胜知道自己的话他们听不进去，就干脆对高晖等人讲：“我蒙受汉家的厚恩，无以报答，现在年老将死，朝不保夕，旦暮间就要埋入土中，从做人的道理来讲，难道能以一身而去事二姓吗，将来到了地下，见了故主，我还有什么面目解释？”龚胜开始嘱托后事，对棺椁丧衣的要求是：“衣服只要能够盖住身体，棺材能够包裹住尸首即可。不要随俗扰动家族墓葬，也不要在坟上种植柏树，建造祠堂。”嘱托完这些，就不再开口吃饭，十四日后去世，死的时候七十九岁。使者、郡太守前来吊唁，按照旧例，赐予双层被卧，祭祀。门人学生穿缞绖丧衣前来吊唁的，有数百人。有位老人来吊唁，哭得特别哀痛，边哭边说：“嗟乎！芳草薰香，终将燃烧，膏油光亮，终将燃尽。龚先生已经寿终正寝，不像我们这些人哪。”说完踉踉跄跄地走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龚胜家住在彭城廉里。后世为龚胜在里门刻石，表彰他的德行。

鲍宣，字子都，渤海郡高城县人。喜欢学习，熟读经书，担任乡里的啬夫，代理束州县丞。后来又担任县都尉，郡太守功曹，通过举荐孝廉，来到朝中担任郎官，因为有病而被免官，后来担任州里的从事。大司马卫将军王商征召鲍宣，推荐为议郎，又因为有病辞官。哀帝初年，大司空何武召鲍宣担任西曹椽，非常敬重鲍宣，推荐鲍宣担任谏议大夫，又升任为豫州牧。一年后。丞相司直郭钦上奏朝廷，说：“鲍宣为政，举措烦苛，代替二千石官员审查案件，督查官员，督察的范围超过了朝廷规定的六条标准。巡视地方，不按照规定乘坐车驾，只是乘坐一匹马拉的马车，不住在政府的传舍，而住在乡亭，被众人在私下里议论。”鲍宣因此而被免官。回到家中几个月，又被朝廷任命为谏议大夫。

鲍宣每次到职，都会上书谏言，他的上书讲求实际，没有浮华的言辞。当时哀帝的祖母傅太后，想与成帝的母亲一样，享有尊号，还要封赏自己的亲属，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何武、大可马傅喜因为提出了反对意见，忤逆了傅太后，被免去官职。丁氏、傅氏子弟，在朝中都得到了重用，董贤也成了哀帝的宠臣，鲍宣以谏议大夫身份，上书谏言：

臣看到在孝成帝朝，外戚在朝中掌权，朝中的大臣，很多人结党营私，朋党关系充斥着朝堂，贤者却没有升迁的道路，天下污浊，奢侈无度，百姓生活困苦，在当时，日蚀出现十次，彗星出现四次。这些都是危亡的徵兆，是陛下亲眼所见，而今为何又要重复此前的错误！朝中大臣没有骨鲠大儒，那些白首耆艾，大义凛然的士人，议论古今，言辞感动天地，忧国忧民的士人，臣怎么就看不到，外戚小孩子和宠臣董贤，却在宫廷中自由出入，陛下要依靠这些人治理天下，想要让海内安定，实在是太难了。而今世俗把愚蠢看作是能力，把智慧看作是无能。上古时尧帝流放四个罪人，世人都认为做得对，而今罢黜一个官吏，众人却会为此而感到困惑；上古时判处罪犯，罪人心服口服，现在要赏赐一个人，众人却会为此而困惑不解。朝中大臣们为了私利，狼狈为奸，小人日益猖獗。国家的库藏空虚，需要的经费不足，百姓流离失所，离乡背井，盗贼蜂起，治理民众的官吏形同盗贼，这种情况一年甚似一年。

民众有七种情况造成失业：阴阳不和，水旱灾害，这是一；政府赋税沉重；这是二；贪官污吏，肆意盘剥，这是三；地方豪强，贪得无厌，这是四；官吏贪酷，徭役无度，耽误农时，这是五；地方扰动，男女蜂起，捕捉盗贼，这是六；盗贼劫掠，抢掠财物，这是七。除了这七种情况，还有七死：酷吏残酷虐杀，一死；监狱刑讯逼供，二死；无辜受冤，三死；盗贼抢掠，四死；怨仇相报，五死；荒年饥馑，六死；疾病瘟疫，七死。民众要面对七种失业，无力自救，要想使国家安定，太难了；民众要面对七种必死的困境，没有生路，希望监狱空虚，太难了。这些情况，不正是朝中公卿，地方郡太守、诸侯国相贪婪无度所造成的吗？官员身居高位，享受着国家给予的俸禄，对百姓没有一丝一毫的恻隐之心，还如何帮助陛下实施教化？他们只知道为自己谋取私利，满足宾客的要求，结党营私。以阿谀奉承为贤，以尸位素餐为智，像臣鲍宣这样的人，则是愚蠢至极。陛下将臣从民间提拔上来，是希望臣对朝廷有些许的裨益，怎么能让臣做一位饱食终日的官僚，享受着优厚俸禄！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是皇天的儿子，是黎民的父母，为皇天管理百姓，对百姓应该一视同仁，应该符合《诗经·尸鸠》中所讲的。而今贫民百姓连糠菜都难以果腹，衣服难以蔽体，难以养活父母妻子。说到这些，让人心酸。陛下不加以施救，他们又能依靠谁？可是陛下关心的只有外戚，还有宠臣董贤，一次赏赐，就是多少万，他们的奴婢、宾客，可以视酒浆如水，视肉菜如叶，看门的苍头，官衙内的奴仆都能够暴富！这决不是上天的意思，汝昌侯傅商无功受封，朝廷的官爵不应该是陛下的官爵，应该是天下人的官爵。陛下的选择不当，官位授予不应该享有的人，让这样的人得到官位，而想让上天高兴，百姓心服，岂不是太难！

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以诡辩迷惑众人，其权势足以在朝中傲视群臣，奸人过于威风，世人会增加困惑，应该斥退他们。那些外戚，年龄太小，又不通经术，应该为他们延请老师。陛下应该征原大司马傅喜，让傅喜负责外戚的事务。征原大司空何武、师丹、原丞相孔光、原左将军彭宣，他们都是学问高深，师出有名，通晓经学的大儒，而且曾经位居三公，享有很高的威望，陛下应该让他们辅佐皇帝治理天下，为国家谋划。龚胜此前担任过丞相司直，因此郡国在举荐士人时，非常慎重，三辅的委输官不敢违法，这些人应该重新得到陛下重用。陛下由于不能忍受小忿，此前斥退了何武等人，令海内失望。陛下既然能够容忍没有道德的人，为什么不能容忍何武这些贤者！治天下的君王应该包容天下，不能以一时的快意而感情用事。对上会受到皇天的责备，对下会遭到黎民的怨恨，把谏诤之臣放在旁边，陛下却要屈尊去亲近那些邪臣，这是天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臣虽然愚蠢固执，难道不知道俸禄、赏赐的好处，难道不知道每日享受着太官的美食，多买些田宅，奉养妻子儿女，不与恶人结怨，以求得安身自保？臣这是为了大义，担任的职务又是谏诤，不敢不竭尽愚忠。希望陛下留心，从《五经》教义中，体会圣人的教诲，警惕天地的告诫。臣鲍宣愚钝，辞不达意，略表拳拳忠心，尽死节而已。

哀帝认为鲍宣是名儒，对他比较宽容。

在当时，郡国常常发生地震，民众中散布谣言，为西王母传递行筹，第二年正月初一又发生日蚀，哀帝召见孔光，而后罢免孙宠、息夫躬的职务，斥退宫中侍从诸曹黄门郎几十人。鲍宣又再次上书：

陛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黎民为子，继位以来，天无光明，地震频发，黎民百姓因为谣言而惊恐不安。现在日蚀在一年的正月初一零时出现，真地是令人恐怖。小民百姓在正月初一，还恐怕打坏家中的器物，更何况天上出现日亏！陛下为此而深深自责，避开正殿，让臣下举荐直言的士人，检讨治理中的过失，斥退外戚和身边尸位素餐的小人，征召孔光，拜为光禄大夫，及时发现孙宠、息夫躬的邪恶，将他们免官斥退回家，官员百姓为此而感到欣喜，大家都在谈论这些新气象。天人相互感应，人心高兴，上天也会理解。在二月丙戌，白虹犯日，天连阴不雨，这是天还有忧愁没有解开，百姓心中仍然有怨恨，没有得到排解。

侍中附马都尉董贤，原来与皇上并没有亲属关系，只是因为容貌俊美，阿谀谗言而受到重用，陛下对董贤赏赐无度，不惜动用国库中的宝藏，将三座宅邸赏赐给董贤，还认为董贤居住的地方不够宽敞，又将暴室拆毁。董贤父子指使天子的将作大臣为自己修建府邸，董府打更的卒吏，都可以获得皇家的赏赐。董家上坟或者祭祀，宫中的太官要为董贤提供皇室用品。海内贡献，本来是奉养国君的，现在却送到了董贤家中，这是天意还是民意！天不可以久负，对董贤如此厚待，其实也是在戕害董贤。真地要爱护董贤，就应该谢过天地，消除海内对董贤的怨恨，将董贤免官，遣回封国，收回董贤使用的皇家乘舆器物，归还宫中。只有这样，才能够保住董贤父子的性命，否则，海内有那么多人仇视董贤，很难保证董贤性命无忧。

孙宠、息夫躬不应该再享受封国，应该将他们褫夺爵位，以警示天下。恳请陛下征召何武、师丹、彭宣、傅喜，让百姓改变对朝廷的看法，陛下要顺应天心，整理朝政，重新奠定太平基业。

臣身居高门，距离皇宫仅有几十步，臣多次请求觐见陛下，二年中，得不到答复，想到海滨偏远的地方，了解下情，也是遥不可及！希望陛下能够给予臣数刻的时间，让臣表达拳拳忠心，即使身赴黄泉，死无所恨。

哀帝读了上书，很受感动，遂采纳鲍宣的谏言，召何武、彭宣，一个月内任命为三公。拜鲍宣为司隶。在哀帝朝，将司隶校尉名称更改为司隶，官职与丞相司直一样。

丞相孔光一年四季要到先帝的陵园视察，孔光的官属走在了驰道中间，鲍宣出行时看到了，即刻派出官吏拘留了丞相府掾史，将他们乘坐的车马没收，使得宰相受到羞辱。事情交予御史中丞处理，侍御史来到司隶官署，要逮捕相关官员，被挡在门外。鲍宣由于阻挡使者执行公务，没有人臣礼，犯下大不敬罪，不道德罪，被逮捕，关在廷尉署的监狱。博士弟子济南人王咸，在太学外面，高举着旗帜，说：“要救鲍司隶的，在旗下集合。”一时间，聚集了上千学生。第二天早晨上朝时，拦住了丞相孔光的车辆，议论纷纷，丞相的车子无法前行，又把守住阙门上书。哀帝只得将鲍宣减死罪一等，判为髠钳。鲍宣服刑后，迁往上党郡，鲍宣认为那里的土地适宜耕种、放牧，又没有那么多的豪强势力，容易生活，遂把家眷安置在长子县。

平帝继位后，王莽执掌朝政，已经有篡国的野心，暗示州郡编造罪案，以法律惩治当地豪强，还有那些效忠于汉室的忠臣，以及不愿意归附自己的士人，鲍宣和何武等人被处死。当时指名逮捕陇西郡的辛兴，辛兴和鲍宣的女婿许钳，一起前来看望鲍宣，吃了饭后才走，鲍宣不知道追捕的事情，以知情不报罪，被逮捕入狱，在狱中自杀。

从成帝朝到王莽执政时期，以清高而知名的士人，还有琅琊郡人纪逡，字王思，齐郡人薛方，字子容，太原郡人郇越，字臣仲，郇相，字稚宾，沛郡人唐林，字子高，唐尊，字伯高，都是通晓经学的士人，以行为高洁而闻名于世。

纪逡、两唐都在王莽的新朝中当了官，得到封侯，受到重用，在朝中位居公卿。唐林几次上书，提出谏言，被认为是对新朝忠诚，耿直，有气节。唐尊穿着破衣烂衫，以瓦器饮水吃饭，还拿着瓦器到处送人，还送给朝中的公卿，被认为是做人虚伪。

郇越、郇相，是同族兄弟，一起被州郡举荐为孝廉茂材，随后多次称病，遭到免官。郇越、郇相将先人留下来的上千万遗产，分送给九族中的亲属和乡里，被人认为是有节操，行为高尚。在王莽篡汉后，郇相被征为太子四友，病死在任上，王莽的太子派出使者赠送丧葬的衣衾，郇相的儿子趴在棺材上，不肯接受，说：“父亲临死前留下遗言，师友的馈送，一概不能接受，父亲生前是皇太子的师友，因此不敢接受。”京师人称赞他回答的妙。

薛方曾经担任过郡掾祭酒，在王莽篡汉后被征召，没有去。王莽派来安车迎接薛方，薛方通过使者辞谢，说：“上有尧帝、舜帝，下有巢父、许由，而今明主要发扬唐尧、虞舜的美德，小臣愿意躲在箕山，做一名隐士。”使者回去后报告了薛方的话，王莽认为薛方比喻的好，就没有再勉强他。薛方在家中教授经书，喜欢写文章，写有数十篇诗赋。

隃麋县人郭钦，在哀帝朝曾经担任过丞相司直，因为上奏，要求罢免豫州牧鲍宣、京兆尹薛修，又上奏哀帝，奏请罢免董贤，薛修被贬为卢奴县令，在平帝朝郭钦升任为南郡太守。杜陵县人蒋诩，字元卿，曾经担任过兖州刺史，也以清高、耿直而闻名。王莽在朝中摄政时期，郭钦、蒋诩都以有病而被免官，回到乡里，足不出户，在家中病逝。

齐郡人栗融，字客卿，北海郡人禽庆，字子夏，苏章，字游卿，山阳县人曹竟，字子期，都是儒生，辞去官职后，不再在王莽新朝担任官职。王莽败亡后，东汉更始年间（公元23－25年），朝廷征召曹竟担任丞相，封侯，以此来昭示天下贤士，告诫反叛的寇贼。曹竟不愿意接受侯爵。赤眉军攻入长安后，迫使曹竟投降，曹竟手持宝剑，与赤眉军格斗而死。

世祖（刘秀）继位后，召薛方，薛方在来京师的途中病逝。两龚、鲍宣的子孙，都在褒奖表上有名字，在东汉，均做了大官。

赞辞如下：《易经》中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入，或默或语。”意思是处世的方式不同，道理却是一样，譬如草木，各有芳香。所以说山林之士，去而不返，朝廷之士，入而不出，二者各有长短。春秋列国时的卿大夫，汉朝建国以来的将相名臣，享受着俸禄，迷恋权位的人，最后又失宠受辱，甚至被杀头问斩的，又何其多！而清高，有节操的士人，却能够在仕途中激流勇退，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高明之处。这些士人，很多人都能够自律，但却并没有治世的能力。王吉、贡禹的才能，高于两龚、鲍宣。至死坚守道义，龚胜以行为，实践了自己的信仰。坚贞不屈，不拘泥于小信，薛方的行为可谓相类似。郭钦、蒋诩远离新朝，名节不受玷污，胜过纪逡、唐林、唐尊这些不守臣节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