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古时，圣王制定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人直到皂隶、门卫、更夫，他们在爵禄、奉养、宫室、车马、服饰、棺椁、祭祀、生死等方面，所享用的物品，均有着等级制度规定，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因此，上下有别而民心相安。而后君王按照土地、山川、湖沼、丘陵、肥沃的平原或者盐泽碱地，根据不同情况，制导百姓种田、植树，畜牧或者养殖。在当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民充分利用鱼、鳖、鸟、兽、山嵖，以及灌木、树林、竹林之类的出产，用于制造各种器械用具，所有这些，均为满足人们养生、送终的需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源源不断。对待自然的馈赠，人们按照时令，繁育动物，培植植物，按照用途，合理使用，使用有节。在一年中，草木停止生长之前，斧子和刀锯不能进入山林砍伐；野兽、鱼类繁育的季节，山林湖沼不能布撒罗网；鹰隼没有获得足够的食物，小路上不能设置捕鸟的矰弋。按照时令变化，顺应季节需要，获取猎物，砍伐树木，国家制定法令，严禁滥捕滥伐。人们不能在生长的季节砍伐山林，不能在鱼虾繁育的时节过度捕捞，一切生物均有其生长繁育的规律，这样做，既顺应了自然界繁殖生长的需要，也使得人们能够获取足够的物资财富，有了物资的积累，人们的需求获得充分满足，常用常新。而后从事各业的民众，根据生产、生活需求，因时制宜，各取所需，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夙兴夜寐，巧妙地制造出各种器具，各项事业均得到发展，人们还可以相互间互通有无，通过商品交换、流通，通过贸易，获得利润，既满足了百姓的需求，也不需要政府干预，远近交易的物品，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易经》中讲：“君通过交换，对天地施予的财富，进行合理分配，以满足民众的需要。”“各种物资完备，物以致用，物以制器，为天下人谋取利益，这正是圣人所提倡的。”讲的就是这些道理。《管子》中说，上古时的四民（士农工商），不住在一起。士在读书的地方，相互间切磋仁的意义，工在制作的坊间，相互间探讨技艺，商在市场中买卖的场所，争论利润的盈余，农在田野间，考虑稼穑的收获，人们朝夕间从事着不同事业，不会见异思迁，也不会转移生活目标。父兄之间，不需要通过教育，自然而然地即能学会本业，兄弟之间，不需要通过费力地学习，自然而然地即能获取知识，人们安居乐业，甘其食，美其服，即使眼前有着繁华绮丽的事务，如果不是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就像戎狄骑马，吴越驾船一样，也不会见异思迁，相互间羡慕。因此人们在当时考虑问题简单，欲望单纯，谋求有节，自己得到的财物，认为已经可以满足需要，就不会再去做无谓的竞争。身居高位的君王，以德来引导民众，以礼来教化民众，民众懂得耻辱，行为有着规范约束，重视义而鄙视利。这是三代为什么可以用礼仪来教化百姓，不必采用刑罚，也能够获得天下大治的原因。

周王室衰落之后，礼法遭到破坏，诸侯国间竞相奢侈，诸侯国的国君将宫室修建得富丽堂皇，雕梁画栋，诸侯国中的大夫，修建的居室也在僭越礼制，百般装饰，士大夫的家中，可以欣赏到八佾舞，士大夫的堂前，可以欣赏到天子才能享用的《雍》歌，上下等级混乱，造成士人百姓中僭越制度的现象，层出不穷，各行各业均出现舍弃本业的行为，世代从事稼穑的农民，抛弃耕种的土地，进入商旅队伍，经商的人日益增多，粮食不足，流通的货物反而多起来了。

这种礼制衰落的迹象持续至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周王室更是礼崩乐坏，上下欺瞒，各个诸侯国间肆意妄为，自行其是，家臣士大夫专权篡位，各种欲望欲罢不能，僭越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通过商业交易，可以得到此前难以想象的东西，工匠们制造出各种繁华的奢侈物品，士人们钻营歪门邪道，以追逐时尚为荣，以谋取奢侈为务，商人们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百姓间相互羡慕虚荣，巧诈奸伪的人背弃道义，搏取名利，奸诈的人为了谋取利益，不择手段，篡权弑君的大夫，做了诸侯国的国君，谋取他人财物，积累财富的恶人，反而成了世间的英雄。礼义已经不再能约束君子，刑罚已经不足以威慑小人。富人可以用丝绸文锦装饰房屋，犬马可以食用肉粟，贫者身上的短衣盖不住肌肤，饿了只能吃糠咽菜，吃豆子，饮生水。登记在户籍上的百姓，因为家产不同，地位有别，即使做了他人的奴仆，脸上也不会再有怨恨的神情。那些玩弄权术，为非作歹的人，可以为所欲为，一辈子享受着荣华富贵；而固守正义，安分守己的人，却不得不忍饥挨饿，受寒受苦。社会风气自上而下，没有法规制度加以约束。记述这些事情发生的经过，以警示后来者，所有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在春秋时，越王勾践困守在会稽山上，采用范蠡、计然的计谋。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整修武备，知道在什么时间，需要使用什么东西，就知道了东西的价值，将需求二者关系搞清楚了，对于货物的行情，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在天旱时，准备舟楫。在水涝时，购买车辆。事先储备好物资，就能够在随后需要时获取厚利。”依此类推，事先做足准备，十年后即可以富国强兵。再以厚利激励将士，让勇敢的战士们，向强吴复仇，就能够洗刷掉会稽山上战败的耻辱。范蠡事后感叹道：“计然的计划，十个中只用了五个，越王就完成了向吴国复仇的愿望。计然的计划可以用来富国，我也可以用来富家。”于是范蠡驾起扁舟，浪迹江湖，改换姓名，此后定居在齐国，更名为鸱夷子皮，继而又来到陶邑，更名为朱公。范蠡认为，陶邑是天下的交通中心，此处建有四通八达的道路，通向各诸侯国，在此地进行货物交易，可以获取丰厚的利润，于是就留了下来。范蠡治理产业，按照货物丰歉、囤积居奇随机抛售，不与他人争利，将获利的时机把握得非常准确。范蠡挑选合适人选帮助自己理财，十九年间三次将财产积累至千金，而后又将财产分送予穷苦朋友和族中兄弟。再后来范蠡身体衰老，听任子孙们经营产业，将财产放债生息，又积累下亿万金钱。世人把善于致富的人称为陶朱公。

子贡（子赣）在孔子那里完成学业，回到故乡卫国做官，在曹国、鲁国间经商贸易，获取厚利。孔子的七十个高徒中，子贡（姓端木，名赐）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个学生颜渊，穷的只能靠一箪食、一瓢饮维持生活，住在陋巷中。子贡出门，坐着驷马车，随从车骑前呼后拥，带着丝绸锦缎钱币出使诸侯国，所到之处，国君无不热情地接待，以国宾礼招待子贡。可是孔子认为颜渊是贤者，鄙视子贡身上的铜臭气，孔子说：“颜回的学问接近圣人，但是穷困不堪。子贡不安分守己，靠着囤积居奇，谋取厚利，却每次行情都算得很准。”

白圭，东周人。在魏文侯当政时，李悝担任丞相，主张充分地挖掘地力，白圭能够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在困境中，节衣缩食，限制嗜欲，减省衣裳，与佣人僮仆同甘共苦，一旦时机成熟，白圭犹如苍鹰猛兽，蓄势待发。因此白圭说：“我经营像伊尹、吕尚执政，发力像孙吴用兵，决策像商秧变法。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勇猛不能坚决果断，仁爱不能决定取舍，强悍不能攻守兼备，即使想要向我学习，我也不会教他。”因此天下人谈到会经营，也以白圭为宗师。

猗顿靠着经营池盐起家，邯郸人郭纵靠着冶铸积累产业，他们的财富，可以与帝王相埒。

乌氏县人赢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育多了，即开始买卖，换取丝绸锦缎，再将这些丝绸锦缎贡献给夷狄首领。夷狄首领以丝绸锦缎的十倍价格，用牲畜来回报赢，赢的牲畜多得难以计数。秦始皇下诏封乌氏县人赢为君，在当时，赢可以与朝中的其他大臣们一样入宫朝请。

巴郡寡妇清，在当初，清的祖先探得一个朱砂矿穴，清的祖上独自经营朱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获利丰厚，家中财产难以计数。到了寡妇清这一代，继续守住产业，花钱保护利益，外人不敢侵犯。秦始皇封寡妇清为贞妇，对寡妇清以贵宾礼相待，还特地为清建造一座怀清台。

秦汉制度，列侯封君在封国内享受租税，封国内的百姓每年每户须缴纳二百钱。一千户的封邑，就是二十万钱，朝觐天子，诸侯间的相互馈赠，祭祀花费，均要用到这些钱。百姓中的农工商贾，每年以一万钱经营，获取的利息，有二千钱，一百万的产业，就是二十万钱，每年须向政府缴纳赋税徭役，以获取的利润来支付，除了上缴的费用，这家人可以过上丰食足衣的生活。因此说，在土地上放牧五十匹马，一百六十七头牛，二百五十只羊；沼泽中喂养二百五十头猪；水塘中放养一千石鱼；山上种植一千株樟树、楸树。在安邑地区，家里种植一千株枣树；在燕国、秦国种植一千株栗树；在蜀郡、汉中郡、江陵地区种植一千株桔树；在淮北、荥河以南，黄河、济水之间，种植一千株楸树；在陈县、阳夏县种植一千亩漆树；在齐国、鲁国种植一千亩桑麻；在渭水流域种植一千亩竹园；以及在有一万家的郡国里，在城郭附近种植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种植一千畦的姜或者韭：这家人获取的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埒。

俗话讲：“贫穷的人家要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女红不如一位临街小贩。”意思是说，经营小本生意，是穷人谋生的最佳手段。在通衢大邑每年卖一千瓮酒，卖一千缸醋或者酱，一千担的浆水，屠宰一千只猪、牛、羊，买卖一千钟谷，买卖一千车薪柴，修建总计一千丈长的船只，一千橦的木材，一万根竹竿，一百乘轺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漆好的木器，一千钧铜器，没有装饰油漆的木器、铁器，一千石的卮子、茜草，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猪羊各二千头，一百个童仆，一千斤筋角、丹沙，各种丝帛、细布三万斤，一千匹彩缎，一千石苔布、皮革，一千大斗漆，一千合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刀鱼，三万斤鮿鱼、咸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张狐皮、貂裘，一千张羔羊裘皮，一千具毡席，各种果品千种，高利贷的本钱一千贯，经纪人估计物价的贵贱，贪财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样每年获取的利润，可以与有着千户封邑的列侯相埒，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蜀郡人卓氏，祖先是赵国人，以冶铁致富。秦国吞并赵国后，卓氏被流放至蜀郡，夫妻二人推车步行。其他被流放者，有些人带着少量余财，他们将这些钱财贿赂官吏，请求安排在较近的地方，因此被安置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这块地方地狭土薄。听说岷山之下土壤肥沃，沃野千里，那里生长着一种像蹲鸱的大芋，用它来充饥，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织布，贩运来买卖，借此可以获利。”于是请求将自家流放到更遥远的地方。官吏最终将他们安置在临邛县，两人大喜，即在铁山脚下铸铁经营，经过一番筹划，将铁器卖予云南、蜀郡的百姓，以此来致富，家中拥有八百个奴仆，此后他们享受着钓鱼、射猎的生活，其快乐比得上君王。

程郑，崤山以东流放至西南地区的犯人，也是通过冶铁铸造，将铸造好的铁器卖予西南夷少数民族，其富有程度与卓氏差不多。

程氏、卓氏两家衰落之后，到了成帝、哀帝朝，成都人罗裒（póu）的家产达到亿万。当初，罗裒在京师做生意，随身只携带有不到一百万钱，罗裒为平陵县人石氏掌管钱财。罗裒做事强悍。石氏的财产不如平陵县人如氏、直氏，石氏很信任罗裒，将大笔资金交予罗裒支配，罗裒于是在巴郡、蜀郡间来往，几年间财产达到一千余万。罗裒拿出其中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定陵侯淳于长，而后依靠他们的权势，在郡国间发放高利贷，没有人敢欺负他们。又包揽盐井买卖，从中牟利，一年内获取的利润，竟然能够翻番，从中大发横财。

宛县人孔氏，其祖先是魏国（梁国）人，以冶铁为业。在秦国灭亡魏国后，将孔氏流放至南阳郡，孔氏在当地经营冶铸业，又帮助修建当地的水田灌溉系统，为此而致富。孔氏每次出行，车骑前呼后拥，孔氏在诸侯国间行走，通过经商买卖货物，获取暴利，有游闲公子的名声。可是由于孔氏致富的方法很多，超过了那些辎铢必较的商贩，家产累计达数千金，南阳郡的行商均愿意学习孔氏，做事情雍容大度，从容不迫。

鲁国人的民风民俗是节俭，而且吝啬，丙氏更是与众不同。丙氏也是从冶铁起家，家产多达亿万。可是自家父子兄弟间还要订立契约，一举一动，均要获利，俯有拾，仰有取，发放高利贷，行商遍布郡国。邹、鲁一带的人，羡慕丙氏家族致富，很多人放弃文学，而学习经商谋利。

齐国风俗轻视奴仆，而刀閒却是反其道而行之，重视奴仆。尤其是狡黠难驯的奴仆，别人难以管理的奴仆，刀閒即收留下来，让他们负责渔盐买卖，从中牟取暴利。其中有些奴仆，出门车骑成队，在郡国间与郡太守、诸侯国相来往，越是这样的奴仆，刀閒越是信任，在这些奴仆的协助下，刀閒获利数千万。有人甚至说：“宁可不要爵位，不能离开刀閒。”意思是说刀閒可以让豪奴致富，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刀閒卖力。刀閒衰落之后，到了成帝、哀帝朝，临淄县有一位伟姓商人，财产达到五千万。

周人本来就节俭，而且吝啬，师史更是一毛不拔，师史以百辆车辆牟利，在郡国间往来经商，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国、秦国、楚国、赵国中间，富家相互夸耀自己在外地经商的经历，路过家乡，甚至不进家门。师史就利用这些人，很快发财致富，家中财产达到亿万。

师史衰落之后，到了成帝、哀帝、王莽年间，洛阳人张长叔、薛子仲也经商，通过经商，家中的财产累计达亿万。王莽将他们任命为纳言士，想效法武帝朝任用桑弘羊等商贾做官，发展经济的做法，可是大都没有发挥作用。

宣曲县人任氏，他的先祖曾经担任过督道的粮仓官吏。秦朝败亡后，各地豪杰都在争夺金玉珠宝，只有任氏在当时考虑窖藏整仓的粟米。楚汉两国在荥阳对峙期间，百姓不能耕种稼穑，米每石卖到一万钱，地方豪杰家中的金玉珠宝只好拿来换取任氏的粮食，任氏因此而大发横财。富人有了钱就奢侈，而任氏却能够节俭度日，努力经营农田畜牧。别人在此时争购便宜的货物，任氏却偏要买价高质量好的货物，他们家族的富有，传承了几代。任氏家族有一个公约，不是自家田里产的不吃，不是自己饲养的牲畜不食，公家的事情没有办完，不能够饮酒食肉。并以此成为乡里的表率，尽管富有，仍然得到皇上的尊重。

国家开发边疆地区，只有桥桃饲养的马匹达到上千匹，牛是马的两倍，羊有一万只，粟米有上万钟。

吴楚七国叛乱，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着大军东出函谷关平叛，于是向放债的高利贷商人借钱，以资在军旅中使用。发放高利贷的商人认为崤山以东的战事胜败难以预料，不肯借贷。只有毋盐氏愿意借钱，拿出上千的金子贷予他们，收取十倍的利息。三个月后，朝廷平定吴楚叛乱。一年之中，毋盐氏赚取了十倍的利息钱，从此在关中成为富豪。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抵以田氏家族为主，田墙、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县人杜氏，均为家产亿万的富豪。前面的富有者衰落后，到了元帝、成帝朝，而后在王莽年间，京师的富人杜陵县人樊嘉，茂陵县人挚网，平陵县人如氏、直氏，长安县人卖丹药的王君房，卖鼓的樊少翁、王孙（字大卿），均为天下有名的富豪。樊嘉的家产有五千万，其余的均在亿万以上。王孙卿以家财养士，与社会上的豪杰交往，王莽将王孙卿任命为京司市师，就是西汉的东市令。

以上这些人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富豪。其余郡国中的富人兼营谋利，他们贷赂公行，勾结官府，在乡里一言九鼎，其人数多得不可胜数。秦杨以霸占田产，雇用农民而富甲一州，翁伯以贩卖油脂而权倾县邑，张氏以买卖食酱而生活奢靡，质氏以磨制刀具而钟鸣鼎食，浊氏以贩卖牛羊杂碎而车骑前呼后拥，张里以兽医治病而享尽富贵，他们生活的富有，全部超越了礼制的规定。由于他们是专营，在一个领域里处于垄断地位，从一点点的赢利，开始积累，逐步发展壮大。还有蜀郡的卓氏，宛县的孔氏，齐国的刀閒，他们公然占据着国家的山川，获取暴利，将铜、铁、鱼、盐占为私有，操纵市场上的买卖，运筹帷幄，上可以与诸侯王争利，下则控制平民百姓的生活必须，已经触犯了国家法令，加上生活奢侈，僭越制度。还有一些人靠着盗墓发财，聚众赌博，作奸犯科，最终成为富人，像曲叔、稽发、雍乐成之辈，这些人混迹在平民百姓中，伤风败俗，是国家大乱时的隐患。