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家学者，对《诗经》、《尚书》、《易经》、《礼经》、《乐经》、《春秋》进行广泛地研究、学习。以上《六经》，是君主治国理政、实施教化所依据的经典，是先圣用来解释天道、端正人伦、追求天下大治的成法。周王室衰落之后，在周幽王和周厉王时期，王室的礼乐征伐转移至诸侯手中。又经历二百余年，孔子诞生，孔子认为，圣人建立的德政，正在遭遇衰世，先圣的治国理念，正在遭到摒弃，先圣推崇的大道，被弃之不用。孔子哀叹道：“凤凰不来，河不出图，我该完了吧！”然而孔子又说：“文王虽然离世，一切礼乐制度，不是还保存在鲁国吗？”于是应诸侯国君的邀请，孔子在诸侯国间行走，向国君们鼓吹礼制。向西走到周王室的京畿，向南抵达楚国，路上曾经遭遇过匡人的威胁，在陈国受到过民众的围困，一路上风尘仆仆，前后谒见七十余位诸侯国君。在齐国，孔子听到《韶》乐，感动地说，三月不知肉香；最后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修订礼经，研究《雅》乐、《颂》乐，让礼经、乐经各得其所。考察古今典籍后，孔子感叹道：“确实伟大，唐尧作为帝王！以天比喻帝王，尧帝最伟大。巍巍乎尧帝创立的事业，文章中所描绘的，何其美轮美奂！”孔子又说：“周代鉴于夏、商二代的灭亡，制定礼仪制度，这些制度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我赞成周代的礼制。”在整理《尚书》时，孔子认为，其中部分内容来自于《尧典》，孔子肯定舜帝制定的乐礼，以《韶舞》为标准，孔子称颂《诗经》，以《周南》为范例。孔子解释周代礼乐制度的来历，整理鲁国历史，编撰《春秋》，用以阐释周礼。在书中，孔子列举十二位鲁国国君的事迹，以文王、武王之道为标准，将书的核心归纳为尊崇王道，时间截至鲁哀公获取麒麟为止。到了晚年，孔子专心研究《易经》，反复钻研，竟然将编撰《易经》的皮绳磨断三次，最后为《易经》写下《十翼》感言。孔子记述的均为前代圣贤，目的是要追寻先王的足迹，孔子常称自己：“记述而不创作，我称颂的，仍然是往古圣人的言行。”“以浅陋的学问，希望与圣人沟通，能理解我的，只有上天！”

仲尼去世后，仲尼的七十位学生分布在各诸侯国，有的在诸侯国中做官，大的可以做到卿相，以及国君老师，小的可以担任学官或者士大夫，还有一些人，作为隐士，隐居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子张在陈国，澹台子羽在楚国，子夏在西河，子贡死在了齐国。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氂（lí）等人，均是子夏的学生，受到过子夏的教诲，后来做了诸侯国君的老师。在当时，只有魏文侯喜欢儒学。天下正处于战乱中，称为战国世代，儒学受到冷落，可是齐鲁的学者仍然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学，到了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孟子、荀子先后继承孔子的事业，将孔子的儒学发扬光大，以学问在当时闻名。

秦始皇兼并天下后，焚烧《诗经》、《尚书》，坑杀儒生，儒学的六部经典从此后残缺不全。陈涉造反称王，鲁国儒生带着孔氏的礼器投奔陈涉，孔子的后人孔甲在义军中做过博士，最后与陈涉一起死在乱军中。陈涉以匹夫之勇举旗起义，率领遭受贬谪戍边的农民横扫天下，不满一年，最终兵败被杀。陈涉所创立的事业，还没有一个眉目，这些饱学儒生，竟然能够义无反顾，携带礼器，前来为义军服务，这是为什么？因为秦国断绝了儒学发展的道路，埋藏在心头的怨恨，促使这些儒生投奔义军，希望在陈王这里，为儒学发展开辟出一块新的天地。

高皇帝打败并诛杀项籍，率领汉军围困鲁国，发现鲁中的儒生，仍然在讲解经学，演习周礼；按照礼仪编写的弦歌，歌舞演唱绵绵不绝，这不正是圣人教化，倡导儒学而获得的结果吗？从此后，鲁国儒生，可以公开地讲授经学，演习射礼、乡饮等诸般周礼。叔孙通为汉室制定礼仪，再后来，叔孙通在朝中担任奉常，与叔孙通一起参与制定礼仪的弟子，也先后在朝中担任官员，从此后，儒学在汉朝复兴。然而在当时，国内仍然是干戈不断，高祖在平定四海的过程中，没有闲暇时间顾及庠序学校的设立。孝惠帝、高后执政时期，朝中的公卿大臣，多是以武功成为朝中官员。在文帝朝，儒生稍微受到重视，文帝任命一些儒生担任官员，可是文帝所重视的，仍然是刑名学说，强调循名求实。在景帝朝，朝中不用儒生，窦太后喜欢的是黄老学说，朝中设置博士，只是皇帝的经学顾问，并没有受到特别重视。

汉朝建国后，研究《易经》有名的，最早的有淄川国人田生；研究《尚书》有名的，有济南国人伏生；研究《诗经》有名的，有鲁国人申培公，在齐国则是辕固，燕国是韩太傅；研究《礼经》有名的，有鲁国人高堂；研究《春秋》有名的，有齐国人胡毋生、赵国人董仲舒。窦太后驾崩后，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罢黜黄老学说、疏远刑名百家言论，大肆招揽文学儒生，多达百人以上，公孙弘因为熟读《春秋》，在武帝朝，武帝拜公孙弘为丞相，而且公孙弘受到封侯的礼遇，从此天下的儒学事业。才开始振兴起来。

公孙弘掌握学官，感叹经学道义的郁滞，上书向武帝谏言，公孙弘说：“丞相、御史大夫认为：皇帝制策书：‘人们常说应该用礼仪来教化百姓，用乐经、礼经来引导百姓。婚姻，是建立家庭的人伦大礼。现在礼崩乐坏，朕心中忧虑，因此征召天下有学问的士人，将他们集中在朝廷。让礼官指导教学，讲解经义，阐明经学中的道理，举荐遗老，倡导礼仪，朝中官员们要率先垂范，以此来引导天下百姓。太常组织讨论，让博士和他们的弟子，在乡间引导教化，鼓励贤才成长。’臣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人经过讨论，均认为：在三代时，乡间有教学组织，在夏代，名字叫做校，在殷代，名字叫做庠，在周代，名字叫做序。乡学组织学生学习，引导民众向善，朝廷非常重视；如果发现有恶人，也由学校来处治，甚至加以惩罚，教化因此而得以推行。京师作为全国的首善地区，应该由内向外推行礼仪教化。现在陛下倡导仁义，开大明，配天地，强调人伦关系，劝学兴礼，鼓励贤德，向四方推行教化，这些都是国家太平的象征。在古时，政教还没有普及，礼仪制度还没有完善时，须通过官员实施教化。现在实施教化，应该为博士官员安排五十名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太常在民众中选择十八岁以上、仪态端庄的年轻人，补为博士弟子。郡国中的官员，将熟悉文学、尊敬长上、遵守法纪、在乡间安分守己、出入没有做过悖理事情的人报送上来，让国相、县长、县丞报送到二千石官员那里。二千石官员经过考察，认为可以的，每年在上报计簿时，同时报送给太常，然后组织学习，作为弟子，传道授业。一年以后参加考试，能通过一门经学考试的，补为文学或者掌故；成绩优秀的，在朝中担任郎中，太常编列名册上奏朝廷；特别优秀的，单独向皇帝报上姓名。对于成绩很差，不适宜学习的，或者一门经学也没有学通的，除去名字回家，再按照名额补充。臣分析诏书律令上的要求，认为分清了天人之间的关系，贯通古今倡导的道义，文章典雅，辞意蕴籍，施予的恩德深厚。下面的小官吏学识浅薄，恐怕难以领会，不能明确地晓谕治下百姓。大行治礼丞，太常掌故以文学，在朝中为官，应该提拔那些有修养、因为种种原因滞留在下面，没有受到重视的士人。请选择俸禄比二百石以上的官员，以及百石的官吏，只要通过一门经学，即可以补充左右内史、大行令卒史。俸禄比百石以下的官吏，可以补为郡太守府掾史，每郡二人，边郡一人。先选用已经得到认可的人，人数不够，再挑选掌故，补充为中二千石的属官；文学掌故补充为郡府属官，配足名额。将其作为考核、选拔官员的标准。其它按照旧的律令。”

皇帝制诏书，说：“可以。”从此以后，公卿、士大夫、官员中的很多人，都要通过经学考试。此后的官员，大多数来自于彬彬有礼的文学士人。

到了昭帝朝，举荐贤良文学，增加博士弟子员额，员额达到一百人，宣帝朝没有增加。元帝喜欢儒术，只要懂得一门经学的儒生，即可以免除徭役。几年之后，因为国家用度不足，改为固定博士弟子一千名员额，郡国中设置《五经》百石的掾史。成帝末年，有人说孔子作为布衣，可以教授三千学生，现在天子的太学，教授的弟子太少，于是又将博士弟子增加至三千人。过了一年，再次恢复为一千人。平帝朝，王莽在朝中执掌朝政，又增加了元士弟子，可以像博士弟子一样授业学习，授业的弟子不算作正式名额，每年参加考试，在甲科取四十人担任郎中，在乙科取二十人担任太子舍人，在丙科取四十人补为文学掌故。

自从鲁国人商瞿（字子木）跟从孔子学习《易经》，然后教授鲁国人桥庇（字子庸），子庸传授予江东人馯臂（字子弓），子弓传授予燕国人周丑（字子家），子家传授予东武县人孙虞（字子乘），子乘传授予齐国人田何（字子装），一直到秦朝禁止百家学说，《易经》变成了占卜的书籍，没有受到禁止，教授的人仍然有很多。汉朝建国之后，田何因为是齐国贵族田氏的后裔，迁至杜陵（宣帝的陵寝）县居住，号称杜陵田生，传授东武县人王同（字子中）、洛阳人周王孙、丁宽、齐服生，他们都写过有关《易经》的著作。同时还传授了淄川郡人杨何（字叔元），武帝元光年间杨何在朝中担任太中大夫。齐国人即墨成，后来担任城阳国相。广川县人孟但，曾经担任过太子门大夫。鲁国人周霸、莒县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均是以学习《易经》，在朝中后来做了大官。他们学习的《易经》，都来自于田何。

丁宽（字子襄） ，梁国人。当初，梁国人项生跟随田何学习《易经》，丁宽是项生的随从，一起学习《易经》，非常认真才能超过项生，而后继续跟随田何学习。学业完成后，田何告诉丁宽可以走了。丁宽东归，田何对门人讲：“《易经》可以在东部传播了。”丁宽来到洛阳，又跟随周王孙学习古文，称为《周氏传》。在景帝朝，丁宽担任梁孝王的将军，在前线抗击吴楚叛军，号称丁将军，写了《易说》三万言，用训诂解释字词的含义，就是现在的《小章句》。丁宽又向同郡砀县人田王孙传授《易经》。田王孙传授予施雠、孟喜、梁丘贺。这以后，又有了《易经》的施氏、孟氏、梁丘氏学派。

施雠（字长卿） ，沛县人。沛县与砀县相邻，施雠还是孩子时，跟随田王孙学习《易经》。后来施雠迁至长陵（高帝的陵寝）县居住，田王孙当时在朝中担任博士，又继续跟随田王孙学习，直到学业完成。与孟喜、梁丘贺一样，均为田王孙的门人。施雠谦虚有礼，常说自己的学业未成，不能教授弟子。梁丘贺在朝中担任少府，事情很多，于是让儿子梁丘临，带着门人张禹（字子文）等人，来到施雠这里求教。施雠躲着不肯见，梁丘贺坚持要施雠带学生，不得已，施雠才开始教授梁丘临等人。梁丘贺向朝廷推荐施雠，梁丘贺说：“我自从结发以来，向老师学习了几十年，我的才学始终赶不上施雠。”宣帝于是下诏，任命施雠为博士。宣帝甘露年间（公元前53－前50年），施雠与研究《五经》的许多儒生，在石渠阁参加儒生讨论经学的异同。施雠教授了张禹、琅琊郡人鲁伯。鲁伯后来担任会稽郡太守，张禹官至丞相。张禹教授了淮阳郡人彭宣、沛郡人戴崇（字子平）。戴崇最后也在朝中担任九卿，彭宣做到了大司空（御史大夫）。张禹、彭宣均有传记。鲁伯教授了泰山郡人毛莫如（字少路）、琅琊郡人邴丹（字曼容），他们均享有清名。毛莫如官至常山郡太守。这些都是当时有名的人物。因此，施家学派又分出了张氏、彭氏学派。

孟喜（字长卿） ，东海郡兰陵县人。父亲号孟卿，专门研究《礼经》、《春秋》，教授了学生后苍、疏广。后世传授的《后氏礼》、《疏氏春秋》，均来自于孟卿。孟卿认为《礼经》的内容太多，《春秋》又过于繁杂，就让孟喜跟随田王孙学习《易经》。孟喜喜欢吹嘘，得到一本《易经》，是关于阴阳灾变的书，就假称这是老师田生在临终时，头枕着孟喜的膝盖，单独将此书传授予孟喜，那些儒生居然也相信了，到处夸耀。但同门学生梁丘贺经过考证，证明这件事情不是真的，梁丘贺说：“田生死的时候，施雠就在他身边，当时孟喜回了东海，怎么可能知道这本书？”还有蜀郡人赵宾喜欢雕虫小技的书，后来学习《易经》，为《易经》修饰文辞，认为：“箕子碰上乱世，贤人退避，阴阳学说中没有箕子；箕子，是生活在万物茂盛时。”赵宾坚持自己的观点，聪明灵巧，学习《易经》的专家难以诘难他，就说：“这不是古法。”赵宾说这是向孟喜学习的，孟喜也承认这一点。后来赵宾去世，没有人再坚持这种观点。孟喜也不再认同这个观点，因为这些，人们不再相信他所说的话。孟喜通过举荐孝廉，在朝中担任郎官，后来又担任曲台宫的署长，因为有病被免职，病愈后担任丞相府掾史。博士位置空缺，朝中的大臣推荐孟喜，皇上听说孟喜此前改变了师法，没有重用孟喜。孟喜教授的弟子中有同郡的白光（字少子），沛郡人翟牧（字子兄），二人后来都做到了博士。因此又有了翟派、孟派、白派支派。

梁丘贺（字长翁） ，琅琊郡诸县人。善于心算，担任武骑。跟随太中大夫京房学习《易经》。京房，是淄川国人杨何的弟子。京房后来担任齐郡太守，梁丘贺又跟随田王孙学习。在成帝朝，宣帝听说京房研究《易经》很有成就，访求京房的弟子，得到梁丘贺。梁丘贺当时担任都司空令，因为某事犯罪，被贬为庶人。在黄门任待诏，多次进入宫廷，为宫中侍从讲解《易经》，宣帝召见梁丘贺。梁丘贺入宫谒见宣帝，讲解《易经》，宣帝听讲后很高兴，任命梁丘贺为郎官。恰好八月在宗庙饮酎酒，宣帝来到孝昭帝庙祭祀，先驱的旄头剑挺脱落，掉到地上，插在泥土中，剑刃指向皇帝的乘舆，舆马受惊。宣帝召梁丘贺占卜，卦象显示有兵象，不吉利。宣帝随即返回，派有关官员加强戒备。当时，霍光的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因为谋反被杀，任宣的儿子任章担任公车丞，从渭城县逃亡，夜晚穿着玄色衣服潜入宗庙，混在郎官中间，执戟立在庙门口，等待宣帝的到来，妄图行刺。被搜查出来，杀头。按照旧例，皇帝在夜晚进入宗庙祭祀，从此以后，要等到天亮，皇帝才进入宗庙，并形成制度。梁丘贺以占卜，获得准确的信息，梁丘贺得到宣帝信任，在宫中担任太中大夫，兼任给事中。后来梁丘贺官至少府，为人小心谨慎，宣帝非常信任。梁丘贺年老，在任上去世。梁丘贺将《易经》传予儿子梁丘临，梁丘临也在朝中讲授《易经》，担任黄门郎。宣帝甘露年间（公元前53－前50年），梁丘临奉皇帝诏命，在石渠阁与儒学大师们讨论经学。梁丘临学业纯熟，专门研究京房的学说。琅琊郡人王吉研究《五经》，听了梁丘临的讲解，很佩服。在当时，宣帝挑选了十名才能较高的郎官跟随梁丘临学习，王吉让自己的儿子郎中王骏上书，要求跟随梁丘临学习《易经》。梁丘临代替五鹿充宗（字君孟），担任少府，王骏是御史大夫，有自己的传记。五鹿充宗教授平陵县人士孙张（字仲方）、沛郡人邓彭祖（字子夏）、齐郡人衡咸（字长宾）。士孙张做了博士，后来官至扬州牧，光禄大夫兼任给事中，其家族此后世代传授学业；邓彭祖，担任过真定王的太傅；衡咸，以后做了王莽的讲学大夫。这样梁丘贺的《易经》就有了士孙张、邓彭祖、衡咸几个学派。

京房跟随梁国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说自己曾经跟随孟喜学习《易经》。孟喜去世后，京房认为焦延寿的《易经》即孟氏传授的学问，翟牧、白生不肯承认，说不是这样。到了成帝朝，刘向在朝廷的藏书阁内校书，考查《易经》源头，认为各家《易经》的源头，均来自于田何、扬叔元、丁将军，他们的经义、要旨差不多，只有京氏的《易经》有所不同。即使焦延寿获得过隐士的指教，又假托于孟氏，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京房因为阐明灾异，得到元帝信任，后来被石显陷害而死，有自己的传记。京房传授予东海郡人殷嘉、河东郡人姚平、河南郡人乘弘，他们后来都做到了郎官、博士。因此《易经》又有了京氏门派。

费直（字长翁） ，东莱郡人。因为研究《易经》在朝中担任郎官，在单父县担任县令。善于占卜，不重视章句，只是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文来解说上下经文。琅琊郡人王（字平仲），继续传授《易经》。王璜也教授古文《尚书》。

高相，沛郡人。研究《易经》，与费直是同时代人，高相研究经学也不重视章句，主要精力放在阴阳灾异上，高相说自己的学问来自于丁将军，传至高相。高相又传给儿子高康和兰陵郡人毋将永。高康以熟悉《易经》担任郎官，毋将永官至豫章郡都尉。在王莽执掌朝政期间，东郡太守翟义造反，举兵讨伐王莽，事情没有发觉之前，高康就知道东郡将要起兵，私下里告诉弟子，弟子上书朝廷。几个月后，翟义果然起兵，王莽召问，回答是高康讲的。王莽非常痛恨此事，认为这是在妖言惑众，将高康杀头。《易经》又有了高氏门派。高氏、费氏的学说没有被朝廷列于学官。

伏生，济南郡人，原来是秦朝的博士。在孝文帝朝，访求民间懂得《尚书》的学者，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后来听说伏生懂得，于是朝廷征召伏生。伏生当时已经有九十多岁，年纪太大，不能经受旅途劳顿，皇帝诏令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往受课。在秦朝禁止《尚书》时，伏生将书籍藏在墙壁里，再后来兵荒马乱，伏生流亡在外。汉朝建国之后，伏生又找回书籍，整理《尚书》，丢失几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就在齐国、鲁国间教授。齐国的学者因此而能够谈论《尚书》，崤山以东的学者，在教学时，无不涉猎《尚书》。伏生传授予济南国人张生和欧阳生。张生后来做了博士，伏生的孙子因为研究《尚书》，被朝廷征召，但是解释得不够透彻。再后来鲁国人周霸、洛阳人贾嘉也能够讲授《尚书》。

欧阳生（字和伯） ，千乘郡人。跟随伏生学习《尚书》，传授予倪宽。倪宽又跟随孔安国学习，倪宽后来官至御史大夫，有自己的传记。倪宽聪明有俊材，刚见到武帝时，谈论经学。武帝问：“我开始以为《尚书》是朴学，不喜欢，听了倪宽的讲解，还是值得一看。”于是从倪宽那里学习了一篇《尚书》。欧阳、大小夏侯氏的学问均来自于倪宽。倪宽教授欧阳生的儿子，这样世代相传，到了曾孙欧阳高（字子阳），做了朝中的博士。欧阳高的孙子欧阳地余（字长宾），以太子中庶子身份教授太子，后来也做了博士，在石渠阁参加儒生们的经学讨论。元帝继位后，欧阳地余担任宫中侍从，受到元帝信任，官至少府。欧阳地余告诫儿子说：“我死之后，官属送予你的财物不要接受。你是朝中九卿儒者的子孙，要以廉洁立身，这样才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欧阳地余死后，少府中的官属，果然送了数百万的丧礼，他的儿子全部退回。天子听说后，赞赏他的行为，又赐予他一百万钱。欧阳地余的小儿子欧阳政是王莽的讲学大夫。因此《尚书》在后世又有了欧阳氏学派。

林尊（字长宾） ，济南郡人。向欧阳高学习《尚书》，在朝中担任博士，曾经在石渠阁参加儒生们的经学讨论。后来官至少府、太子太傅，传授予平陵（昭帝的陵寝）县人平当、梁国人陈翁生。平当官至丞相，有自己的传记。陈翁生担任信都国太傅，家族世代传授经学。因此欧阳学派又有了平、陈的支派。陈翁生传授予琅琊郡人殷崇、楚国人龚胜。殷崇后来做了博士，龚胜担任右扶风，均有自己的传记。平当传授予九江郡人朱普（字公文）和上党郡人鲍宣。朱普后来做了博士，鲍宣担任司隶校尉，均有自己的传记。林尊的学生很多，以上是有名的人物。

夏侯胜，夏侯胜的先人是夏侯都尉，跟随济南郡人张生学习《尚书》，传予家族子弟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授予夏侯胜，夏侯胜还向同郡人蕳卿学习过。蕳卿，是倪宽的门人。夏侯胜传授予堂哥的儿子夏侯建，夏侯建又向欧阳高学习。夏侯胜官至长信宫少府，夏侯建担任过太子太傅，均有传记。因此《尚书》又有了大小夏侯学派。

周堪（字少卿） ，齐郡人。与孔霸一起向夏侯胜学习。孔霸做了博士。周堪担任译官令，都在石渠阁参加过儒生们的经学讨论，周堪的经学成就最高，后来担任太子少傅，孔霸以太中大夫身份教授太子。在元帝继位后，周堪担任光禄大夫，与萧望之一起在内朝负责尚书事务，被石显等人陷害，遭到免官。萧望之自杀，元帝很悲痛，提拔周堪担任光禄勋（详情记载在《刘向传》中）。周堪教授牟卿以及长安人许商（字长伯）。牟卿做了博士，孔霸以帝师身份，受赐爵号褒成君，将经学传授予儿子孔光，孔光也曾经向牟卿学习，后来官至丞相，有传记。这样大夏侯的经学，又有了孔氏、许氏学派。许商擅长计算，著有《五行论历》一书，四次官至九卿，他叮嘱学生沛县人唐林（字子高），要注意品行修养；平陵县人吴章（字伟君），要注意言谈举止；重泉县人王吉（字少音），要注重政事；齐郡人炔钦（字幼卿），要注意文学。在王莽篡政后，唐林、王吉担任九卿，上奏朝廷，奏请为老师上坟祭奠，获得批准。大夫、博士、郎吏、凡是许氏的学生，包括各派门人，汇聚了几百辆车子，儒生们为此而自豪。炔钦、吴章做了博士，教授的学生满天下。吴章后来被王莽杀害。

张山拊（字长宾） ，平陵（昭帝的陵寝）县人。曾经向夏侯建学习，后来担任博士，在石渠阁参加过儒生们的经学讨论，官至少府。教授同县人李寻、郑宽中（字少君）、山阳郡人张无故（字子儒）、信都国人秦恭（字延君）、陈留郡人假仓（字子骄）。无故县人善修（字章句），后来担任广陵国太傅，他们信奉小夏侯的学说。秦恭补充了老师的学说，达一百余万言，后来秦恭担任城阳国内史。假仓以谒者身份在石渠阁参加过儒生们的经学讨论，后来官至胶东国相。李寻擅长解释灾异，担任骑都尉，有自己的传记。郑宽中有俊材，以博士身份教授太子，成帝继位后，赐郑宽中关内侯爵，食邑八百户；后来升任光禄大夫，兼领尚书事，受到成帝的敬重。郑宽中因病去世，谷永上书说：“臣听说圣王尊敬师傅，褒赏俊贤，彰显有功，生则享受爵位和食禄，死则赐予谥号和礼遇。在古时，周公去世，成王为周公下葬，因为赏赐的礼数不够，上天给予警告。公叔文子去世，卫侯赐予美的谥号，这些均为后人效法的榜样。在前朝，大司空朱邑、右扶风尹翁归品行卓越，英年早逝，孝宣帝制册书予以厚赏，在丧礼上祭奠的大臣们莫不动容。关内侯郑宽中有颜回的美德，子游（字包商）、子夏（字偃之）的文学成就，俨然囊括了《五经》学问。又是皇帝的老师，在内朝弘扬唐尧、虞舜的圣德，皇帝因此而获益非浅；在外朝担任冢宰的职务，处理朝政，功勋卓著，主动要求减少俸禄，一心为公，不开私门，散财于九族，不增加家族田产，其德行可以与周公、召公相媲美，其忠心与《诗经·羔羊》中所赞颂的相同。郑宽中没有来得及登上司徒（丞相）尊位，得到皇上封为列侯的奖赏，英年早逝，令人哀痛！臣愚以为，应该增加葬礼的规格，赐谥号为“善”，以彰显尊师褒贤显功之德。”成帝亲临吊唁，在郑宽中的葬礼上，赏赐非常优厚。小夏侯的经学，又有了郑氏、张氏、秦氏、假氏、李氏学派。郑宽中将经学传授予东郡人赵玄，张无故传授予沛县人唐尊，秦恭传授予鲁国人冯宾。冯宾后来做了博士，唐尊在王莽篡权后担任太傅，赵玄在哀帝朝担任御史大夫，均为大官，是当时有名望的士人。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来解读它，从家族中整理出保留在夹壁中的《尚书》，有十几篇，《尚书》从此以后，多出十几篇。因为遭遇巫盅案，没有列于学官。孔安国是谏议大夫，传授予都尉朝，司马迁也曾经向孔安国请教过。司马迁写的《史记》一书，收录有《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膝》等篇章，其中有很多古文内容。都尉朝传授予胶东郡人庸生。庸生教授了清河郡人胡常（字少子）。因为通晓《穀梁春秋》，胡常后来做了博士、州部刺史，胡常还教授《左氏春秋》。胡常教授虢县人徐敖。徐敖后来担任右扶风掾。胡常还教授《毛诗》，传授予王璜、平陵（昭帝的陵寝）县人涂恽（字子真）。涂子真传授予河南郡人桑钦，字君长。在王莽篡权后，各种学派均立于学官。刘歆担任国师，王璜、涂恽等人在朝中很尊贵。后世流传的《尚书》有一百零二篇，出自东莱郡人张霸，张霸把二十九篇分为数十篇，又采用了《左氏传》、《书叙》来作为首尾，共一百零二篇。有的一篇分为几个简牍，文意浅陋。在成帝朝，访求懂得古文的人，张霸能够讲解《尚书》一百零二篇，被朝廷召见，在中书省负责校书，张霸讲解的《尚书》与中书省的有所区别。张霸的学问从父亲那里获得，张霸父亲的学生有尉氏县人樊并。在当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奏请成帝将张霸的《尚书》列于学官。再后来樊并造反，才将这本《尚书》废弃。

申公，鲁国人。年轻时与楚元王刘交一起，在齐国人浮丘伯那里学习《诗经》。汉朝建国后，高祖经过鲁国，申公以弟子身份，跟随老师在鲁国南宫谒见高祖。在吕太后执政时，浮丘伯住在长安，楚元王派儿子刘郢客与申公一起在浮丘伯那里学习，直到完成学业。楚元王刘交去世，刘郢客继位为楚王，让申公担任太子刘戊的师傅，刘戊不喜欢学习，也不尊重申公，等到刘戊继位为楚王，强迫申公服苦刑。申公很难过，回到鲁国闭门教书，终身不再出来做官，也谢绝宾客，只有在鲁恭王刘馀召见时，才到王府去一下。他的学生从遥远的地方来受业，前后多达一千余人，申公只以《诗经》作为训诂，进行教授，不做进一步的解释，有疑问的地方，即空在那里，不予教授。兰陵郡人王臧曾经是申公的学生，学习《诗经》，完成学业后，在景帝朝担任太子少傅，后来免官回家。武帝继位，王臧上书，在宫中担任宿卫，经过几次升迁，一年后升任至郎中令。还有代国人赵绾，也跟随申公学习《诗经》，后来在朝中担任御史大夫。赵绾、王臧曾经奏请设立明堂，用来接见诸侯，没有办法完成，于是向武帝推荐老师申公。武帝派出使者，用束帛加上玉璧的安车，在轮子上裹上蒲草，用四匹马拉着，去迎接申公，二位弟子乘着传车跟随。见到申公后，请求申公到长安来觐见皇帝，武帝向申公请教治国的道理。申公当时已经八十余岁，年纪很老了，回答说：“治国不在于多言，量力而行就行了。”在当时武帝喜欢文辞，听了申公这样的回答，默然不语，没有再问下去。已经召来了，即拜申公为太中大夫，住在鲁国在长安的官邸，商议建造明堂的事情。太皇窦太后喜欢《老子》清净无为的学说，不喜欢儒术，听说赵绾、王臧在鼓吹以儒学治国，太皇太后责备武帝，说：“这些人就是新的新垣平，妄图以妖言惑众！”武帝只好打消建造明堂的想法，后来将赵绾、王臧投入监狱，二人在监狱中自杀。申公也告病返回家乡，几年后去世。他的学生在朝廷担任博士的有十几人，孔安国后来担任临淮郡太守，周霸担任胶西国内史，夏宽担任城阳国内史，砀县人鲁赐担任东海郡太守，兰陵郡人缪生担任长沙国内史，徐偃做了胶西国中尉，邹县人阙门庆忌担任胶东国内史，这些人在任上均有政绩，而且以清廉、有节操，留下好的政声。申公教授的学生很多，申氏学派虽然没有列于学官，但学生中官至大夫、郎官、掌故以上的有上百人。申公终生教授的就是《诗经》、《春秋左传》，瑕丘县人江公将这些学问继续传授下去，所教授的学生更多。鲁国人许生、免中县人徐公，即是跟随江公学习。韦贤钻研《诗经》，曾经跟随江公和许生学习，也学习《礼经》，后来官至丞相。传予儿子韦玄成，韦玄成以淮阳中尉身份，在石渠阁参加过儒生们的经学讨论，后来也做了丞相。韦玄成哥哥的儿子韦赏教授哀帝《诗经》，后来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有自己的传记。因此《鲁诗》又有了韦氏学派。

王式，字翁思，东平国新桃县人。曾经侍奉免中县人徐公和许生。王式做过昌邑王的老师。昭帝驾崩，昌邑王继位，因为行为淫乱而被废黜，昌邑国的群臣被逮捕处死，只有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因为多次劝谏昌邑王，免除死罪。王式在监狱中，将要被处决时，办理案件的使者责问王式：“作为老师，你怎么教的学生，为什么不写谏书？”王式回答：“臣教授《诗经》三百零五篇，早晚为大王吟诵，学到忠臣孝子的篇章，臣也多次用来教导大王；至于讲到亡国无道的君王，臣何尝不痛哭流涕，用以劝说大王。臣用三百零五篇《诗经》劝谏昌邑王，所以没有写谏书。”使者听了这样的回答，也给予王式减免死罪的处罚，王式回家后，不再教书。山阳郡人张长安（字幼君），曾经做过王式的学生，后来东平国人唐长宾、沛县人褚少孙也来跟随王式学习，请教了几篇《诗经》，王式辞谢道：“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其它的自己钻研吧。”不肯再教授。唐生、褚生后来应博士弟子选拔，来见博士，摄衣登堂，仪容严整，试着诵读《诗经》，对《诗经》的解释很有章法，有所怀疑的人沉默不语。其他博士惊讶地问，老师是谁，回答说是王式。博士们久闻王式的大名，知道是一位贤士，就一起向朝廷推荐王式。皇上下诏将他们几人任命为博士。王式也被征来，穿着博士衣服，却没有戴博士冠，王式说：“受过肉刑的士人，何以充任礼官？”既然来了，就住在客舍中，与朝中的诸侯士大夫博士们会面，大家带着酒肉来慰问王式，很尊敬他。博士江公，当时是世人所公认的，研究《鲁诗》的宗师，江公来之前，正在写一本《孝经说》，心里对王式不大服气，因此在现场对唱歌的儒生说：“唱《骊驹》。”王式说：“听老师讲：客人唱《骊驹》，主人唱《客毋庸归》。今天来的诸位儒生是主人，时间还早，不要唱《骊驹》。”江公说：“《诗经》中有解释吗？”王式说：“在《曲礼》这一篇。”江公说：“什么狗屁解释！”王式顿时懊恼不已，假装喝醉酒，跌到在地。王式的客人走了，王式对学生们讲：“我本来就不想来，你们强劝我来，来了受这位竖子的羞辱！”遂谢病回家，在家中去世。张生、唐生、褚生后来做到了博士。张生参加过石渠阁儒生们的经学讨论，最后官至淮阳国中尉。唐生做了楚国太傅。因此《鲁诗》又有张氏、唐氏、褚氏学派。张生哥哥的儿子张游卿担任谏议大夫，以《诗经》教授元帝。他的学生琅琊郡人王扶担任泗水郡中尉，陈留县人许晏做了博士。因此张氏门派中又有了许氏学派。在当初，薛广德也曾经做过王式的学生，以博士身份在石渠阁参加儒生们讨论经学异同，将《诗经》传授予龚舍，薛广德后来官至御史大夫，龚舍担任泰山郡太守，他们都有传记。

辕固，齐国人。以研究《诗经》，在景帝朝担任博士，与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商汤、周武王不是接受天命，而是靠着杀伐获得天下。”袁固说：“不对。夏桀、商纣淫乱无道，天下人心早已归附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是顺应民心，讨伐夏桀、商纣王。夏桀、商纣王的百姓，不愿意再被暴君驱使，归顺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最终不得已，被天下百姓推上了君王的尊位，不是接受天命是什么？”黄生说：“‘帽子再旧，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只能穿在脚上。’为什么？上下有别。当年夏桀、商纣王即使是无道，他们也是君王；商汤、周武王即使是圣人，他们也是臣下。君王有无道的行为，臣没有用正言匡正君王，尊奉天子，反而因为君王的过失攻打君王，甚至取而代之，南面自立为君王，不是杀伐又是什么？”袁固说：“一定要这样解释，那么当年高皇帝取代秦，继承天子的位置，也错了吗？”景帝为他们劝解，说：“吃马肉不吃马肝，不能说不知道马肉的滋味；讨论学问，不谈论商汤、周武接受天命，不能算作是愚蠢。”讨论就此结束。窦太后喜欢《老子》学说，召袁固质问。袁固说：“这只是村夫之言。”太后大怒，说：“你的刑徒书中说的又是什么！”遂命人将袁固投入野猪圈中，与野猪搏命。武帝知道太后这次真的是生气了，袁固只是讲话耿直，并没有大罪，于是将一把利剑丢给袁固护身。袁固在猪圈中捡起利剑，刺向野猪的心脏，野猪应声倒地。太后也没有再追究下去，袁固因此而没有获罪。后来景帝认为袁固清廉、耿直，将袁固任命为清河王太傅，袁固因病辞职。武帝刚继位，要在郡国中征召贤良。朝中的儒生因为妒忌而诋毁袁固，说袁固年纪太老了，袁固遂遭到免官。当时袁固已经九十几岁。公孙弘被征召上来，侧目而视袁固。袁固说：“公孙先生，要把学问用在正地方，不要专门学着阿谀奉承！”很多齐人在当时均是以《诗经》受到朝廷重用，他们大多是袁固的学生。昌邑国太傅夏侯始昌，成就最为显著，也有传记。

后苍（字近君） ，东海郡郯县人。做过夏侯始昌的学生。夏侯始昌精通《五经》，后苍精通《诗经》、《礼经》，后来担任博士，官至少府，将学问传授予翼奉、萧望之、匡衡。翼奉担任过谏议大夫，萧望之担任过前将军，匡衡担任过丞相，均有传记。匡衡教授琅琊郡人师丹、伏理（字斿君）、颍川郡人满昌（字君都）。满昌后来做过詹事，伏理担任了高密国太傅，家族世代教授学问。师丹担任大司空，有自己的传记。因此《齐诗》又有了翼氏、匡氏、师氏、伏氏支派。满昌传授予九江郡人张邯、琅琊郡人皮容，他们都在朝中做过大官，学生也很多。

韩婴，燕国人。孝文帝朝是博士，在景帝朝，韩婴官至常山王太傅。韩婴推断诗人做诗的目的，写作了《诗经内传》和《诗经外传》数万言，他的解释与齐、鲁学者的解释有所不同，但宗旨是一样的。淮南国人贲生学习韩诗。燕国、赵国人认为，《诗经》中的解释应该以韩诗为标准。韩生也教授《易经》，同样推衍《易经》含义，并为此作传。燕国、赵国人喜欢《诗经》，《易经》反而不受重视，韩氏在家族内传授《易经》。在武帝朝，韩婴曾经与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辩论，讲起话来咄咄逼人，条理清楚，董仲舒难以驳倒韩婴。后来韩婴的孙子韩商在朝中做了博士。在宣帝朝，涿郡人韩生是其后人，以通晓《易经》，被宣帝召见，在殿中担任待诏。韩生说：“《易经》的学习，是先人太傅传授的。曾经学习过《韩诗》，没有韩氏《易经》学得好，《易经》是太傅在家族中传授的。”司隶校尉盖宽饶也从孟喜那里学习《易经》，看到涿郡人韩生《易经》讲得好，又跟随韩生学习《易经》。

赵子，河内郡人。曾经向燕国人韩生学习，传授予同郡人蔡义。蔡义官至丞相，有自己的传记。蔡义传授予同郡人食子公和王吉。王吉担任过昌邑国中尉，有自己的传记。食生后来做了博士，传授予泰山郡人栗丰。王吉传授予淄川郡人长孙顺。长孙顺后来做了博士，栗丰做了州部刺史。因此《韩诗》又有了王氏、食氏、长孙氏支派。栗丰传授予山阳县人张就，长孙顺传授予东海郡人发福，他们都在朝中做了大官，教授的学生很多。

毛公，赵国人。研究《诗经》，曾经担任过河间国献王的博士，传授予河间国学人贯长卿。贯长卿传授予解延年。解延年后来担任阿武县令，传授予徐敖，徐敖传授予九江郡人陈侠，陈侠做了王莽的讲学大夫。因此有人说《毛诗》的传授者，来自徐敖。

汉朝建国之后，鲁国人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而鲁国人徐生懂得礼仪的仪式。在孝文帝朝，徐生以懂得礼仪担任礼官大夫，传授予儿子至孙子徐延、徐襄。徐襄，天生喜欢演习礼仪，不熟悉经学；徐延熟悉经学，但不善于礼仪。徐襄以熟悉礼仪担任大夫，后来官至广陵国内史，徐延和徐氏的学生公户满意、桓生、单次均为礼官大夫。瑕丘县人萧奋更是以钻研《礼经》官至淮阳郡太守。因此说《礼经》作为礼仪的基础，来自于徐氏。

孟卿，东海郡人。是萧奋的学生，传授予后仓和鲁国人闾丘卿。后仓写有解释《礼经》的著作几万言，号称《后氏曲台记》，后仓传授予沛郡人闻人通汉（字子方）、梁国人戴德（字延君）、戴圣（字次君）、沛郡人庆普（字孝公）。庆普后来担任东平王太傅。戴德号称大戴，是信都王太傅；戴圣号称小戴，以博士身份在石渠阁参加过儒学异同讨论，后来官至九江郡太守。因此《礼经》有大戴、小戴、庆氏支派。闻人通汉以太子舍人身份在石渠阁参加过儒生们的经学讨论，后来官至中山国中尉。庆普传授予鲁国人夏侯敬，又传授予族中子弟庆咸，庆咸后来担任豫章郡太守。大戴传授予琅琊郡人徐良（字斿卿），徐良后来担任了博士、州牧、郡太守，家族中世代相传。小戴传授予梁国人桥仁（字季卿）、扬荣（字子孙）。桥仁担任了大鸿胪，家族中世代相传，扬荣后来官至琅琊郡太守。因此大戴的《礼经》有徐氏，小戴的《礼经》有桥氏、杨氏学派。

胡母生（字子都） ，齐国人。研究《公羊春秋》，曾经做过景帝朝的博士。与董仲舒学习的《春秋》相同，董仲舒在著书时，曾经提到过胡母生，称胡母生有德。胡母生年纪老了，返回齐国教学，齐国人学习《春秋》，以胡母生为宗师，公孙弘也是胡母生的学生。董仲舒后来担任江都国相，有自己的传记。弟子中功成名就的有，兰陵郡人褚大，东平县人嬴公，广川郡人段仲，温县人吕步舒。有的做到梁国相，吕步舒做到丞相府长史，只有嬴公守住经学，没有失去师法，后来在昭帝朝做了谏议大夫，嬴公传授予东海郡人孟卿、鲁国人眭孟。眭孟担任符节令，因为妄说灾异而被杀，有自己的传记。

严彭祖（字公子） ，东海郡下邳县人。与颜安乐一样，均为眭孟的学生。眭孟的弟子有一百余人，只有严彭祖、颜安乐学得最好，敢于提出问题、疑义，二人各执己见。眭孟说：“《春秋》中包含的寓意，均在二子手中了！”眭孟死后，严彭祖、颜安乐分别教学授徒。因此《公羊春秋》又有了颜氏、严氏学派。严彭祖曾经在宣帝朝做过博士，后来官至河南郡、东郡太守。以政绩优异调入京师担任左冯翊，继而担任太子太傅，清廉梗直不事权贵。有人劝过严彭祖，说：“天时不如人事，君不懂得阿谀世俗，逢迎众人，就没有贵人在你身边帮助，君的经书学得再好，也难以做到宰相的位置。希望君能够改变一下自己！”严彭祖说：“学习经术，就应当按照先王的道义去做，怎么能够屈从世俗，苟求富贵！”严彭祖最终在太傅位上去世。严彭祖教授了琅琊郡人王仲，王仲在元帝朝担任过少府，家族中世代传授经学。王仲传授予同郡人公孙文、东门云。东门云后来担任荆州刺史，公孙文担任东平王太傅，他们的学生很多。东门云因为遇到江上的强盗下拜，有辱朝廷官员的身份，被逮捕入狱处死。

颜安乐（字公孙），鲁国薛县人，是眭孟姐姐的儿子。家中贫穷，但学习很用心，官至齐郡太守府丞，后来被仇家所杀。颜安乐传授予淮阳郡人泠丰（字次君）、淄川郡人任公。任公后来担任过少府，泠丰担任过淄川郡太守。因此颜氏学派又有了泠氏、任氏支派。当初贡禹向嬴公学习，在眭孟那里完成学业，后来官至御史大夫。疏广是孟卿的学生，后来官至太子太傅，均有传记。疏广传授予琅琊郡人管路，管路后来担任御史中丞。贡禹传授予颍川郡人堂谿惠，堂谿惠传授予泰山郡人冥都，冥都做了丞相府长史。冥都和管路又向颜安乐学习，因此颜氏学派又有了管氏、冥氏支派。管路传授予孙宝；孙宝担任大司农，有自己的传记。泠丰传授予马宫、琅琊郡人左咸。左咸担任郡太守，以后又做了朝中九卿，教授的学生很多。马宫官至大司徒，有自己的传记。

瑕丘江公向鲁申公学习《穀梁春秋》和《诗经》，瑕丘江公传授予儿子至孙子，他们后来都做了博士。在武帝朝，瑕丘江公与董仲舒齐名。董仲舒精通《五经》，能够提出自己的主张，善于写文章。瑕丘江公讷言，不善于言谈，武帝让瑕丘江公与董仲舒辩论，瑕丘江公不如董仲舒的口才好。丞相公孙弘本来学习的是《公羊春秋》，对比了二人的学术观点，最后肯定董仲舒的观点。因此武帝信奉《公羊春秋》，诏令太子学习《公羊春秋》，也因为此，《公羊春秋》在武帝朝受到重视。太子精通《公羊春秋》，又在私下里学习《穀梁春秋》，认为也很好。以后《穀梁春秋》逐渐式微，只有鲁国的荣广（字王孙）、皓星公二人在继续研究。荣广能够教授全部《诗经》和《穀梁春秋》，荣广的才学很好，思维敏捷，与《公羊春秋》大师眭孟辩论，多次诘难眭孟，以后好学的人也多少学习一些《穀梁春秋》。沛郡人蔡千秋（字少君）、梁国人周庆（字幼君）、丁姓（字子孙），均跟随荣广学习。蔡千秋还向皓星公学习，学习非常刻苦。宣帝继位，听说卫太子喜欢《穀梁春秋》，即向丞相韦贤、长信宫少府夏侯胜以及侍中乐陵侯史高询问，他们均为鲁国人，他们说“穀梁子”本来就是鲁学，“公羊氏”是齐学，应该提倡《穀梁春秋》。当时蔡千秋是郎官，受到宣帝召见，让他与《公羊春秋》的学者一起解说，宣帝赞赏《穀梁春秋》的解释，提拔蔡千秋为谏议大夫兼任宫中给事，再后来因为犯有错误，蔡千秋被贬为平陵县令。宣帝又访求懂得《穀梁春秋》的学者，均不如蔡千秋。宣帝欣赏蔡千秋的学问，而且懂得这门学问的人很少，于是再次任命蔡千秋为郎中户将，挑选十名郎官跟随蔡千秋学习。汝南郡人尹更始（字翁君），本来就是蔡千秋的学生，也能解释《穀梁春秋》，恰好蔡千秋此时病死，于是宣帝征召江公孙为博士。刘向曾经做过谏议大夫，通达明理，正在等待任命，于是参加学习《穀梁春秋》，宣帝让刘向辅助江公孙。江博士后来病逝，又召来周庆，在保宫等待任命的丁姓，一起完成学业的共有十人。自从元康中期开始，到甘露元年，前后十几年时间，这些人都完成了学业，通晓《穀梁春秋》。宣帝召见学习《五经》的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在殿中辩论，讨论《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的异同。各人发表观点，辩论是非。在当时，《公羊春秋》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穀梁春秋》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均参加了辩论。《公羊春秋》中的论点，没有得到宣帝认可，儒生们希望侍郎许广也能够参加进来，进行辩论，于是使者一并加入《穀梁春秋》的学者郎官王亥，双方各有五人，就三十几件事情进行辩论。萧望之等十一人各从经义出发，阐释双方的观点，《穀梁春秋》逐渐占了上风。从此《穀梁春秋》受到追捧。周庆、丁姓后来成为博士。丁姓官至中山王太傅，教授楚国人申章昌，字曼君，申章昌也做了博士，官至长沙王太傅，教授的学生很多。尹更始后来担任谏议大夫、长乐宫户将，又学习了《左氏传》，按照经义中的变化，合乎义理的，组成章句，传授予儿子尹咸和翟方进、琅琊郡人房凤。尹咸后来官至大司农，翟方进做了丞相，均有传记。

房凤（字子元） ，不其县人。房凤通过射策乙科考试担任太史掌故。太常举荐方正，房凤又担任了县令都尉，因为有过错而遭到免职。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上奏成帝，将房凤补任为将军幕府长史，又举荐房凤，说房凤通晓经学，通达明理，成帝将房凤提拔为光禄大夫，转任五官中郎将。当时光禄勋王龚是外戚，是内朝官员，与奉车都尉刘歆一起在宫中校书，三人均为宫中侍从。刘歆谏言应该将《左氏春秋》列于学官，哀帝采纳了刘歆的谏言，又征询儒生们的意见，他们不同意。刘歆于是多次拜见丞相孔光，为《左氏春秋》列于学官向孔光求助，孔光最终没有帮助。只有房凤、王龚赞成刘歆的意见，他们一起写信责备太常博士，详情记载在《刘歆传》。大司空师丹上奏，说刘歆非议先帝立下来的规矩，哀帝于是将王龚等人调出京师担任官吏，王龚担任弘农郡太守，刘歆担任河内郡太守，房凤担任九江郡太守，后来房凤官至青州牧。在当时，江博士教授胡常，胡常教授梁国人萧秉（字君房），王莽篡汉后，萧秉担任讲学大夫。因此《穀梁春秋》又有了尹氏、胡氏、申章氏、房氏支派。

汉朝建国之后，北平侯张苍和梁国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都学习《春秋》与《左氏传》。贾谊还为《左氏传》训诂，贾谊教授了赵国人贯公，贯公后来担任过河间献王刘德的博士，儿子贯长卿担任过汤阴县令，贯长卿教授了清河县人张禹（字长子）。张禹与萧望之同朝先后担任御史大夫，张禹多次为萧望之讲解《左氏传》，萧望之很欣赏张禹的才学，上书元帝，多次称赞张禹。后来萧望之做了太子太傅，将张禹推荐给宣帝，宣帝征张禹担任待诏，还没有来得及召见，张禹病逝。张禹教授了尹更始，尹更始传教授予儿子尹咸以及翟方进、胡常。胡常教授了黎阳县人贾护（字季君），在哀帝朝，贾护由待诏身份担任郎官，又教授了苍梧县人陈钦（字子佚），陈钦以《左氏传》教授王莽，后来官至将军。而刘歆是向尹咸和翟方进学习的《左氏传》。因此说，学习《左氏传》的学人均来自于贾护、刘歆的门下。

赞辞如下：自从武帝将《五经》列于学官，设置博士，招收弟子，设立考试科目，举行射策考试，以此来劝勉读书人学习。鼓励他们通过学习，求得官禄。直到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前后一百余年，传授经学的人越来越多，枝繁叶茂。一经可以有上百万言的解释，成为大师的人，更是达到千人以上。这是因为有利禄，引导儒生们朝此方向努力，才有这样的结果。最初，学习《尚书》知名的有欧阳氏，学习《礼经》知名的有后氏，学习《易经》知名的有杨氏，学习《春秋》知名的有公羊氏，只有数人而已。到了宣帝朝，又将《大小夏侯尚书》列于学官，大小戴氏《礼经》，施氏、孟氏、梁丘氏《易经》，以及《穀梁春秋》，这些经书均先后被列于学官。到了元帝朝，又将京氏《易经》列于学官。在平帝朝，又将《左氏春秋》、毛氏《诗经》、逸氏《礼经》、古文《尚书》列于学官。朝廷将所有散落在民间的经学网罗殆尽，兼收并蓄，它们都成为了官方钦定的儒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