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望之，字长倩，东海郡兰陵县人，后来迁至杜陵（宣帝的陵寝）县居住。萧望之的家族，世代务农，到了萧望之这一代，萧望之却喜欢读书，攻读《齐诗》，跟随同县人后仓学习十年。再后来奉朝廷诏令，萧望之来到太常寺，跟随原来的同学，此后担任博士的白奇学习经书，还向夏侯胜请教《论语》、《礼服》。京师中的儒生，均称赞萧望之的学问好。

当时大将军霍光在朝中执掌朝政，将军幕府长史丙吉推荐儒生王仲翁和萧望之等人，他们被召入将军幕府，接受霍光召见。在此前，左将军上官桀与盖长公主密谋杀害霍光，霍光将上官桀等人灭族，此后在将军幕府，霍光愈加戒备。有官吏百姓前来将军幕府谒见，要先脱下衣服接受检查，以防止携带凶器，还要有两位官吏在两旁挟持。萧望之不听这一套，从阁门自行退出，说：“不接受接见了。”官吏与萧望之拉扯起来，一时间双方气氛紧张。霍光听到吵闹声，让官吏放开萧望之。萧望之走到霍光面前，对霍光说：“将军以功德辅弼幼主，希望在海内推行教化，让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因此天下士人，莫不延颈翘望，争先恐后，愿意为朝廷效力，也同时希望展现才华。今天来面见将军，却先要搜身，还要由两位官吏挟持，这恐怕不是古时周公辅弼成王，对士人所表现出的谦恭态度。在当时，周公为了接见士人，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在招徕寒士时，周公极尽诚恳。”听了这样的话，霍光感觉很刺耳，没有任用萧望之，而受到霍光接见的王仲翁等人，此后均补为大将军幕府长史。三年后，王仲翁在朝中官至光禄大夫兼任给事中，萧望之则通过甲科射策考试，担任郎官，代理小苑东门候。王仲翁出入，有仆役跟随，前呼后拥，非常尊贵，他对萧望之说：“你当年不肯屈从，而今只能做一位守门官。”萧望之回答：“人各有志。”

又过了几年，萧望之因为弟弟犯法而受到牵连，萧望之不能再在宫中宿卫，免官回到郡里，担任一般官吏。御史大夫魏相召萧望之为属下，萧望之因为做官清廉，又担任了大行治礼丞。

在当时，大将军霍光已经去世，儿子霍禹再次担任大司马，霍光哥哥霍去病的孙子霍山在宫内负责尚书事务，霍光家族中有许多亲属在宫内宿卫，或者担任宫中侍从。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天，京师落下冰雹，萧望之为此上书，希望宣帝能够抽出时间，愿意向皇帝陈述有关灾异的想法。宣帝在民间时，即听说过萧望之的名字，于是说：“这是东海郡的萧先生吗？把他先带到少府宋畸那里，问一下情况，答问不要有所顾忌。”萧望之回答了询问，萧望之认为：“《春秋》中记载，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天上下了大冰雹，在当时，季氏在朝中专权，最后赶走鲁昭公。假若鲁国国君能够意识到上天发出的警示，就不会遭受这次迫害。而今陛下以圣德继承皇位，求贤若渴，有尧、舜治理国家的雄心。可是祥瑞还没有显现，阴阳也没有协调，这是因为朝中还有大臣在掌控朝政，霍氏一姓擅权，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一棵大树，如果旁枝太大，即会对主干造成危害，一个国家，如果大臣权利太大，即会对国家造成危害。希望明主能够将朝政掌控在自己手中，多选择刘氏同姓辅政，举荐贤材，把他们当作心腹，让他们参与朝政，参谋意见，朝中的公卿大臣在奏事时，要恪尽职守，奉职守责，还要明确责任，朝廷要经常检查他们的政绩。只有这样做，才能将政事完善，在朝中树立公道，堵塞奸邪的道路，遏制权臣的淫威。”宣帝看了萧望之的谏言，任命萧望之为谒者。当时宣帝刚继位，思慕贤良，有很多人上书，提出对朝政的看法，宣帝将这些奏章交予萧望之，让他发表意见，奏章中有好的建议，即任命为丞相府、御史大夫府的属吏，次一等的，交予中二千石官员试用，满一年后，按照他们的能力、成绩汇总后向朝廷报告，能力不够的，辞退回家种田，萧望之提出的谏言，大多数能够得到宣帝认可。后来萧望之逐步升任为谏议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提升三次，官至二千石。再后来，霍氏家族谋反，遭到灭族，萧望之更加受到重用。

在当时，朝廷选择博士、谏议大夫、通晓政事的官员，补任为郡太守或者诸侯国相，萧望之被任命为平原郡太守。萧望之的本意还是想要留在朝中，外放担任郡太守，心中有些不乐意，于是上书宣帝，说：“陛下哀怜百姓，担心不能实施圣德教化，将朝中的谏官派出去，补任为郡太守、诸侯国相，这恐怕是注意了末节，而忘记了根本。朝中如果没有谏诤大臣，则不能判断朝政实施中的正误；国家没有贤达士人，则不能掌握政策实施中的尺度。希望陛下能够选择通晓经术、温故知新、有远见卓识、善于处理问题的士人，作为朝中大臣，让他们参与政事。诸侯与下面的官员知道了这些，知道国家注重采纳谏言，也会认真地处理政事，不敢再钻政策的空子。像这样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那么古时候成康年间的政治清明，也是能够达到的！下面的郡国治理，应该不是重中之重，何须为这些担忧？”宣帝看了上书，将萧望之调回朝中，担任代理少府。宣帝观察萧望之，认为萧望之通晓经学，为人持重，而且对问题有着独到见解，是一个做宰相的材料，于是就想再试一下萧望之处理政事的能力，将萧望之任命为左冯翊。萧望之从少府职务改任为左冯翊，是降职使用，担心是否在工作中有皇帝不满意的地方，于是称病回家休息。宣帝知道后，派宫中侍从成都侯金安上，直接告诉萧望之皇帝的意图，金安上说：“朝廷交予官员重要职务，须事先经过行政能力的考察，了解官员的能力，才能够量才使用。君此前只做过平原郡太守，但是时间很短，因此才将君调任为三辅官员，再考察一下君的行政能力，并没有其它意思。”萧望之知道了这次调任的目的，随即上任，开始工作。

这一年，西部羌人造反，朝廷派出后将军赵充国率军前往征剿。京兆尹张敞上书，说：“国家的大军在外，军队在夏天出发，陇西郡以北，安定郡以西，官员百姓均要为军队转输军粮，农田将会荒芜，此前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虽然造反的羌虏得以平定，明年春天恐怕会出现粮荒。在穷乡僻壤，想买到粮食，有钱也难以解决问题，国家的粮食储备，不足以满足赈济灾民的需要。可以让原来犯有罪行的犯人，只要不是强盗或者因为贪财杀人的罪犯，和不能赦免的重罪犯，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用以补充这八个郡的粮食储备，以抵消他们原来犯下的罪行。这些事情要及早做出准备，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才能够解决百姓饥困时的需要。”宣帝将奏章交予有关部门讨论，萧望之与少府李强商议后，认为：“百姓的思想有阴阳两种态度，他们有好义的想法，也会有牟利的欲望，全在于教化。在尧的时代，不能让百姓消除牟利的欲望，但可以让牟利的欲望不超过好义的想法；而在夏桀时代，不能制止百姓好义的想法，却会让牟利的欲望超过好义的想法。尧、桀时代的差别，就在于强调义还是强调利，那一方面会更加受到国家重视，引导百姓一定要慎重。而今朝廷如果让百姓通过交纳粮食来减免罪行，那么富人有此条件，即可免罪求生，穷人无力交纳粮食，则只好负罪等死，贫富有了不同的惩罚标准，法律将难以保证统一。再者，人们从感情出发，即使贫穷，父兄被羁押在监狱，听说可以向国家交钱求生，为了子弟，也会不避凶险，不择手段，为取得钱财，甚至铤而走险，以求能够解救出犯罪的亲属。一人得以生还，十人可能会为此丧命，这样一来，伯夷的品行将不复存在，公绰的美名也将会被湮没。教化一旦失去作用，即使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也将难以治理好百姓。在古时，国家藏粮于百姓，国库不足，可以由民间来补充，国家有余，则由民间来储备。《诗经》中说：‘君王的恩泽惠及穷人，抚恤鳏寡孤独。’这是国家施政的要务，要惠及到每一个百姓。又说：‘天上的雨落在公田，再落在我的私田。’这是百姓以国家的利益为先。现在西部有战事，西部边郡的百姓不能从事生产，可以按照内地百姓的人数，每户多缴纳一些赋税，来解决当前困难，这是自古以来通行的政策，百姓也能够理解，不认为这样做会有什么不妥。以冒死去救赎亲人出狱，这种政策恐怕不行。陛下正在实施教化，教化一旦获得成功，即使尧、舜的盛世，也不是不能实现。现在假若为了开辟财路，将教化弃之一旁，臣认为这种建议不可取。”

宣帝于是将双方的意见交予丞相、御史大夫两府讨论，丞相、御史大夫就萧望之提出的问题诘问张敞。张敞回答：“少府、左冯翊所说的，只是人们通常的想法。当年武帝征伐四夷，战争持续三十余年，百姓没有加赋，而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开支，均得到满足。而今羌虏不过是一隅的小蛮夷，是在山谷间跳梁的小丑，国家只是让犯罪的人拿出一些财产，来赎免他们的罪行，这种措施，远胜于烦扰百姓，增加赋税。并且强盗和杀人犯是大逆不道的罪人，是百姓最痛恨的恶贼，他们不能赎罪，只是对于那些因为藏匿、知情不报、贪取不义之财而犯法的人，因为受到惩罚，可以实施这种政策。朝中的大臣们在讨论时，均认为他们的罪可以得到宽免，现在让他们以财产来赎罪，其法律实施的宽严，政策掌握的尺度，显而易见，怎么会影响到教化？在上古时，《甫刑》的惩罚，也是小过可以赦免，轻罪允许交钱，以钱来赎罪，还有以钱赎罪的不同标准，这种措施由来已久，怎么就放纵了罪犯，让罪恶漫延？张敞在朝廷任职二十余年，只听说过罪人可以以钱赎罪，没有听说过因为赎罪，而造成更多的犯罪。现在凉州军情紧急，秋天庄稼正是收获的季节，百姓中还有饥困的，有些甚至因病而死在路上，更何况明年春天，青黄不接之际！不早一点为赈灾做足准备，在百姓需要时给予赈济，却在那里引用迂腐的经学，加以诘难，以后恐怕还会有更严重的情况出现。儒生们可以抱着经书，高谈阔论，没有必要与他们去争论。张敞作为朝廷大臣，位居列卿，把辅佐丞相、御史大夫两府作为自己的职责，不敢不表达愚意。”

萧望之、李强又争辩：“先帝圣明、仁德，朝中的贤良在位，制定制度、法令，为后世所垂范，考虑到边郡百姓困苦，因此制定了《金布令甲》，说‘边郡的百姓多次遭受兵灾，饥寒交迫，很多百姓在壮年时即不幸去世，家中失去年轻的父、子，诏令天下其它郡县，为边郡供给粮食以及生活用品。’这是因为战争频繁，而做出的应急措施。在当时，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诏令犯下死罪的人，每人可以捐献五十万钱，减轻死罪一等，因此在当时，地方豪强、官吏、百姓纷纷借贷，甚至有人为此而沦为强盗，为的是凑足赎罪的钱。再后来，奸邪并起，群盗蜂拥，甚至攻打郡县，杀害郡太守，犯罪的案件此起彼伏，官吏不能制止，武帝只好再次颁发诏令，派遣绣衣使者以军兴罪，严加惩治，为此杀了很多人，最终才将混乱制止下去。臣愚以为，这即是花钱赎罪的教训，因此才说不应该施行这种政策。”在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认为羌虏很快就会被剿灭，转输的军粮基本上能够满足战时需要，遂没有采纳张敞的建议。萧望之担任左冯翊三年，京师的百姓称赞萧望之在任上做得很好，此后萧望之升任为大鸿胪。

在此前，乌孙国昆弥翁归靡通过长罗侯常惠上书，希望以汉朝的外孙元贵靡作为继承人，再娶汉朝公主，通过婚姻而内附，脱离匈奴控制。宣帝下诏，将上书交予朝中的公卿们讨论，萧望之认为乌孙国远在遥远的西域，假若相信他们的好话，将公主远嫁于万里之外，这不是长久之策。这一次，宣帝没有采纳萧望之的建议。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宣帝派遣长罗侯常惠出使西域，护送公主下嫁元贵靡。还没有出塞，翁归靡去世，翁归靡哥哥的儿子狂王，违背与汉朝的约定，自立为昆弥。常惠在塞下上书，希望将少公主暂时留在敦煌郡。常惠到乌孙国去，指责乌孙国负约，还是应该立元贵靡，而后再迎娶少公主。宣帝再次下诏，将建议交予朝中公卿们廷议，萧望之认为：“这个建议不好。乌孙国首鼠两端，远在异域，观望汉朝与匈奴的强弱，不遵守约定，从这件事情上，已经看得很清楚。此前嫁出去的公主，在乌孙国四十余年，与乌孙王的感情并不好，边境也没有因此而安定下来，这些足已说明问题。这一次，汉朝送往乌孙国的公主，因为元贵靡不能被立为乌孙国昆弥，而中途返回，并没有失信于蛮夷，其实还是中国的福气。不断地向蛮夷送去皇室公主，为此而征发大量徭役，这也是原因之一。”宣帝这次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让少公主返回，再后来乌孙国分为两部分，元贵靡被立为大昆弥，汉朝此后不再与乌孙国和亲。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萧望之代替丙吉担任御史大夫。宣帝五凤年间（公元前57－前54年），匈奴国内大乱，朝廷为此事而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匈奴为害汉朝边郡已久，可以趁着匈奴内乱之机，将其一举荡平。宣帝下诏，派内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诸吏富平侯张延寿、光禄勋杨恽、太仆戴长乐，向萧望之征询意见，萧望之说：“《春秋》中记载，春秋时晋国大夫范宣子率领晋军讨伐齐国，中途听到齐国国君去世的消息，遂引军返回，君子为此事而称赞，范宣子没有在其它国家居丧期间，趁乱讨伐它国，认为这种行为，恩德足以劝勉孝子，义举足以感动诸侯。此前单于仰慕汉朝的恩义，向汉朝称弟，派遣使者到汉朝来请求和亲，在当时，海内百姓非常高兴，夷狄也都听说了此事。约定并没有终止，单于不幸被匈奴国内的贼臣杀害，趁此机会，汉朝讨伐匈奴，这是乘人之危、幸灾乐祸，他们一定会远遁。不是以义讨伐，出动军队，担心会劳而无功。此时应该做的，是派出使者慰问，给予匈奴必要的帮助，以帮助他们度过当前困难，四方的蛮夷，知道汉朝这样对待匈奴，也会被中国的仁义所感动。如果能够帮助新的匈奴单于复位，新单于一定会感恩戴德，向朝廷称臣，这是盛德之事。”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此后派遣汉军护送呼韩邪单于返回匈奴，重新安定了匈奴国。

在当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朝廷应该建造常平仓，宣帝认为这个想法很好，萧望之却提出反对意见。丞相丙吉年纪老了，宣帝非常敬重丞相，萧望之提出奏言：“百姓现在困苦，盗贼仍然猖獗，二千石官员很多不能胜任。在位的三公大臣不能尽到责任，三光（日月星）暗淡无光，今年的日月暗淡，责任全在他们身上。”宣帝认为萧望之出言不逊，轻视丞相，将萧望之的奏言交予宫中侍从建章宫卫尉金安上、光禄勋杨恽、御史中丞王忠，让他们一起前去责问萧望之。萧望之免冠，与朝廷派来的官员争论起来，宣帝为此更加不高兴。

再后来，丞相司直繁延寿上奏：“侍中谒者良奉旨下诏书予萧望之，萧望之只是拜了两拜。良代表朝廷与萧望之谈话，萧望之跪在地上不起来，谒者良不得已，只好也跪下，对御史大夫说：‘良失礼了。’按照惯例，丞相生病，第二天御史大夫就要前往家中探病；在朝堂聚会奏事时，御史大夫要站在丞相身后，丞相致谢，御史大夫还要趋步向前，作揖回礼。现在丞相病了很久，萧望之却不闻不问，也不探视病情；在朝堂聚会，与丞相抗礼，倨傲不逊。在朝堂议事时，意见有冲突，萧望之竟然会说出：‘君侯不就是大了我几岁吗，你还能当我的爹！’萧望之明知，作为御史大夫，不能擅自安排官吏为自己做事，萧望之却多次指使御史大夫府中的守史动用公家车马，到杜陵去料理家事。少史戴着官员的法冠，为萧望之的妻子作为前导引路，还私下里违犯规定，做买卖牟利，萧望之的属下为萧望之牟利十万零三千钱。萧望之作为朝中大臣，通晓经术，身居尊位，在九卿之上，应该作为官员的表率，却不能守法，严格要求自己，倨傲无礼，接受贿赂达二百五十金以上，请求将萧望之逮捕，按照法律治罪。”宣帝于是以诏书形式，告诉萧望之：“有关部门上奏，君无礼苛求朝廷派来的使者，对待丞相桀骜不驯，居官不够清廉，态度骄横，难以在朝中辅政，成为官员们的表率。作为朝廷三公，做事情本来应该谨慎，君却陷入各种丑闻之中，朕不忍将君交予执法官员惩治，派光禄勋杨恽送予君册书，转任太子太傅，授予君印绶。将原来的御史大夫印绶交还使者，不须再到宫中辞谢。君应当遵守道义，懂得孝行，走正路，不要再犯错误，也不要为此事再申诉。”

萧望之被贬，由黄霸代替，担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后，丙吉去世，黄霸接替丞相职务。黄霸去世后，于定国接任。萧望之终于被废黜，没有按照过去的惯例，在御史大夫任上，继任丞相。一直担任太子太傅，用《论语》、《礼服》教导皇太子。

在当时，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来长安朝见皇帝，宣帝下诏，让朝中公卿们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接见，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国均认为：“圣王的制度，施行德政，崇尚礼制，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诗经》中说：‘循礼不越，环顾四方；威望雄壮，蛮夷来降。’陛下的圣德充塞天地，光耀四方，匈奴单于仰慕汉朝的德政、教化，携带宝物来朝贡，这还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盛事。接待单于的礼仪应该按照诸侯王，位置在诸侯王下面。”萧望之认为：“单于的位置不是朝廷封的，过去我们还是把他们当作敌国来看待，对他们不能以臣子礼要求，单于的位置应该在诸侯王上面。现在蛮夷向我们稽首，自称藩国，中国也应该表示谦让，不把他们当作臣子来对待，这是一种羁縻策略，可以表示出汉的礼仪，以谦逊作为美德，无所不通。《尚书》中讲：‘戎狄荒服。’意思是戎狄来归附，他们的态度随时会发生改变，并无常态。假若以后的匈奴单于，有鸟窜鼠伏的行为，不再来朝廷朝贺、贡献，也不把他们当作叛臣来看待。对待他们的礼让，是把他们当作蛮貉，这样做才会福祚无穷，是万世长策。”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下诏说：“人们常说三皇五帝，对于戎狄不实施教化，不对他们施以管理。而今匈奴单于，自称要作为汉朝北边的藩国，要服从汉朝的正朔，朕的德能不够，德也不能覆盖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以客礼对待单于的来访，单于的位置在诸侯王上面，赞礼拜谒称臣，不呼名字。”

宣帝在病重时，要挑选可以托付的大臣，召外戚宫中侍从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到宫中，拜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让他们共同接受遗诏，辅佐新皇帝继位，负责宫中的尚书事务。宣帝驾崩，太子刘奭继位，这是孝元帝。萧望之、周堪原来是太子老师，受到敬重，元帝继位后，多次在宫中单独召见他们，谈论治国理政的措施，还有以王道治理国家的方式。萧望之推荐刘氏宗室、通晓经学的、散骑谏议大夫刘更生兼任给事中，与侍中金敞一起在皇上左右拾遗补缺。四人同心协力，劝元帝要遵循古制，以此来匡正元帝的思想，元帝很欣赏他们的谏言，大部分谏言，也能够接受。

在此前，宣帝对儒术不感兴趣，强调法律的作用，宫中的中书宦官受到重用。中书令弘恭、石显在宫中长时间负责中枢机要，熟悉法律条文，他们与车骑将军史高相互勾结，常在一起按照旧例处理朝政，将萧望之等人的意见弃之一旁。弘恭、石显时常因为意见偏颇，被萧望之等人以义理加以驳斥。萧望之认为中书省，是国家的机要中枢，应该选择贤明的官员，自从武帝在后庭注重享乐，在内朝开始重用宦官，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违背古时的制度，而且自古以来，帝王不能过于亲近宦官，萧望之他们建议皇帝重用士人，因此与史高、弘恭、石显间常发生冲突。元帝刚继位，认为弘恭、石显等人是前朝老臣，为了表示谦虚，不想马上更换，这个建议久拖不决，随后元帝又将刘更生调出宫廷，担任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举荐名儒茂材，让他们担任谏官。会稽郡人郑朋想攀附萧望之，向朝廷上书，说车骑将军史高派出门客，危害到郡、诸侯国的利益，还揭发外戚许氏、史氏子弟很多不法之事。元帝将奏章交予周堪，周堪对元帝讲，让郑朋在金马门担任待诏。郑朋写信给萧望之，说：“将军具有上古时周公、召公的德行，秉持孟公绰的才质，有春秋鲁国大夫卞庄的威严。年龄已近耳顺之年，担任朝中辅弼大臣，尊为将军，这是士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黎民百姓无不欢欣鼓舞，都说将军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今将军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像管仲、晏婴呢，还是像周公、召公一样，孜孜不倦，勤于朝政？如果是像管仲、晏婴那样，那么我将退隐回田间，像季札一样，回到延陵山水之间，整修农田苗圃，养鸡种菜种黍，培养两个儿子，终老于田园之下。如果将军愿意奋发图强，堵塞奸人横行之路，以中庸在朝中施行德政，振兴上古时周公、召公的事业，兼听不同意见，我将会尽心竭力，奔走于将军门下，砥砺剑锋，奉献绵薄之力。”萧望之遂接见郑朋，很诚恳地对待郑朋。郑朋也多次称赞萧望之，贬低车骑将军史高，指叱外戚许氏、史氏的过错。

再后来，郑朋行为奸邪，萧望之与郑朋断绝关系。郑朋与大司农史李宫均为待诏，周堪只推荐李宫担任黄门郎。郑朋，作为楚国来的士人，心怀怨恨，又重新投入到外戚许氏、史氏门下，为自己此前诋毁许氏、史氏的话作辩解，说：“那些话是周堪、刘更生教我说的，我是崤山以东的士人，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于是宫中侍从许章上奏元帝，请皇上召见郑朋。郑朋出宫后，扬言：“我谒见了皇上，向皇上揭发了前将军萧望之的五个小过错，一项大罪。中书令石显也在旁边，知道我揭发的事情。”萧望之听说此事后，询问弘恭、石显。弘恭、石显担心萧望之会为此事而申诉，元帝再将此事交予其他官吏查证，就要挟郑朋和待诏华龙。华龙，在宣帝朝与张子蟜等人担任待诏，由于行为污秽不堪，想攀附周堪等人，周堪等人不接纳，因此与郑朋臭味相投。弘恭、石显让他们二人弹劾萧望之等人，说他们密谋罢退车骑将军史高，妄图让皇上疏远外戚许氏、史氏，在萧望之休假期间，郑朋、华龙递上奏章。元帝将此事交予弘恭处理，萧望之回答皇帝的诏问，说：“在位的外戚多数骄奢淫逸，皇上要想匡正国家，就不能任用奸邪。”弘恭、石显上奏元帝，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为朋党，相互举荐，多次谮毁朝中大臣，诽谤皇上的亲戚，妄图专擅朝中大权，为臣不忠，欺瞒皇上，犯不道罪，奏请皇上派出谒者，将他们召到廷尉署问话。”当时元帝刚继位，还不知道“派出谒者，召他们到廷尉署问话”的意思，就是要逮捕入狱，批准了这个奏议。再后来元帝要召见周堪、刘更生，才知道他们已经被关押在廷尉署诏狱。元帝大惊，问：“是谁让廷尉审问他们？”为此而责怪弘恭、石显，这二人伏在地上叩头请罪。元帝说：“马上让他们出来视事。”弘恭、石显通过史高对元帝讲：“皇上刚继位，还没有以德政实施教化，让天下人看到政绩，就先把老师关起来审讯，既然已经把九卿、朝中大夫关在了诏狱，那就按照法律程序先判罪，再赦免。”元帝只好再制诏书予丞相、御史大夫：“前将军萧望之辅导朕八年，没有什么罪过，而今事情已经久远，有些事情已经记不清楚，赦免萧望之的罪过，收回前将军光禄勋印绶，与周堪、刘更生一起，贬为庶人。”随后将郑朋任命为黄门侍郎。

又过了几个月，元帝再制诏书予御史中丞：“国之将兴，尊师重教。原前将军萧望之辅导朕学习八年，引导朕懂得经学的道理，功德茂盛。赐萧望之关内侯爵，食邑六百户，兼任给事中，赐每月初一、十五上朝的优待，位置在将军之后。”元帝还想把萧望之任命为丞相，恰好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伋上书，为萧望之此前的事情辩冤，元帝将上书交予有关部门处理，有关官员上奏，说：“萧望之此前所犯下的罪行清楚无误，没有人想谮毁他，而萧望之却让儿子上书，还在上书中引用诗经，说他无辜受到别人陷害，有失大臣体统，犯下不敬罪，奏请将萧望之逮捕。”弘恭、石显等人深知，萧望之人品高尚，不会忍受侮辱，遂向元帝建议：“萧望之此前作为将军辅政，在朝中排斥外戚许氏、史氏，专权擅位，把持朝政。幸得皇上的恩赏，没有将其绳之以法，还赐予萧望之爵位、食邑，让他参与政事，萧望之居然不思悔改，还心怀怨恨，指使儿子上书，将罪过归于皇上，以皇上的老师自居，认为不会受到惩罚。如果不将萧望之关在牢里，让他受一点儿委屈，堵塞一下萧望之那不满的心情，那么圣朝就难以让萧望之感受到皇上的恩德。”元帝说：“萧太傅性子刚烈，怎么可能就范？”石显等人说：“人总是会爱惜性命的，萧望之犯下的罪过，只是以言获罪，是小罪，不必担心。”元帝批准了奏请。

石显等人将皇上的批复封好，交予谒者，命令他一定要亲手交予萧望之，然后命令太常火速带领执金吾的战车、骑兵部队包围了萧望之的宅邸。使者一到，即召萧望之接听诏书。萧望之当时就想自杀，萧望之的夫人劝止了他，认为这一定不是天子的意思。萧望之问自己的学生朱云。朱云是一位重气节的义士，就劝萧望之自杀。萧望之仰天长叹，说道：“我曾经在朝中位居将相，今年已经六十几岁，人老了还要走进监狱，忍辱求生，做人岂不是太贱了！”喊着朱云的字说：“游，取和药来，不要再拖延时间！”最后萧望之竟然饮鸩药自杀。元帝听到萧望之自杀的消息，大惊失色，拍着手说：“我早就说过了，萧望之是不会进监狱的，果然，真地把我的好老师杀了！”在当时，太官刚为元帝端上午餐，元帝拒绝吃饭，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左右人看到了，都难过地流下眼泪。元帝召石显等人来责问，骂他们考虑问题欠妥。石显等人脱帽请罪，过了很久，元帝才平息下来。

萧望之因罪而死，有关部门奏请撤销萧望之的爵位、食邑。元帝下诏加恩，由长子萧伋继承关内侯爵。元帝仍然常常思念萧望之，每年在忌日，派出使者到萧望之的墓上祭奠，直到元帝驾崩。萧望之有八个儿子，后来有三个儿子当了大官，他们是萧育、萧咸、萧由。

萧育，字次君，年少时因为父亲的职务，通过保举担任太子家中庶子。元帝继位后（注：按照时间排序，此处应该为成帝继位后，王凤是成帝的外戚，被成帝任命为大将军，而且萧望之为太子太傅，儿子不宜为太子家中庶子），在宫中担任郎官，因病免职，后来担任侍御史。大将军王凤以萧育父亲的名望，加上萧育本人的才能，将萧育任命为功曹，又转任为谒者，出使匈奴担任副校尉。回来后担任茂陵县令，在政绩考核中，萧育政绩为第六。而漆县令郭舜是最后一名，因此而受到责问，萧育为郭舜说情，右扶风大怒，说：“你的政绩也仅是第六名，刚刚过关，有什么资格替他人说情？”考核完毕后退出，传茂陵县令萧育到后曹去，汇报他在任上的工作。萧育径自走过后曹，跟随的书佐拉住萧育，萧育按着佩刀说：“萧育，杜陵县的男子汉，大丈夫，凭什么要到后曹去！”遂扬长而去，当时就要辞官。第二天早上，成帝有诏书，召萧育入宫，拜为司隶校尉。萧育经过右扶风府衙的大门，府里的官属掾史几百人在萧育的车下拜谒。再后来，因为萧育违逆了大将军的旨意，遭到免官。接下来，又担任了中郎将出使匈奴。继而担任冀州、青州两州部刺史，长水校尉，泰山郡太守，后来萧育进入朝中，担任代理大鸿胪。由于鄠县有名的强盗梁子政占山为王，为害一方，长时间不能归案，萧育担任右扶风几个月后，将这伙强盗捉拿归案，杀了梁子政等人。因为与定陵侯淳于长的关系很好，萧育受到株连，而被免官。

在哀帝朝，南郡的长江上，有很多强盗，朝廷任命萧育为南郡太守。哀帝以萧育是耆宿老臣，用三公使用的车子载着萧育，进入殿中接受诏命，说：“南郡的盗贼结伙为盗，危害地方，朕心中很挂念。因为太守的威望一向很高，因此委屈你这次担任南郡太守，到任后，尽快为民除害，安抚当地百姓，不拘任何措施。”哀帝加赐黄金二十斤。萧育到了南郡，将盗贼很快肃清。因病辞职，病好后，又重新担任光禄大夫、执金吾，在任上寿终正寝。

萧育为人威猛刚强，多次在任上被免，很少得到提拔。年轻时与陈咸、朱博是好朋友，在当时，这些人均很有名气。来往的人中有王阳、贡禹，长安人说：“萧、朱结绶为官，王、贡弹冠相庆。”意思是说他们相互间推荐，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职位。最初萧育和陈咸均为长安的公卿子弟，因此而在社会上显名，陈咸最先进入宫中任职，十八岁时担任左曹，二十几岁时即已经是御史中丞。当时朱博还只是杜陵县的一位小亭长，后来被陈咸、萧育引荐，进入王氏的权利核心。再后来不断升迁，几个人同时担任刺史、郡太守、国相，直到成为朝中的九卿，朱博最先做到将军上卿，比陈咸、萧育经历的官职还多，最终担任丞相。萧育和朱博的关系后来有了裂痕，友谊没有保持到最后，因此人们常说交友最难。

萧咸，字仲，担任丞相府长史，朝廷举荐茂材，萧咸担任了好畤县令，又转任为淮阳国、泗水国内史，张掖郡、弘农郡、河东郡太守。在任上有政绩，多次受到增加俸禄、赏赐金钱的奖励。再后来免官，接下来又担任了越骑校尉、护军都尉、中郎将，出使匈奴，官至大司农，在任上去世。

萧由，字子骄，担任丞相府西曹卫将军府掾史，转任为谒者，出使匈奴，担任副校尉。再后来通过举荐贤良，担任定陶县令，转任太原郡都尉，安定郡太守。在任上政绩卓著，受到很多人的称颂和举荐。在当初，哀帝还是定陶王时，萧由在定陶国担任县令，忤逆了定陶王的旨意，等到哀帝继位为皇帝，制策书，将萧由贬为庶人。哀帝驾崩后，萧由又复出担任复土校尉、京辅左辅都尉，转任为江夏郡太守。平定长江中的盗贼成重等人有功，增加俸禄，后来又担任陈留郡太守。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修建明堂辟雍，皇帝在明堂召见诸侯王，任命萧由担任大鸿胪，恰好萧由有病，不能胜任在朝堂上为宾客赞礼的工作，又回到原来太守的位置上，因病而遭到免官。病好后，重新担任中散大夫，在任上去世。家族中担任官吏至二千石官员的有六七人。

赞辞如下：萧望之在朝中位居将相，与元帝有着师生情谊，可谓是关系密切。因为有图谋泄露，与权臣有了裂痕，继而被元帝宠幸的宦官所构陷，最终遭到迫害，令人惋惜！否则，以萧望之的身份，威武不能屈服，又是当时的儒学宗师，兼有辅导元帝的功劳，应该与上古时的社稷大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