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在宣帝朝，天下已经显示出太平景象，四夷宾服，神爵、五凤年间（公元前61－前54年），多次出现祥瑞嘉兆。益州刺史王襄让辩士王褒颂扬汉德，王褒写了《中和》、《乐职》、《宣布》三篇辞赋。何武当年只有十五岁，与成都人杨覆众等人一起练习演唱。在当时，宣帝按照武帝朝的旧例，诏令全国举荐贤良通达士人，这一年何武等人在宣室被宣帝召见，为宣帝演唱。宣帝听完后说：“这是盛德之事，我怎么敢接受！”随后任命王褒为待诏，赏赐何武等人丝帛。

何武在射策考试中通过甲科考试，被授为郎官，与翟方进往来较多，二人成为好友。光禄勋举荐四种人才（质朴、敦厚、逊让、有行义），何武受命担任鄠（hù）县令，因为犯有过错，被免职回家。

何武兄弟五人，均在郡县里做官，郡县中的人，很敬畏他们兄弟。何武的弟弟何显，家中有商人户籍，却经常不缴纳赋税，县里也因此不能完成课税任务。县里的税务啬夫求商为此凌辱何显的家人，何显大怒，想以官职来压制求商。何武说：“我们作为朝廷官员，不能以身作则，按照规定缴纳赋税，已经是不对，还要以势压人，这样做更不应该，这与我们的身份太不相符！”何武禀告郡太守，让求商在自己任职的县中担任官吏，州里人听说此事后，认为何武身为朝廷官员，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

过了一段时间，太仆王音举荐何武为贤良方正，征召何武回答皇上策问，朝廷将何武任命为谏议大夫。再后来，何武担任扬州刺史。在任上，何武弹劾监察二千石官员，先让他们了解奏章内容，如果能够认识到错误，即减轻他们的罪责，奏请朝廷，予以免官；如果负隅顽抗，即对照法令弹劾，将其绳之以法，罪行大的，有的甚至判处死刑。

九江郡太守戴圣，钻研《礼经》很有成就，被世人称为小戴，但是在任上做了一些不法之事，此前的刺史，认为戴圣是大儒，对待戴圣比较宽容。等到何武担任扬州刺史，巡行抵达九江郡，监察已经被拘押的罪犯，有些需要挑出来，交由郡里来审判。戴圣说：“年轻人懂得什么，要他来干扰官员治理！”弃之一旁，不予理睬。何武让属下查实戴圣的其它罪行，戴圣害怕了，自动辞职。后来戴圣在京师做了博士，在朝中诋毁何武，何武听说了此事。在任上，何武处理过戴圣犯法的事情，但并不因为此而到处张扬。戴圣的儿子与门客沦为盗贼，被官府抓捕，关押在庐江郡，戴圣想，儿子这次死定了。何武在处理案情时，对照法律公平办案，戴圣的儿子并没有被判成死罪。由于这些事情，戴圣深感惭愧。何武以后再到京师述职，戴圣一定会登门拜访谢恩。

何武担任刺史，二千石官员有罪，一定会弹劾检举。对其他官员，无论贤与不肖，何武均能够以礼相待。因此郡太守与诸侯国相都能受到尊重，州中的政事清正平和。何武在州部巡查郡、诸侯国时，一定会先到学馆中会见读书的学生，考察他们的学业，询问学习中的收获，然后再回到传舍中休息。拿出汇总上来的记簿，了解当地的农田亩数，五谷生长的情况，接下来，何武再召见二千石官员，习以为常。

在此前，何武曾经担任过郡吏，服侍郡太守何寿。何寿看出何武有宰相器度，又与自己是同姓，因此对何武很好。后来何寿在朝中担任大司农，何寿哥哥的儿子担任庐江郡府长史。有一次，何武因为在长安奏事，到官邸拜访何寿，何寿哥哥的儿子也恰好在长安，何寿为此宴请何武，及弟弟何显，还有老朋友杨覆众等人。众人饮酒，酒酣耳热，何寿将哥哥的儿子引见给众人，何寿说：“这孩子在扬州部庐江郡府长史任上才能一般，还没有见过州刺史。”何显听了此话，有些不好意思，回来后问何武，何武说：“刺史官职，犹如古时的方伯，皇上委以重任，是一州人的表率，职务在于举荐贤者，斥退恶人。官吏工作有成就的，百姓中有特殊才能的，隐逸在民间的贤者，州部刺史才会召见，不能因为私事而随意请托。”何显、杨覆众极力劝说，不得已，何武召见了何寿的弟弟，赐予他一卮酒。在当时，庐江郡太守举荐何寿的弟弟。何武守法，担心他人议论，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

何武担任刺史五年，升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很欣赏何武的才干。将何武任命为清河郡太守，几年后，因为郡中多处遭受灾害，面积达到十分之四以上，何武遭到免职。又过了不久，大司马曲阳侯王根推荐何武，朝廷征何武担任谏议大夫。何武继而转任兗州刺史，再后来担任司隶校尉，又担任京兆尹。两年后，朝廷举荐方正，被何武举荐的人在皇上召见时只是转身屈膝，有关官员认为此人虚伪奸诈。何武举荐此人，因为此而受到牵连，被贬为楚国内史，又调任沛郡太守。再后来受征召入朝中，担任廷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御史大夫孔光被贬为廷尉，何武继任御史大夫。成帝想修复辟雍（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同时设置三公，改御史大夫名称为大司空。何武的官职也因此改称为大司空，受封为氾乡侯，食邑一千户。氾乡在琅琊郡不其县，哀帝在继位时，褒赏大臣，将南阳郡的犫县博望乡改封为氾乡侯何武的食邑，又增加食邑一千户。

何武为人忠厚、仁义，热衷推荐贤士，常常赞赏他人的优点。在楚国内史任上，何武褒奖了龚胜、龚舍二位贤士。在沛郡任上何武厚待唐林、唐尊二位贤士。等到何武在朝中担任公卿，又将他们举荐给朝廷。这四人后来都很有名气，这是何武举荐的结果，世人也因此称颂何武。然而何武痛恨朋党，考察文官，一定要先征询儒者的意见；询问儒者的事情，也一定要先征询文官的意见。再相互对照，以验证自己判断的正误。在任命官员时，何武要先拟定好章程，以防止他人请托。在任上，何武并没有显赫的名声，离任后，却常令后人怀念。

何武在担任御史大夫以及后来的大司空时，与丞相翟方进共同上奏：“此前诸侯国断狱判案，处理政事，内史负责监狱，国相辅佐诸侯王，统领诸侯国内的官员，中尉的职责是防范诸侯国中的盗贼。现在诸侯王已经不再断狱和处理政事，也撤销了诸侯国内的中尉，职权改由内史来担任，郡太守与诸侯国中的国相，由朝廷来任命，全国的政令统一，为的是安定百姓。诸侯国中的内史位卑而权利显得过重，职务与权利不相符，不能够统领官员，难以处理好诸侯国中的政事。臣奏请诸侯国相的权利应该与郡太守一样，内史的权利应该与郡都尉一样，以调整他们的尊卑位序，平衡权利的轻重。”成帝制诏书，说：“可以。”此后朝廷将诸侯国中的内史改称为中尉。何武在朝中担任九卿时，上奏皇上，认为应该设置三公，又与翟方进一起上奏，撤销刺史，将州部刺史名称更改为州牧，后来又恢复为刺史（详情记载在《朱博传》中）。只有诸侯国内史没有改动。

何武在朝中上了很多奏章，但是很琐碎，不能称为贤公。名气与薛宣相似，才能不如薛宣，经术学问上又过于教条。何武的后母在下面郡中生活，何武委派属下官吏，将后母接到身边。恰好成帝驾崩，官吏担心路上有盗贼，将后母留了下来，皇上左右的人讽刺何武，说何武孝敬亲人不够真诚。哀帝此时要更换大臣，遂免去何武的职务，说：“君举措烦苛，不合众心，不能够孝敬母亲，恶名远扬，难以统领四方。请交还大司空印绶，回封国休息去吧。”五年以后，谏议大夫鲍宣又为何武鸣不平，天子也被丞相王嘉的一番劝告所打动，高安侯董贤此时也在推荐何武，哀帝于是又召回何武，何武回到朝廷后，重新担任御史大夫。一个月后，担任前将军。

在此前，新都侯王莽曾经被贬回封国，几年后，哀帝因为太皇太后的原因，将王莽重新召回京师。王莽的堂弟成都侯王邑在宫中担任侍从，谎称太皇太后已经告诉哀帝，为王莽请求特进兼任给事中。哀帝就此事询问太皇太后，事情真像暴露。太后为此事而求情，哀帝看在太后的面上，不忍加以惩治，将王邑贬为西河郡属国都尉，削去一千户食邑。后来哀帝又颁下诏书，要求朝中大臣举荐太常，王莽私自请托何武举荐自己，何武不敢。过了几个月，哀帝驾崩，太后当天将王莽召入宫中，收回大司马董贤的印绶，下诏朝中大臣举荐可以担任大司马的人选。王莽原来担任过大司马，为了避让外戚丁氏、傅氏，辞让官职，朝中的官员认为王莽是让贤，又是太皇太后的近亲，从大司徒孔光以下官员，都举荐王莽担任大司马。何武此前担任过前将军，与左将军公孙禄的关系一向很好，二人私下里商议，认为在孝惠帝、孝昭帝朝，都是少主继位，外戚吕氏、霍氏、上官氏专权，几乎颠覆社稷。而今孝成帝、孝哀帝两朝没有后代，应该选择能够辅佐幼主的大臣，不应该再让异姓大臣把持朝政，这样可以使得外戚亲疏交错，对国家社稷安危会有好处。于是何武举荐公孙禄担任大司马，公孙禄同时举荐何武。太后最终任命王莽为大司马。王莽暗示有关官员弹劾何武、公孙禄，因为二人相互举荐，二人均被免去职务。

何武回到封国，王莽在朝中的权势日益膨胀，后来担任宰衡，肆意诛杀不服从自己的官员，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吕宽等人的事情败露。当时大司空甄丰按照王莽的指使，派出使者乘坐传车，调查吕宽的同党，牵连到很多王莽想除掉的人，上党郡人鲍宣，南阳郡人彭伟、杜公子，郡、国中的豪杰因此而被杀的，多达数百人。何武也因为此事而受到诬陷，大理正带着囚车，前来抓捕何武，何武遂自杀。朝中的大臣们都认为何武死得冤枉，王莽想压制不同意见，又让何武的儿子何况继承侯位，何武谥号为刺侯。王莽篡汉后，将何况贬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昭帝的陵寝）县人。在明经射策考试中，通过甲科考试，受命担任郎官，因为守护殿门失职，被免官。光禄勋于永将王嘉任命为属下掾史，考察王嘉清廉，又将王嘉任命为南陵县丞，经过考察，王嘉担任了长陵（高祖的陵寝）县尉。在成帝鸿嘉年间（公元前20－前17年），朝廷举荐敢于直言的淳朴士人，由成帝在宣室召见，要求对政事实施中的得失，提出谏言，王嘉升任为太中大夫。又出任九江郡、河南郡太守，在任上政绩很好。王嘉后来受征召调入朝中，担任大鸿胪，又接受任命，担任京兆尹，继而王嘉接任御史大夫。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王嘉接替平当，担任丞相，受封为新甫侯，享受食邑一千一百户。

王嘉为人刚直不阿，严肃而有威严，皇帝很敬重王嘉。哀帝刚继位时，想要匡正成帝朝的过失，政策上有很多改动，王嘉上书，说：

臣听说圣王最重要的，在于获得人才。孔子说：“人才难得，的确如此！”“那些继承先祖，而后成为诸侯的，难以像先贤一样，成为人才。”虽然人才不容易得到，天子经过遴选，还是可以选出让天子信任的辅政大臣。在诸侯国，有些贤臣历代受到尊重，士人百姓愿意亲附他们，通过这些士人，推行教化，逐步达到治国理政的目的。比较古代的诸侯国，现在的郡太守管理的地面很大，古时候在选择贤臣时，已经感觉到贤才难得，汉朝建国后不拘一格遴选人才，有些人甚至出身于囚徒。比如前朝的魏尚，因为犯罪被关进监狱，文帝听了冯唐的谏言，明白了重用魏尚的道理，派使者持符节赦免魏尚，重新拜为云中郡太守，匈奴因此而不敢犯边。景帝将韩安国从刑徒中提拔上来，拜为梁国内史，梁孝王因此而免罪。张敞在担任京兆尹时，有罪遭到免官，一位狡黠的下属知道后，竟然在张敞免官前渎职，冒犯张敞，张敞愤而将其逮捕杀头。其家人为官吏鸣冤，朝中使者复查此案，弹劾张敞滥杀无辜，奏请逮捕张敞，没有得到皇上的批准。宣帝大赦天下，张敞得以免罪，在外亡命几十天后，宣帝又召回张敞，拜为冀州刺史，张敞重新得到重用。前朝并不是因为偏爱这三位官员，而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确实是人才，重用他们有益于国家。

孝文帝朝，官吏在一个地方任职，做官的时间太久，子孙有些竟然以官职作为姓氏，像仓氏、库氏，即是负责管理仓库的官员后代。二千石官员都能够奉公守职，上下相望，不会出现苟且敷衍了事的官员。此后情况有所改变，公卿以下的官员更换频繁，又多次改变制度，司隶校尉、州部刺史监察官员时，过于苛查，动辄弹劾，揭发阴私；官吏在一个位置上，任职几个月后即有可能遭到免职，送旧迎新，新旧官员在路上相互问候。中等才能的官员苟且度日，但求无过；才能下等的官员，更是常担心会触犯法令，蹑手蹑脚，大家考虑问题为私的多。二千石官员遭到轻贱，下层官吏与百姓对他们也失去了敬畏的感觉，容易怠慢。有些人因为一点小的过错，即构成犯罪，刺史、司隶校尉遂加以弹劾；下级官吏知道这些官员早晚也会倒台，工作上有一点儿不如意，即会产生叛离之心。此前山阳郡的亡命之徒苏令等人纵横乡里，当地官员一筹莫展，没有人肯卖力气擒拿，因为他们知道，郡太守的官职早晚会被褫夺。孝成帝为此事而懊悔，专门颁下诏书，二千石官员不再以放纵罪犯而获罪，派出使者赐予官员黄金加以慰问，强调国家有急难，还是要依靠二千石官员，二千石官员受到尊重，在国家危难时，才能够发挥作用。

孝宣帝爱护善于治民的官员，有人弹劾这些官员，就将奏章留中不发，等到大赦，再将问题一并解决。按照旧例，尚书一般不上奏章，怕的是烦扰百姓，官员因为有罪，被收捕查办，有的死在狱中，奏章行文均要写上“敢告之”的字样，才发下。希望陛下能够留神选拔贤臣，多记住他们的优点，忽略他们的不足，容忍臣子的过失，不必求全责备。二千石官员、州部刺史、三辅县令均为有才能的人，正因为此，这些官员才会受到重用，人不可能没有过错，有些过错可以宽免，让官员将功补过，还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这些都是当今的要务，国家需要重视的事情。此前苏令造反，原来要派大夫作为使者，前去责问，后来看到没有可以担任使者的大夫，只好召盩厔县令尹逢，将尹逢临时拜为谏议大夫，然后派遣，而今朝中有才能的大夫很少，应该加以储备，以供在急需时，有可以调用的人才，这样才会在遇到急难时，有赴难不惧死事的贤臣；临时仓猝应对，不是明智的做法。

王嘉为此而推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和能吏萧咸、薛修等人，他们原来都是二千石官员，在任上有很好的政绩。哀帝任用了这些人。

恰好此时息夫躬、孙宠等人通过中常侍宋弘，上书告发东平王刘云诅咒哀帝，还有东平王后的舅舅伍宏阴谋加害哀帝，刘云等人被杀，息夫躬、孙宠因为此事而被提拔为二千石官员。在当时，侍中董贤正在受到哀帝宠幸，哀帝想将董贤一起封为侯爵，但是找不到机会，傅嘉劝哀帝借东平王的事情，封董贤为侯爵。哀帝于是将息夫躬、孙宠告发东平王的奏章，去掉宋弘的名字，改为董贤的名字，而后以此为依据，封赏董贤，先赐他们关内侯爵。过了一段时间，在封董贤等人前，哀帝担心王嘉会出来阻拦，先让皇后的父亲孔乡侯傅晏拿着诏书，交予丞相、御史大夫看过。丞相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随即密封上书，说：“听说董贤等三人要被封为侯爵，朝中的官员无不议论纷纷，都说董贤受到皇上的宠幸，其余二人也因此蒙恩受赏，至今流言蜚语不断。陛下施予厚恩，赏赐董贤等人。应该将封赏他们的奏章公布，询问一下朝中的公卿大夫博士议郎，结合古今的事例，明确封赏的原因，而后再封赏爵位；否则，会失去人心，海内百姓也会因为此事而议论纷纷。将此事公布以后，一定会有人认为应该封侯，到那时陛下再做出决定；即使还会有人不高兴，也可以将责任分担，不会集中在陛下一人身上。此前定陵侯淳于长在被封为列侯前，也有人议论。当时的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该受封为列侯，众人最终将责任归咎于谷永，先帝没有为此而独自承担责任。臣王嘉、臣贾延才能疏浅，但是有义务向陛下解释清楚。也知道按照皇上的旨意行事，不会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明哲保身，所以没有这样做，也是为了报答皇上的厚恩。”哀帝认为他们说得有道理，就将此事先暂时搁置了一下。过了几个月，哀帝再次下诏，封董贤等人为列侯，同时指责朝中的公卿大臣，哀帝说：“朕继位以来，身染疾病未愈，朝堂中叛逆的阴谋接连不断，乱臣贼子，就是皇宫内的近侍。此前东平王刘云与王后合谋诅咒朕，派他们的侍医伍宏等人与皇宫内侍，为朕把脉，几乎危及社稷，还有比这更危险的事情吗！在春秋时，楚国有忠臣子玉得臣，晋文公坐不安席；在前朝，武帝有汲黯，淮南王不敢造反。而今刘云等人妄图加害天子，谋逆作乱，你们都是朕的公卿股肱大臣，却不能够悉心明查，将阴谋消除在萌芽。托庇祖宗神庙的护佑，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人及时查觉，报告朝廷，现在这些罪犯已经伏法，受到严惩。《尚书》中不是讲吗？‘重用有德之人，彰显其善行。’封董贤为高安侯，封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封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

又过了几个月，天上出现日食，哀帝下诏，举荐直言士人，王嘉再次密封上奏，说：

臣听说皋陶告诫舜帝，说：“治理国家，不能放纵享乐，要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商朝的箕子告诫周武王，说：“作为人臣，不能作威作福，不能锦衣玉食；人臣一旦作威作福，锦衣玉食，一害家，二害国，百姓没有效仿的榜样，就会胡作非为。”意思是说，这样做，会违逆尊卑次序，乱了阴阳和谐，既危害到君王本身，也会危及国家，因此而受伤害。国人一旦心生邪念，胡作非为，那么君王制定的法令，就将难以发挥作用，上下尊卑，就会扰乱制度。周武王懂得这些道理，亲身实践，到了周成王、周康王时，周朝达到鼎盛。在此之后，周王室开始纵情享乐，法度废弛，相继出现臣弑君，子弑父。父子本来是至亲关系，一旦失去礼仪制度约束，祸患就会随之产生，更何况是异姓大臣？孔子说：“享有千乘之国，要谨慎守信，节用爱人，在使用民力时，要遵照时令。”孝文帝朝，深谙此道，因此在当时，海内蒙恩，文帝的庙号被定为太宗。孝宣帝赏罚分明，赏罚有理，鼓励大臣们建立功勋，忽略工作中的小错，因此在宣帝朝，天下太平。孝元帝继承祖宗的基业，温和恭敬，努力限制欲望，国库内存有余钱四十万万，水衡掌握的钱有二十五万万，少府掌握的钱有十八万万。元帝曾经巡游上林苑，后宫冯贵人跟随元帝在上林苑游玩，来到兽圈，猛兽猛扑出来，冯贵人站在前边挡住猛兽，元帝嘉奖美人的善行，赐钱五万。掖庭中的妇人有亲属来探亲，要给予赏赐，元帝特地嘱咐不要到处张扬，以示公平对待，担心大家争宠，赏赐尽可能地节俭。在当时，外戚的家产很少有超过千万的，少府、水衡都尉掌握着很多钱财。尽管遭遇了初元、永光年间（公元前48－前39年）的饥荒灾害，还有西羌的叛乱，军队出征，对内还要抚恤灾民，始终没有感到财政困乏，会有入不敷出的忧虑，因为国库内的钱充盈。在成帝朝，朝中谏臣多次劝说成帝不要私自外出，不要专宠女色，沉湎在酒色中，这样会损害圣德，伤害身体，言辞恳切，始终没有遭到成帝的嫉恨。成帝朝的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等人，特别是史育多次遭到贬黜，家产也没有达到过千万，张放被贬谪回封国，淳于长死在狱中。成帝不会因为私而损害公义，虽然成帝受到过很多批评，朝廷一直安宁，国家祥和，最后成帝将帝位传予陛下。

陛下在诸侯国的时候，喜欢《诗经》、《尚书》，崇尚节俭，在来长安的路上，沿途传诵着陛下的美德，这一点正表明天下人对陛下寄托厚望。陛下刚继位，就撤去了帷帐，撤消了锦绣，乘舆的席子仅仅是绨缯而已。恭皇的寝庙很多地方需要修整，陛下考虑到百姓负担沉重，担心用度不足，以义割恩，将工程停了下来，现在才开始修建。而驸马都尉董贤要在上林苑中修建衙署，还要为自己修建宅邸，向北打开大门，引进皇家的沟渠，灌溉自己的园林，还要派人管护，董贤赏赐吏卒的钱，甚至多过修建皇室宗庙的钱。董贤的母亲有病，长安厨令要为她准备祭祀的用具，路上经过的人都能够享受到美食。为董贤添置器具，器具做成后，陛下还要亲自看过才放行。器物做得好，陛下拿出官府的钱来赏赐工匠，陛下供奉三位太后的寝宫，也很难做到这些。在董贤家中，有会见亲戚、婚姻的事情，朝中的官员要为董贤供给必须的物品，赏赐惠及到苍头奴婢，每人达十万之多。专门有人管护这些物品，还要到市场上采买，市面上的商人为此而震动，道路喧哗，群臣为此而感到困惑。陛下颁布诏令，撤消苑林，将苑林赏赐给董贤，赏赐的田地多达二千余顷，均田制度遭到破坏。董贤骄奢淫逸，奢侈放纵，祸乱阴阳，致使灾害频仍。百姓谣言四起，手中拿着行筹，惊慌失措，披头散发，光着脚，四处奔走，骑马的人飞驰狂奔，上天已经迷惑了众人的心智，难以自控。还有人认为这次传递行筹，是上天在告诫陛下。陛下一向仁慈聪明，做事谨慎，而今竟然有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

孔子说：“国家危难，不能扶持，要这些辅弼大臣有何用！”臣王嘉有幸，得以在朝中担任大臣，看到这些内心真的很难过，不能将愚忠奉献予陛下；只要对国家有益的事情，就是要臣去死，也不敢爱惜性命。希望陛下能够审慎地思考，警惕已经发生的事情，认真地对待众人的怀疑和批评。在前朝，宠臣邓通、韩嫣因为受到皇上宠幸，不受法律约束，享乐无穷，小人不胜其情欲，最终均受到惩罚。乱国之臣，身死名灭，不能善始善终，所谓爱的极端，其实也是在戕害他们。陛下应该对照前朝的教训，限制对董贤的宠幸，这样做或许可以保全董贤的性命。

哀帝看了奏章，心中很不高兴，反而更加宠幸董贤，不能自已。

恰好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去世，哀帝假托是傅太后有遗诏，让成帝的母亲王太后颁下诏书予丞相、御史大夫，加封董贤食邑二千户，同时赐予孔乡侯傅晏、汝昌侯傅商、阳新侯郑业食邑。王嘉密封送还诏书，同时密封上奏，劝谏哀帝和王太后，说：“臣听说爵禄土地，是上天拥有的财产。《尚书》中讲：‘上天将天下交给有德的人，分别以五种服饰，五种彩章加以区别！’君王代替上天赏赐爵位，也要十分慎重。裂地封侯，如果封得不合适，难以让人信服，还会撼动阴阳，后果将会非常严重。而今皇上的身体一直不好，这也是臣王嘉内心常感到忧虑的事情。高安侯董贤，是一位佞幸宠臣，陛下给予董贤如此高的爵位，如此多的财富，放低皇帝的至尊身段，宠幸这位佞臣，皇上的威望已经受到损害，国家的府库将要耗尽，可是董贤仍然不知足。国家的财富，都是民脂民膏，孝文帝想修建一座露台，需要花费百金，文帝感觉到花费太大，遂放弃不建。现在董贤拿着国家的财产，充塞进自己的私囊，一家人受到的赏赐，动辄千金，自古以来还没有这样的宠臣，这种事情传扬出去，没有人不报怨的。民间已经有民谣：‘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臣经常为此事而感到寒心。现在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有遗诏，诏令丞相、御史大夫增加董贤的食邑，赏赐三位列侯封邑，臣王嘉深感困惑。山崩地动，日食在三朝这样的时间发生，这是阴侵犯阳，上天给予的警示。此前董贤已经多次得到加封，傅晏、傅商也增加了食邑，都是因为私心，他们竟然如此贪得无厌，皇上的恩赏又过于厚重，佞臣索求无度，不知满足，这样做会伤害到尊重贤者的大义，难以将此事宣示于天下。这种做法为害实在是太大！臣过于骄奢，会使得阴阳失调，气感撼动，会损害陛下的健康。陛下重病在身，长期不能痊愈，还没有生下自己的亲生儿子，应该多想一些正事，顺应天下民心，多求福祐，陛下不能总是轻贱自己的身体，肆意妄为，不考虑高祖当年创业的艰难，高祖当年创立下的制度，就是为了传于后世无穷！《孝经》中讲：‘天子有诤臣七人，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臣谨慎地密封送还这封诏书，不敢暴露在外，不是因为臣甘冒死罪，轻视诏命，是担心天下人知道此事，所以才不敢暴露。臣愚蠢，戆直，不懂得忌讳，愿陛下深思。”

在当初，廷尉梁相与丞相府长史、御史中丞以及五位二千石官员联合审理东平王刘云的案件，当年冬天还剩二十几天，梁相当时心中存有疑问，发现犯人的口供中有很多不实之辞，于是上奏朝廷，希望能够将案件转到长安来审理，交予朝中的公卿大臣们再讨论。尚书令鞠谭、仆射宗伯刘凤也持有同样想法。哀帝认为梁相等人看到皇上身体不好，左顾右盼，怀有二心，希望侥幸拖过冬天，可以将刘云减罪免死，没有讨贼疾恶如仇的责任感，于是制诏书，将梁相等人贬为庶人。又过了几个月，大赦天下，王嘉密封上奏，推荐梁相等人，说他们熟悉法律刑狱，“梁相思虑深沉，鞠谭精通法律，宗伯刘凤熟悉经书，注重个人品行，圣王应当重视臣下的辛苦和功劳，宽容他们的过错，臣认为朝廷应该起用这三人。”上书递上后，哀帝心中忿忿不平。又过了二十几天，王嘉密封送还加封董贤食邑的诏书，哀帝顿时勃然大怒，颁布诏书让王嘉到尚书省，责问王嘉：“梁相等人此前在任上不能尽忠守责，对外勾结诸侯王，怀有二心，违背人臣大义，而今君竟然说梁相等人有才能，妄图为梁相等人开脱罪责。君以道德，位列三公，应该统领百官，分清善恶，将此作为丞相的职责，明知道梁相等人罪恶昭彰，已经名闻天下，还要加以袒护，现在君又推荐梁相等人，让朝廷重用他们。大臣做事情，就是这样肆意妄为，惑乱国体，欺君罔上的吗，君尚且如此，在下面郡国做官的大臣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回答朕的问题。”王嘉只好免冠谢罪。

哀帝将此事交予朝中的将军和内朝的官员们讨论。光禄大夫孔光、左将军公孙禄、右将军王安、光禄勋马宫、光禄大夫龚胜纷纷弹劾王嘉，认为王嘉惑乱国体，欺君罔上，犯不道罪，奏请将王嘉交予廷尉会审。龚胜又单独弹劾王嘉，认为王嘉身为宰相，朝中的很多大事遭到荒废，对此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推荐梁相等人，事情不是很大，以惑乱国体，欺君罔上，给王嘉定不道罪，恐怕难以说服天下。哀帝还是按照孔光等人的定罪处治。

孔光等人遂奏请谒者，召王嘉到廷尉署诏狱报到，哀帝制诏书，说：“骠骑将军、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员、诸大夫、博士、议郎参与讨论。”卫尉孙云等五十人认为：“按照孔光等人的奏议定罪。”议郎龚等人认为：“王嘉的话前后矛盾，不能坚持原则，再担任宰相，不合适，应该褫夺王嘉的爵位封邑，贬为庶人。”永信宫少府猛等十人认为：“圣王断狱，一定要先查清事情的原委，再探究犯罪的动机，而后再定罪，这样死者才会死而无怨，生者也不会鸣冤叫屈。明主亲自躬行圣德，重视对大臣的用刑，广泛征询有关部门的意见，更要让海内人心服口服。王嘉的罪名虽然应该按照法律治罪，圣王对于丞相，还是要以礼相待。圣王在车上看到丞相时，要下车；坐着看到丞相，要起立；丞相有病了，圣王还要多次前往探视；去世了，要亲临家中吊唁；甚至停下宗庙的祭祀，进之以礼，退之以义，为丞相书写诔文，表彰丞相生前的事迹。此次王嘉犯罪，是因为推荐了梁相等人，罪恶虽然很大，但是将丞相剃发，戴上刑具，脱下衣服，用鞭子抽打，恐怕不是重视国体，维护宗庙的做法。现在春月寒气逼人，霜露多次降临，应该向天下昭示皇上的宽厚、仁慈。臣等人不懂得大义，愿陛下明察。”哀帝还是下诏，交给谒者符节，诏令丞相到廷尉署诏狱报到。

使者来到丞相府，丞相府的掾史哭得涕泗交流，将和好的毒药递给王嘉，王嘉不肯服药。主簿说：“将相不面对廷尉陈述冤情，这是由来已久的规矩，君侯还是照此办理吧。”使者坐在府里，威逼王嘉。主簿又把毒药递了上来，王嘉抓起药杯，摔在地上，对属下官吏说：“丞相是朝中三公大臣，奉职如果做了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应当在都市万众面前受刑，向大众宣示。难道要我去学小女子，受到委屈就服药自杀！”王嘉遂穿上官服，阔步走出丞相府大门，面对使者，再拜受诏，坐上官吏驾驶的小车，去掉车盖，跟随着使者来到廷尉署。廷尉将王嘉的丞相、新甫侯印绶收去，然后将王嘉捆绑起来，送到都船诏狱。

哀帝听到王嘉没有自杀，而是到了廷尉署报到，更是怒火冲天，派朝中将军以下大臣与五位二千石官员会审。官吏诘问王嘉，王嘉回答：“断案须以事实为根据。我看到梁相等人此前审理东平王的案件，并没有认为刘云不应该处以死罪，只是要告诉朝中的公卿，处理案件要慎重。通过驿站的车马押送囚犯，不能超过冬月，实在看不出梁相等人有内外勾结，阿附刘云的用意。幸得以大赦，梁相等人都是很好的官员，臣为国家爱惜人才，并没有私心偏爱这三人。”狱吏又问：“既然是这样，君究竟是什么罪呢？你一定是做了有负国家的事情，不会平白无故地来到这里吧。”这时候狱吏对王嘉稍稍用刑，王嘉喟然长叹道：“臣幸得以在朝中担任宰相，不能够引进贤才，斥退不肖，因此而负国，这是我抱憾的地方，死有余辜啊。”狱吏问贤才和不肖的人是谁，王嘉说：“贤才，有原丞相孔光、原大司空何武，不能够将他们留在官位上；恶人，是高安侯董贤父子，奸佞邪辟，惑乱朝纲，不能够将他们斥退。这是我的罪过，罪该万死，死无所恨。”王嘉关在监狱里二十余日，不吃东西，最后呕血而死。哀帝的舅舅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一向敬重王嘉的为人，对于王嘉的死，深感哀痛，哀帝为此免去了丁明的职务，让董贤代替（详情记载在《董贤传》中）。

王嘉担任丞相三年，被杀，撤消封国。死后哀帝看了王嘉在狱中的招供，开始认真思考王嘉的对话，于是再次任命孔光代替王嘉担任丞相，征用何武担任御史大夫。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朝廷颁下诏书追思褒奖贤臣，登录忠臣，朝廷将王嘉的儿子王崇封为新甫侯，追谥王嘉为忠侯。

师丹，字仲公，琅琊郡东武县人。师丹刻苦钻研《诗经》，曾经服侍过匡衡。通过举荐孝廉，师丹在朝中担任郎官。元帝末年，师丹担任博士，后来被免职。成帝建始年间（公元前32－前29年），师丹被州里举荐为茂材，后来又补任为博士，被朝廷任命为东平王太博。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推荐师丹，认为师丹对经学的理解，博大精深，行为廉洁正直，信守道义，朝廷将师丹征调入朝中，担任光禄大夫、丞相司直。几个月后，成帝让师丹以光禄大夫身份，兼任宫中给事，继而担任少府、光禄勋、宫中侍从，师丹受到皇帝重用。在成帝末年，成帝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成帝任命师丹为太子太傅。哀帝继位后，师丹担任左将军，受赐关内侯爵，享受食邑，兼领内朝尚书事务，之后师丹代替王莽担任大司马（太尉），受封为高乐侯。一个月后，改任大司空（御史大夫）。

哀帝从小在封国长大，看到在成帝朝，成帝将朝政交予外戚掌握，王氏僭越制度，在朝中权势显赫，心中常郁郁不乐。继位之后，哀帝就想对此有所匡正。封了丁氏、傅氏爵位，试图削夺王氏的权利。师丹以哀帝师傅身份，在朝中位列三公，受到哀帝信任，师丹上书说：“在上古时，帝王举丧，不能施政政事，朝中政务，交予宰相处理，三年之内不改先王的政策。此前大行皇帝的灵柩仍然摆放在殿堂里，陛下就开始为亲属和朝中大臣封赏爵位，受到封赏的人都非常尊贵。陛下封了舅舅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没有确立，就预先封了皇后的父亲为孔乡侯。将宫中侍从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人免职。频繁地颁发诏书，改变前朝制度、政务，处理事情过于匆忙。臣不能清楚地指出治国的方略，也不能坚决地拒绝皇上赐予的爵位，与其他大臣一起，接受了皇上无功而封赏的侯爵，这样做只是增添了陛下的过失。在此期间，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水灾，有很多百姓因此死亡，或者流浪在外，无家可归，日月不明，五星失序，这些都是因为举措失当，号令不明，阴阳失序，法理错乱的结果。臣注意到人们通常认为，没有儿子，即使年纪到了六七十岁，还要想办法娶妻生子。孝成帝洞察天命，选中陛下，在壮年时就克制自己，立陛下为继承人。先帝抛弃天下后，陛下继承皇位，四海安宁，百姓没有惊慌失措，这是先帝的圣德符合天人感应。臣听说天威神明距离君王不过咫尺之远，愿陛下深思熟虑，先帝当初为什么要立陛下为太子，陛下应该克制自己，率先垂范，引导百姓遵循教化。天下，是陛下的天下，朝中大臣何愁不能富贵，做事情不要过于仓猝。先帝不认为臣愚蠢，让臣担任了太子太傅，陛下以臣作为师傅，虽然对国家没有功劳，陛下还是让臣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赏赐封爵、食邑，还要加赐黄金。臣位列三公，在朝中辅佐皇上，主持朝政，不能够尽忠补过，也让群臣在背后议论，灾异多次显现，这些都是臣的罪过。臣不敢请求退休乞骸骨，回到家乡海滨养老，担心这样做有骄矜伪善的嫌疑。只是惭愧自己难以承担重任，按照道义不得不尽死忠报效皇上。”上书达几十次，大多言辞恳切。

在当初，哀帝刚继位，成帝的母亲号称太皇太后，孝成赵皇后号称皇太后，而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后都还住在长安官邸里，以定陶恭王后为称号。高昌侯董宏上书，说：“秦庄襄王母亲，原来是夏氏，襄王被华阳夫人收为养子，继位后，随即将母亲改称为太后，现在应该封定陶恭王后为皇太后。”哀帝将此事交予朝中官员讨论，当时师丹以左将军身份与大司马王莽，一起弹劾董宏，说：“知道皇太后是至尊称号，现在汉朝天下一统，董宏竟然以亡秦做比喻，误导圣朝，说了不应该说的话，犯不道罪。”哀帝刚继位，表示谦逊，采纳王莽、师丹的谏言，将董宏贬为庶人。傅太后知道后，大怒，一定要哀帝为自己封尊号，哀帝只好追尊定陶恭王为恭皇，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后为恭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人，也随着上奏，说：“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不应该再以定陶藩国的名称冠在前面，车马服饰应该以皇家规制为标准，还要设置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设置一套皇家机构，应该为恭皇在京师建造庙堂。”哀帝又将此项奏议交予朝中大臣们讨论，有关官员认为可以按照泠褒、段犹的谏言去做。师丹提出不同看法，说：“圣王制定礼仪，取法于天地，因此才有了尊卑之礼，明确人伦关系的位序，人伦位序端正，乾坤得以正位，阴阳理顺，人主与万民才能获得神灵护佑。尊卑，是用来端正人伦位序的，不能扰乱。现在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是以定陶恭皇为称号，母亲跟随儿子，妻子跟随丈夫。如果再要设置官员机构，车服与太皇太后一样，这样做不能显示尊卑，天下没有两个皇上。定陶恭皇的谥号，已经在此前确定，按照礼制，不能再修改。《礼经》中讲：‘父为士，子为天子，祭祀按照天子礼仪进行，丧葬礼服仍然是士的礼服。’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为的是尊重父母。作为他人的继子，就是他人的儿子，要在他人身后穿三年孝服，而为自己父母只服一年孝，这是表示尊重本祖，重视正统。孝成帝给予陛下的圣恩深厚，将陛下立为太子，又为恭王立了后嗣，奉祀定陶恭王的宗庙，现在恭皇作为诸侯国的太祖，万世不会遭到废弃，恩义已经完备。陛下既然继承先帝，奉祀大宗，祭祀宗庙天地社稷，按照礼仪不应该再奉祀定陶恭皇宗庙，不能再将恭皇的祭庙迁入京师，这样做不妥。如果将恭皇的祭庙迁入京师，让朝中的大臣们祭祀，将会是无主的神庙。在世的亲人一旦没有了，祭庙就要拆毁，空留下诸侯国的太祖不能受到祭祀，又要将无主的神庙拆毁，这样做不符合礼制，不是在尊重恭皇。”师丹讲了这番话，更加不附和哀帝的心意。

此时有人上书，说古时候以龟贝为货币，现在以钱为货币，百姓才变得贫穷，应该改变币制。哀帝就此事询问师丹，师丹回答说可以更改。哀帝将奏章交予朝中官员讨论，大臣们认为使用钱币已经很久远，难以仓猝间改变。师丹老了，忘记此前曾经讲过的话，此后又赞成公卿们的讨论。还有一次，师丹让属下官吏写奏书，官吏却私下抄写副本，丁氏、傅氏子弟知道此事后，指使人上书弹劾师丹，说师丹密封上奏，可是连路上的人，都知道奏章的内容。哀帝就此事问将军与内朝大臣，大家说：“忠臣谏言，不应该泄露谏书中的内容，大臣奏事，不应该向外人泄露奏书中的内容，让官吏百姓随意传写，流传四方。‘大臣如果不能保密，会丢掉性命。’应该交予廷尉署审理。”于是哀帝将此事交予廷尉，廷尉弹劾师丹犯下不敬罪，事情还没有结束，宫中的给事博士申咸、炔钦又上书皇帝，说：“师丹的经学和品行是当代人的楷模，近代大臣能像师丹这样的已经很少。师丹为了抒发愤懑，密封上奏，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又让主簿书写，泄漏了上书内容，其过失不应该在师丹身上。为此而贬黜师丹，恐怕会令众人寒心。”尚书弹劾申咸、炔钦：“侥幸以儒官身份，选拔上来担任皇上的心腹，协助皇上参谋，确定疑问，明知师丹是社稷重臣，朝廷对大臣的议罪处罚，是慎之又慎的事情，申咸、炔钦最初根据经义，认为应该对师丹治罪，现在事情确定下来，又上书妄自称誉师丹，前后矛盾，犯下不敬罪。”哀帝遂贬斥申咸、炔钦，将他们的俸禄削去二等，然后制策书，免去师丹的职务，哀帝说：“作为朝中三公，君应该是朕的心腹大臣，辅佐朕行善补过，统率百官，使天下祥和安宁。朕不聪明，将政务交于君处理，在此期间阴阳不能调和，寒暑失常，灾异频繁发生，山崩地裂，河堤决口，地下涌泉，淹死无数的百姓，现在百姓流离失所，没有安定的居所，司空的职务形同虚设。君在任上任职三年，没有听说过有忠言嘉谋，反而有勾结朋党，处事不公的恶名。在此前朕将力田提议改变货币的奏章交予君看，君在朕的面前说，完全可以更改；朕把君的话告诉朝中大臣，让他们讨论，君又随声附和大臣们的意见，认为货币不便更改，让讨论的大臣们认为，这是朕在提出荒谬的想法。朕将此事隐忍不发，代替君受过。朕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在朝中结党营私，相互勾结，形成气候，因此多次以书面形式提醒君，希望君能够改过自新，君不知悔改，退朝后居然还发牢骚。君密封上奏，却将奏书内容传遍路人，让朝内朝外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是大臣不忠，已经构成重罪，沽名钓誉，对此事议论的人很多，传遍四方。作为朕的心腹大臣，竟然如此做事，那么其他大臣，疏远的人又将会是怎样？这难道符合《易经》中所讲的：二人同心，利可断金吗？君将如何率领群臣，辅佐朝政，亲附远方？朕认为君的职务非常重要，君的责任重大，却不能缜密思考问题，心怀杂念，辜负朕的期望，君的讲话反覆无常，没有定见，朕真地为君感到羞耻，这样做还怎么在一起执政，永保国家安宁太平。因为君曾经做过朕的老师，不忍将君置于法官面前，已经诏令有关官员，赦免君，不再追究责任。请交还大司空高乐侯印绶，回家休息去吧。”

尚书令唐林上书，说：“臣看了罢免大司空师丹的策书，陛下的责备过于严苛，君子作文，应该考虑为贤者讳。师丹是当代儒学大宗，道德品行堪为国中长者，曾经教导过陛下，位列朝中三公，所犯下的过失微不足道，海内没有听说过有人说师丹有什么大罪，事情已经过去，陛下将其罢免爵位，处罚太重，京师中知道此事的人，都认为应该恢复师丹的爵位和食邑，给予奉朝请的优渥，这样做还可以让四方有所瞻仰。愿陛下能够考虑众人意见，以报答师傅的教导之恩。”哀帝接受了唐林的建议，下诏赐予师丹关内侯爵，享受食邑三百户。

师丹被免职几个月后，哀帝采纳朱博的建议，尊封傅太后为皇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一样受到尊敬，又为恭皇在京师设立祭庙，仪式与孝元皇帝一样。朱博升任为丞相，又与御史大夫赵玄一起上奏，说：“此前高昌侯董宏首先建议上尊号，而被师丹弹劾，贬为庶人。当时天下还在为成帝服丧，朝中政事交由师丹处理。师丹没有褒扬尊亲的意思，反而妄加评议，阻止上尊号，使得皇帝的孝行受到损伤，这是师丹不忠。陛下仁慈，还是为皇太后封了尊号，董宏因为忠孝，又受封为高昌侯。师丹罪恶昭彰，虽然因为大赦，没有治罪，也不应该再享受食邑和爵位，奏请将师丹贬为庶人。”上奏得到批准，师丹被贬回老家数年。

平帝继位后，新都侯王莽请示太皇太后，挖掘了傅太后、丁太后的墓冢，剥夺了她们的玺印绶带，又重新按照民礼改葬，定陶国也拆毁了恭皇庙。当年提出建议的泠褒、段犹等人，被发配到合浦县，又将高昌侯董宏贬为庶人。太皇太后征师丹到公车署，赐予师丹关内侯爵，享受原来的食邑。几个月后，太皇太后又颁下诏书予大司徒、大司空，说：“褒奖有德，赏赐元功，这是先圣制定的制度，百王继续奉行。在此前，定陶太后僭越，为自己上尊号，悖逆义理。关内侯师丹效忠国家，不顾危难，秉持臣节，根据圣法，分清尊卑位序，堪为中流砥柱，临大节而不夺志，真可谓是社稷之臣。有关部门逐条上奏，当年建议定尊号的邪臣已经遭到贬黜，师丹的功绩还没有得到褒赏，违背了先赏后罚的义理，没有彰显有德，奖赏功臣。现在为师丹增加厚丘县中乡的食邑二千一百户，封师丹为义阳侯。”又过了一个月，师丹去世，谥号为节侯。儿子师业继承爵位，王莽篡汉败亡后，爵位封邑断绝。

赞辞如下：何武举荐王莽的事情，王嘉对封赏董贤的谏诤，师丹对上尊号的谏言，按照他们最终的祸福结果，都有了验证。当年王莽兴起，朝中内外屈服，董贤受到的宠幸，可以与外戚相埒，何武、王嘉以区区臣子，犹如以一掊黄土，去堵塞江河洪水，最后湮没在洪水之中。师丹和董宏交替受到赏罚，可谓悲哀！因此说：“随波逐流，则废弃正道，违背世俗，又性命危殆。”这是古人留下来的遗训，封官授爵，何其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